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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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之道：國術
馬笑泉
中國傳統武術似乎與道教的內丹修煉有相通之處，都關注精、氣、神的培養和轉化。武術界的傑出人物大抵也認同“由技入道”的路徑。但與道教或偏命，或偏性，但都不離性命雙修的宗旨不同的是，國術在實際修煉過程中，只談命，不談性。這並非是對心性的藐視，而是國術強調身體的實證，所謂“身體悟了才是真的悟了”（徐皓峰《逝去的武林》）。撇開身體空談心性是一切實誠的國術家們所警惕和排斥的，他們甚至也不贊同混用道教的修煉方法。當代形意拳名家李文彬說：“若想練好形意拳，找到真勁，什麼‘五氣朝元’‘三華聚頂’都不用去考慮，只要按拳法要求務實地去練就行。要講行氣，也不用那麼麻煩，只要能‘氣以直養’，平素練拳不走周天，經絡也照樣通暢。”李文彬的師傅、形意拳宗匠尚雲祥儘管被同行稱為“鐵腳佛”，甚至受到了另一個名氣更大、酷愛創拳的同行在著作中恭維：“再加向上工夫，煉神還虛，打破虛空脫出真身，永久不壞，所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進於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之境矣。近日深得其理者，吾友尚雲祥其庶幾乎”，但一生不做玄虛語，他的門下也沒有一個將國術弄成了“武術玄學”。不過據韓伯言、李仲軒等尚門弟子回憶，尚雲祥面相如佛，心性修為很高，這是“身體悟了”的自然結果。也就是說，尚雲祥並非拒絕“與道合真”，他只是拒絕離開身體來談論“道”。當代八極拳高手黃劍明說：“功離己體，無物可求。”同樣的思路，道離己體，更不可求。無論是道，還是功，都要從這個身體中去求。“脫胎換骨”，也是這個身體。至於道教所追求的修煉元神、顯化嬰兒，為恪守本分的國術家所不論。
1929年（民國十八年）6月12日，杭州國術遊藝大會。浙江省國術館歡宴國術名家之攝影。
照片中有李景林，孫祿堂、褚民誼，劉崇峻、楊澄甫、杜心武、吳鑑泉、劉百川、蔣馨山、張兆東、王淵生、張紹賢、劉協生、王宇僧、蔣桂枝、高風嶺、尚雲祥、張秀林、鄧雲峰、馬玉堂、許禹生、韓化臣、黃柏年、劉彩臣、楊季子、王茂齊、劉恩壽、吳恩候、金佳福等. 還有孫存周、高振東、左振英、佟忠義、劉高升、田兆麟、褚桂亭、李星階、肖品山、李書文、葉大密、陳微明、劉丕顯、任鶴山、湯鵬超、姚馥春、萬籟聲、李麗久、張思慶、耿霞光、朱霞天、朱邵英、李子楊、傅劍秋、候秉瑞、韓其昌、趙道新、武匯川、程有功、竇來庚、諶祖安、楊明齊、朱國福、施一峰、劉善青、任虎臣、陳明證等人。
國術如此重視身體，也必須從身體開始。它的一切經驗和技法都來自對身體的探索。儘管從明清到民國，無論是太極的王宗嶽、八卦的程廷華，還是形意的薛顛，在著作中均喜援引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良能這些中國傳統哲學術語以釋拳，彷彿國術的理論基礎就是中國古代哲學。實則國術並非預先存在一套理論基礎，再從中衍生出具體技法，而是在生成中自行產生了許多獨特認知，但國術家們並沒有獨立的話語體系來表達，便從道家、儒家、佛家學說中借用了一些詞語。這些詞語某種程度上幫助他們順暢地進行表達和推廣，尤其是對於文化程度高的精英階層無疑產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它也會造成對國術的誤讀和遮蔽，為某些人將國術發展成一種“武術玄學”提供了路徑。國術探討身體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身體與世界其他存在物的關係，但這種探討是在動作和感受中進行的。它會產生一種認識論，卻是基於身體操練的認識論，而非頭腦中從概念到概念的演繹。
國術家們很早就體認到身體是一種自足的存在，所謂“本自具足”。但佛家使用這個概念更多的是在精神層面，而令國術家們著迷的則是身體的整全性。但這種整全性是需要艱苦而恰當的訓練才能呈現和保持的。如何呈現和保持，是國術兩大陣營的分野所在。
一大陣營選擇通過外物來激發、顯示這種整全性。他們藉助沙子、木頭、竹子、磚頭、石頭、成疊的紙，還有各種配方保密的藥水，來磨礪筋骨和招式。但將這一陣營統稱為“外家”，則未免抹殺了他們的探索性和多樣性。他們也講究“練氣”，在外物和所謂“內氣”的砥礪中發展出了“桶子功”“鐵布衫”一類駭人的功夫，但這類功夫往往呈現出一種靜態的、被動的形態，而在真實搏鬥中，站立不動等著對方拳腳加身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其實際效果與義和團的神拳戰士口唸咒語等著洋槍打來相差無幾。還有一些動態的功夫也同樣駭人，甚至是局部有效的，比如“鐵砂掌”“鷹爪功”。局部有效是指這方面的名家確實可以劈斷青磚、捏碎厚皮核桃，但在實際搏鬥中，只要是訓練有素的對手，沒有誰會把身體送上來讓對方恰到好處地劈個正著或者捏到要害，而身體也不是青磚和核桃，而是高度靈活且富有彈性的。過分注重局部的鍛鍊，反而會損害身體的整全性，實戰中將給對方可乘之機。在1929年的杭州國術遊藝大會上，奪冠熱門人選鐵砂掌名家劉高升被曹晏海擊敗，就是一個生動有力的例證。那種專練一條腿或者兩根指頭就能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情形，只能出現在武俠小說中。
另一大陣營在更高的層面上把握住了身體的整全性。他們不僅體認到了單個身體具有不可思議的能量，而且在實戰中自我和作為對手的他者也可以成為一個整體，他者的能量可轉化為自我的能量，只要運用得當，在這個整體中他者能成為可以自如操縱的部分。當他者不能自主時，其能量便由我來主宰。所謂以彼之力加我之力還諸彼身，最高明的國術家還能做到以我之小力加彼之大力還諸彼身。這種境界被稱為：“四兩撥千斤”。有人認為，這是利用了力學中的槓桿原理。從方法論的層面來看，這一判斷是成立的。但是，“四兩撥千斤”這一說法也誤導了無數迷信“內家”之說的初學者，他們以為，只要學會了這種技巧，就能以小搏大，以弱勝強。而實際上，能夠施展“四兩撥千斤”的國術家，本身勁力就得大得驚人，他們不過是擁有“千斤”之力而在某些時刻只用“四兩”而已。“四兩”可撥“千斤”，但這“四兩”背後蘊藏著隨時可以追加的驚人能量。只要有實戰經驗的人都會明白，技巧若無功力做支撐，便是紙糊的架子，一打就散。而所謂技巧，只是為了發勁的有效而產生。舍功力而談技巧，只能陷入自欺欺人的泥潭。任何貨真價實的國術家，都把“功夫上身”作為第一要務。身上有沒有功夫，或者用更通俗的說法——有沒有東西，在行家那裡，是一伸手便能知個大概。楊澄甫幼承家學，卻不肯下苦功，雖然楊式太極拳一招一式皆爛熟於胸，實際功力卻很淺，雖不能說是紙糊的架子，但也只能算是好看的瓷器。作為“楊無敵”楊露禪的嫡孫，這座“瓷器”也受人追捧，二十九歲便在北京中山公園設立拳場，從者如雲。楊澄甫終究是見識過真功夫的人，有自知之明，只教招式，跟當今許多以“武”謀生的套路名家並無二致。一旦涉及到需要發勁打人的功夫，學徒們必須前往楊府拳場，在師祖楊健候的看顧下學習。楊健候是一代高手，為人精細，在他的妥當佈置下，楊澄甫倒也沒有出過紕漏。楊健候臨終時，擔憂楊澄甫以後無人撐持，在高手面前墮了楊家威名，以致老淚縱橫，倀倀而去。楊澄甫痛定思痛，閉門六年，專練找勁發勁，四十歲時方出關，此後由北至南，廣開法門，成為太極門中的“廣大教化主”。楊澄甫成長蛻變的過程，是一個國術家從外在的虛文浮套逐步深入自己身體內部的生動寫照。國術家們無須閱讀《孟子》，便能走上“反求諸己”的路徑，這條路徑通向國術的核心。
楊澄甫《太極拳體用全書》拳照。
經過許多代人的摸索和傳承，最晚至清末，國術的核心練習模式便已成型。許多拳種的頂級高手都形成了清晰的認知：要想在搏鬥中及時爆發出至剛至猛的整體能量，必須將身體練得大松大軟。這種讓國術圍觀者和普通習練者難以理解的悖論含有辯證法的因子，是一代又一代的拳師們通過身體的實證緩慢得來，當中含有大量的汗水、淚水和鮮血。但就算付出了汗水、淚水和鮮血，還是有許多拳師錯過了這條路徑，他們堅持認為自己的失敗只是因為沒有把身體練得更硬更緊。這兩種路徑的交錯而過，造成了國術的分裂。如果非要用內家和外家對國術進行區分，以此為標準，算是最為靠譜，儘管仍然不是那麼清晰和界限分明。比如被視為外家拳代表的少林派，當中的心意卻是在鬆柔中求功夫。又如南拳也被目為外家拳，但當中的詠春拳卻又體現出對身體整全性的追求。面對這種曖昧難明的狀況，黃劍明提出：拳無南北之分，更無內外之別。這是通家才有的見識，單刀直入、直抵核心。
國術的核心就是找勁和發勁。勁是力的最大整體化，即所謂整力。許多國術家都認為，找勁的不二法門是站樁。形意拳有“萬法皆出三體式”之說；八極拳的沉墜勁、十字勁皆須從站樁中求得。大成拳的創拳者王薌齋是這一法門最徹底的實施者。他對國術最大的貢獻，也是爭議最多的地方，就是堅決摒棄了套路，專尚站樁和實做。這等於把傳統的“練法、打法、演法”縮減為“練法、打法”。實則演法（套路）中也包含了練法和打法，但只有極少數根器穎利的人才能悟到，更多人則在漫無邊際的套路練習中耗費時日，最好的結果是練得身體強健，捱打時可以多支撐一陣。演法在各個時期都大行其道，背後有利益的驅動，也有更深遠的考慮。它可以大幅度延長拳師授課的時間，增加他們的收入，同時也能讓拳師有時間從容考察徒弟的品性和根骨，以便決定哪些人只能學到花架子，哪些人可以傳授給他們練法和打法。後一部分永遠是少數，他們通常被稱為入室弟子。儘管王薌齋立意高遠，門戶開闊，而且矢志不移，但有資格稱為他入室弟子的也是寥寥無幾。因為國術比任何一門技藝都講究“身授”，無法流程化操作和模式化發展。以楊露蟬天資之高，在偷拳（也就是“瞟學”）三年後，也要正式拜在陳長興門下，才能得其堂奧。練法涉及到每具身體的不斷調整。每個人的身體千差萬別，最後能不能出功夫，功夫能不能實現個體的最大化，不但取決於師傅的水平和徒弟的資質，還取決於師徒之間的信任程度。只有對師傅信服到死心塌地的人才能嚴格遵循教導，細細體味松肩墜肘、內撐外裹的甚深滋味，而對那些學了三月半載就在外頭掄胳膊動腿抖威風的好漢行徑無動於衷。
站樁確實能最大限度地體現身體的整全性，它使身體的每個部分都處在將發未發的狀態，而在整體上保持中和之態。其單純的姿勢蘊涵著許多細微的要求。如何達到這些要求，很多時候言傳不能奏效。在適當的時機，師傅會允許徒弟觸摸自己身體的某些部位，以此來告訴他是這樣而非那樣。苦練深思卻不得的弟子一觸之下，往往會恍然大悟，這就是所謂的“捅破窗戶紙”。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凡不可說者皆須沉默”，在國術家這裡遭遇到了事實上的反駁——身體可以突破言語的界限，傳達出最重要、最關鍵的“不可說者”。而師徒之間那種甚至比血緣還牢固的關係也是在這種傳授中一點一滴形成的。
對於不能得其滋味的練習者，站樁無異於一種枯燥的苦行。這道鐵門檻把許多意志力薄弱、缺乏耐心和悟性的練習者擋在國術的大堂之外。而一旦跨過這道門檻，能夠“站進去”了，樁功“靜中動”的妙處就會如花瓣一層一層打開，身體逐步出現許多不可思議的變化。這種變化過程是精微而漫長的，如同烹飪一道名菜，任何一點火候未到或火候過了，都會導致不可彌補的遺憾。在最高的“烹飪”效果中，全身肌肉的放鬆程度能夠達到彷彿是掛在骨頭上一樣，而骨頭的密度會大幅度提升，所謂“鐵樹掛寶衣”，就是對這一高深境界簡潔而生動的描寫。身體的敏感度也會提升到近乎誇張的地步，拳經中對此境界的描寫同樣是富有詩意的：“一羽不能加，蠅蟲不能落。”但這種敏感並不意味著國術家對身體的追求是像羽毛或蠅蟲的翅膀那樣輕盈，相反，通過長期的站樁練習，身體會日益沉穩充實，彷彿與大地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聯繫，這種實效被稱為“根勁”。一旦獲得了“根勁”，就是功夫上身了，這時就可進入發勁的階段。
站樁無疑是通往勁的康莊大道，但也不乏未經站樁就成就了的例子。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根據李仲軒的回憶，儘管尚雲祥教授弟子都是從站樁開始，他自己卻是不站樁也成就了。他的師傅，清末大拳師“單刀”李存義也是走的這條路徑。與他同時代的另一位頂級國術家，八極拳的“神槍”李書文，在其門人的回憶中也很少看到苦練站樁的行跡。“自然門”和太極拳這南北兩大以勁的吞吐轉化靈活著稱的拳種，也都更傾向於在動態化更為明顯的練習中找勁。事實上，無論是八極、形意還是太極，都有同樣一種藉助外物來找勁的重要法門，就是練大杆子。大杆子長度在一丈左右，重逾四斤，採用整株的白臘木製成，富有彈性和韌性。在練習中首先要學會以脊椎之力將杆子抖動起來，形成共振。然後要學會利用杆子的勁帶動身體出招。最後達到人杆合一的地步。這雖然是藉助外物，卻是不擊打、破壞它，而是將他者化入自身，同樣是求得整全性。在這種強度更大的整全性追求中，不但可以找到勁，而且事實上也練習了發勁。當年楊澄甫閉關六年，主要就是通過練大杆子來找勁和發勁。尚雲祥平生有三大絕技：大杆子、丹田腹打和半步崩拳，他的勁多半是在大杆子上成就的。神槍李書文更是在大杆子上下了一生的苦功。大杆子者，就是卸下了頭的大槍。通過大杆子來練勁，被稱為“槍勁入拳”，實際上還是身體的勁，只不過包含了發勁。清朝和民國時代北方的拳師開場授徒，別的兵器可以不擺，但拳場上定要立一根大杆子，是為“戳杆授徒”。這表明如果不通曉大杆子的練習法門，是沒有資格傳藝的。而站樁對脊椎的要求和重心的掌控，與騎馬並無二致。鑑於國術的大興始於明末清初之際，有人推斷這是因為明朝許多將士被迫放下武器、遁入民間後，將戰場上的技藝化入拳術，引導國術產生質的飛躍。還有人認為，形意就是槍法，八卦就是雙刀。黃劍明曾言，太極真正打人的是“老三捶”，似乎與錘這種兵器有關係。這些判斷雖然是建立在不完全事實之上，但國術與冷兵器時代沙場戰技之間的關係，確實值得深入探討。
李存義(1847年～1921年)
除了站樁和大杆子外，活步樁也是找勁的一個重要法門。各大拳種的活步樁千差萬別，但不外乎在步伐和身形的變換中喚醒身體的良能。活步樁的好處是能夠避免站樁的枯燥，而且更接近於實戰狀態。“自然門”以走矮襠步配合內外圈手作為基礎，是練習該派武功必須闖過的關口。李書文為了學拳而往返南良、羅疃兩地之間時，不是抖大杆子就是走活步樁。尚雲祥在日常生活中一有機會就溜雞步、走槐蟲步。李、尚二人，還有自然門第三代傳人萬籟聲，都屬於外向戰鬥型的高手。他們皆活潑好動，天性中蘊涵著強烈的攻擊性，而這種練習方式符合他們的天性，也引導他們的天性往良性方向發展。活步樁不僅能找到勁，而且包含了近身的技巧。近身和發勁，乃是國術中“打法”的兩大關竅。
2013年8月3日，各大門派掌門齊聚新疆特克斯縣的“天山武林大會”，引發輿論爭議。這之前有閆芳太極拳隔空打人，之後有徐曉冬挑戰傳統武術等事件引發公眾討論。
按照一般的描敘，勁分為明勁、暗勁和化勁。但在實戰中，有些號稱擁有了暗勁和化勁的拳師卻被打得頭破血流。而那些通過實戰成名的國術家則很少強調三者的區別。尚雲祥晚年曾對其關門弟子李文彬說：我要是還有三十年陽壽，就再打它三十年剛勁（明勁）。李書文在動手時展示出的全是明勁，對手捱上非死即重傷。太極在練習時講究鬆柔，但門中高手與人性命相搏時，往往就是幾下狠捶，直接、暴烈，它的鞭手在實戰中施展開來也是剛猛之極。這讓人不得不質疑暗勁和化勁是否存在，或者是比明勁更高階的勁。實則勁只有一種，都是在瞬間爆發的整力。明勁、暗勁和化勁只是在描述它們不同的表現形態。中長距離上步打人的全是明勁，在和緩狀態中肌膚幾乎相挨時突然發動的是暗勁，在無意識狀態中一沾即發的屬於化勁。明勁到了什麼程度，暗勁和化勁也會到什麼程度。凡是自稱擁有暗勁和化勁卻千方百計逃避實戰的角色，都是功夫經不起追究的“套路家”，他們為武林的和諧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去僵求柔中將身體練得大松大軟，是為化剛為柔。在大松大軟中求得靈活自如的閃避起落和剛猛暴烈的發勁，是為柔極生剛。國術在這松與緊、柔與剛的精妙轉換中體現出了身體的辯證法。它還有力地證明了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命題。國術家們很早就認識到整力的獲得與身體的脊椎骨有密切關係。經過數代人的摸索，他們探明勁的生成和施用都是以脊椎骨為中心。這條骨被尊稱為龍骨。龍的變化千姿百態，發勁的方法也多種多樣，但皆萬變不離其宗。將功夫與招式截然區分開來，違背了國術體用不二的根本特性。勁未發時為體，已發時為用。用時隨機變化，自有招式。而將招式固定下來，讓後學者孜孜以求，則為捨本逐末，偏離正道遠矣。自然門從來就是講功不講招，而在搏鬥過程中自然生出千招萬式，門中兩代龍象杜心武、萬籟聲皆是橫掃天下的實戰型高手。李書文授徒，也是不重套路，以至於其關門弟子劉雲樵一度懷疑師傅藏私。李書文的過繼子李萼堂，在其晚年弟子黃劍明面前，甚至否定了“小手”（單招）的實戰功用，只教站樁和發勁。王薌齋更是將這種做法完全明朗化，不但宣之於口，而且筆之於書。有人認為李小龍離經叛道，實則他所創立的截拳道，正是要將練習者從套路的束縛中解救出來，跟李書文、杜心武、尚雲祥、李萼堂、王薌齋、萬籟聲這些高手一脈相承。只是李小龍在練習中過多地依賴外物，甚至不惜以電流來刺激肌肉，嚴重破壞了身體的整全性。但即使不用電流刺激肌肉，他生命後期種種衰竭的跡象仍不可避免。李小龍視野開闊，天才橫溢，也是真懂國術，他的三大絕技“寸勁拳、李三腿、雙節棍”中的“寸勁拳”便是基於國術的發勁方法。但他沒有得到斂勁入骨的傳授，練而不養，功夫出得太早，體內能量沒有形成良性循環，放而不收，往而不復，雖然飲用大量滋補品，但後期頻頻出現暈厥、乏力等症狀，心志也受到嚴重影響，變得焦躁、沮喪、缺乏自信，以致迴避香港拳擊冠軍劉大川的挑戰。而正宗的國術家，即便是進入晚年，就算髮勁不復如壯年時迅猛，也是神完氣足、反應靈敏、心志堅毅，否則便是走偏了。
形意拳家閻道生（1884-1962）能武能文，書畫也是一絕。
國術有如此長效，關鍵在於對“出功夫”的把握。功夫不能出來得太早，要與身體的承受力同步成長，否則便會傷身。據平江不肖生言，霍元甲英年早逝即與他手上功夫出來得太早而身體承受能力不足有關。李小龍則是晚近的顯例。功夫重練，更重養，講究慢工出細活，各方面均衡有序發展。譬如熬製中藥，藥性能否完全出來，產生長效，在於時間，在於火候，在於“文火”和“武火”的交替使用。國術築基之時，純用“文火”，薛顛所言“樁功慢練入道”即是此意。至於什麼時候用“武火”，需要師傅根據徒弟身體的變化來決定。這也是國術必須“身授”而無法從“秘籍”中學習的重要原因。國術和中醫一樣，皆是難以大面積推廣的，強行為之，只能導致庸手遍地。高手皆是在另一位高手長期指導和訓練下產生的。嚴肅認真的名家收徒，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此人能否有充足的時間追隨自己。韓伯言當年因事必須回鄉，尚雲祥遂有中道而廢之嘆。在他眼中，韓伯言是能出大功夫的徒弟，但出大功夫的進程無法壓縮，所以韓伯言只能止於“中成”，無法成為郭雲深、李存義和尚雲祥這樣宗匠級的人物。李小龍當年過早地離開葉問，是他個人的重大損失，也是國術的重大損失。李小龍通曉西方哲學、中國道家和禪宗學說，“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屬於理念正確。但在功夫這一範疇內，再正確的理念，必須以身體來逐步、完整地呈現。小龍已矣，國術尚存。即便是經過“套路大躍進”的摧殘後又陷入商業狂潮的裹挾中，仍有人在體用不二、道術合一的正路上從容、淡定、穩健地行走著。就算沒有獎金、沒有榮譽，能夠將身體一層一層打開，精神飽滿，感覺敏銳，無憂無懼，臨危不亂，並將這種狀態保持至生命的終結，亦是一種最大的成就。
馬笑泉，作家，現居長沙。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迷城》《銀行檔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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