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不禁要問，那些名傳千古的文豪與藝術家們，他們生前是如何審視自己的生活，看待自己的一生的？那無法企及的成就，不可匹敵的智慧，那些令我們心生豔羨的名譽地位，令人神往的傳奇經歷，跌宕起伏的歲月，在他們眼中究竟是充實快慰的，抑或是悲痛自悔的？每個人都會有他自己的答案，每個人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階段也總會有不同的感慨吧？
李清照，大眾眼中最有名的古代才女，文學家眼中中國古代成就最高的詩人之一，學術界第一個將詞提升至理論高度的詞論家。除此外，她還是金石學家，散文家、博弈高手、名門閨秀、失節婦人，這些都曾是她人生中的某一個標籤，有的被人稱道，有的被人詬病，有的已有定論，有的則存在爭議。無論如何，以李清照留存下來的全部作品來看，她的個人成就足以匹敵中國古代所有知識女性的總和。
然而，李清照並不知道這些。她對自己的一生，也許另有斟酌。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人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這首膾炙人口的《如夢令》歷來被世人公認為李清照少女時光的寫照。風華正茂的少女在野外玩耍，興盡方知歸家，是何等的嬌憨恣意。不小心闖入藕花深處，急著划船，驚起一群飛鳥，生動傳神的文字勾勒出一幅活潑的畫面，畫面中一定有一顆活潑的少女心。的確，李清照的青春回憶裡充滿了爛漫的生趣，但倘若她的父親不是李格非，也許她只不過是一名被嫌棄的孤兒。
李格非何許人也？《宋史》第二百零三卷《文苑》中為他留下了幾段文字，稱他自幼便“俊警異甚”，“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當然他最有名的代表作是《洛陽名園記》，《宋史》如此推崇此文是因為他理論性地預見了北宋洛陽城的淪陷。可見，李格非是一位飽讀詩書、著作等身的大學者、大文士。李格非先後結過兩次婚，妻子都姓王，亦都是知識女性。第一任妻子乃元豐宰相王珪之女，她是李清照的生母，但不幸的是，李清照兩歲時王氏亡故，李清照還不通人世便失去了母親。同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繼位，重新啟用司馬光、蘇軾等人。作為“蘇門後四學士”之一的李格非也得到啟用，於第二年進京供職，而李清照卻被留在故鄉跟隨伯父一家生活，直到六歲才回到父親身邊。
許多有類似遭遇的人都有著失落的童年，李清照的童年是否失落，我們不得而知。雖然六歲時終於回到父親身邊，但繼母王氏於她八歲時來到李家並生下弟弟李迒，喪母、寄養、後媽、異母弟，對於一個女孩來說，人間的不幸元素皆已齊備，即便是今天，又有多少女子能夠幸福成長？
李清照有一個好父親。
宋史對繼母王氏的記載是“亦善文”，想見是與李格非精神氣質相通的。李格非續娶王氏，除了考慮到門戶之外，也一定為女兒的成長和教育做了考量。父親固然疼愛女兒，但一個女孩的成長中最重要的人還是母親。童年的李清照還不能選擇自己的人生，愛護她的父親則用心地為她選擇了一位優秀可靠的監護人。王氏來到李家後的生活未見於史料和李清照的個人回憶，但從李清照晚年所著的《金石錄後序》中可以猜測她與異母弟李迒的關係不算疏遠，在人生危難時刻，他曾是喪夫無子的李清照的一個支撐。由此推斷，李清照與繼母的關係應該不壞，而從她對少女時代的回憶和一生所取得的個人成就來看，繼母也盡到了照顧和教育女兒的責任。
李格非的主要著作都是在李清照回到自己身邊後完成的。他對文章的要求極高，《宋史》謂其“苦心工於詞章，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他對著文有獨到精闢的見解：“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有這樣的父親作為治學著述的標杆，又有知書達理的繼母悉心照料，李清照的才學突飛猛進，十四歲時受到父親的肯定和讚許，並得到其友人的高度評價：“中郎有女堪傳業。”在古代，傳業是男子事，父親並未因她是女孩便疏於教導，諄諄教誨中自然傾注了心血和期盼。想必朋友也定是從他的言談中體味到了他的良苦用心，才有如此誇讚。
及笄之年的李清照不但已有質量較高的詩詞作品，且因父親的關係得以受到前輩名家的指點。根據考證，以“綠肥紅瘦”四字而令無數人折腰的《如夢令·詠海棠》就創作於出嫁前的少女時期。此時的詞作，格調清婉，用詞奇絕，想象力超群，已可比肩於名家。而在我看來，她此時最震撼人心的應該是她的詩作。
李清照以詞聞名，詩作留存不多，最有名的當屬《夏日絕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已成為千古警句，而“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又嘆煞多少讀書人。李清照的詩作史韻甚濃，思辨力強，以古鑑今中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感悟，這在她少女時的兩首長詩中已可窺見。“蘇門四學士”中的張耒和晁補之都與李格非交往友善，後者亦與李清照結為亦師亦友的忘年交，而張耒的一首詩則直接激發了李清照的創作熱情，寫下了《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二首》。《浯溪中興頌》即《大唐中興頌》，是唐肅宗時期刻於浯溪石崖上的碑文，說的是唐肅宗平定安史之亂、中興大唐的史實。張耒曾賦詩《讀中興頌碑》，流傳頗廣，引名流唱和無數。李清照在當時是晚輩，身份不過閨閣女子，卻不甘示弱，和詩兩首，大膽表達了自己的見解，雖不脫青年人的激憤之情，卻也表現了她對歷史的思索和對當世的警醒。
兩首詩結構相似，均從唐玄宗的荒淫無道開篇，結尾諷刺中興頌碑文的自作聰明。其一的開篇之句“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氣勢頗足，極具青年人的銳氣。在歷數了唐玄宗的種種荒淫後，道出“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銘德真陋哉，乃令鬼神磨山崖”四句，對中興頌碑文道出不以為然之態度。在詩末又提出自己的看法：“夏商有鑑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意即歷史的教訓已然寫滿史書，足以警示今人，區區中興頌碑文似有替唐肅宗歌功頌德之意，怎堪與夏商之教訓，史冊之記載相比擬？如若唐玄宗生前能夠以史為鑑，恐怕肅宗也不必勞煩刻下這一篇碑文了。結尾更語出尖銳：“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張說和姚崇均為唐玄宗時的名相，但據記載兩人“釁隙甚深”，姚崇臨死前還算計了張說，令張說痛悔不已，故有“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之語（《明皇雜錄》）。或許，李清照藉此典故來暗諷當朝愈演愈烈的黨爭，提出自己對朝局的憂慮和深思。全詩固然有失沉穩，卻難得十幾歲年紀便有如此洞察力，令人欽佩。
宋徽宗靖國建中元年，十八歲的李清照與吏部侍郎趙挺之之子趙明誠結婚，走入了那段令世人稱道豔羨的婚姻。結婚時，趙明誠二十一歲，做太學生，正是風華正茂之時。這一年，黨爭出現了緩和的假象，趙李兩家未成仇人而先做了親家。風雲未起，門當戶對，學識相當，此時的李清照當是快樂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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