文｜王学斌
袁世凯得以参与练兵大计，可不是仅仅是讨了太后、皇帝欢心这般简单。仔细梳理，可谓得天时、地利与人和于一体，得其所愿，更如他人所愿。
所谓天时，便是甲午后的军事残局。彼时朝野诸人笔下的巨大“槽点”，即湘淮兵勇不可恃，他们“万不可用也，宿将久经凋谢，继起者非亲戚，即其子弟，均未经战阵之人。皆以贿成，扣饷早怀积怨，况功名已成，习气已成，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于此大背景下，清廷改制督办军务处，先负责裁撤湘淮兵勇、编练新军，后徐图国防建设、军工企业乃至交通配套等相关规划、产业的发展。按照学者马忠文先生的考察，“督办处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原属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部分职能，扮演了统筹新政的特殊角色”。而总其成者，正是此际得宠的大臣荣禄。荣禄掌控军务，其实隐然秉承以满洲亲贵扭转平定太平天国以来汉族督抚把持军政的现状，实现重新收拢军权的意图。这势必会引发央地关系、政治局势的微妙变化。然而，数来数去，能够担当替朝廷练兵之辈，满蒙宗亲中却始终不得人选，所以清廷到头来还是要依仗汉人来创建新军，前有胡燏棻，后便是袁世凯。
正在德国克虏伯的射击场演练装卸炮弹的中国留学生
谈到地利，可分两头讲起，一是袁世凯之阅历，二是袁世凯之处境。对于军事，袁氏并不陌生，且自小“尤好读兵书，乃昼习词章，夜究兵书”，具有一定的天赋。驻扎朝鲜期间，袁世凯在大大小小多次政治风波中锤炼了个人的实战与应变能力，王伯恭在其《蜷庐随笔》中写道：“其为朝鲜练兵，则以战事之后，朝鲜人仍以刀架对敌，慰亭（袁世凯字）讽国王以讲求武备。于是王以五百人属其督练。慰亭欣然受命，延一王姓，新自德国归国为之教习，终日在大院中排班进退……教练甫半月，慰亭请国王及吴帅（吴长庆）阅练，居然可观。国王大悦。吴帅赏战衣人各一袭，于是慰亭有能军名，国王且咨合肥（李鸿章），请其才可独当一面云。”这种独当一面与临阵对敌的丰富经历，恐怕是国内很多高级将领都未必具备的。然而，昔年在朝鲜风光无限的袁世凯，终因甲午战事失去了驰骋的平台。所以他潜回国内，四处奔走，谋求新的机会。他的交际能力让人不得不叹服，很快袁世凯便与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熟络起来，另外他又接通天线，比如时任督办军务大臣的翁同龢，初见小袁，颇感其“开展而欠诚实”。顶不住袁世凯三天两头串门汇报，翁师傅很快就改变了观点，认为他“家世将才、娴习兵略”，“此人不滑，可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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