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二年（前155年），御史大夫晁错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景帝召集群臣讨论。晁错曾任太子家令，在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把晁错当成可以倚重的智囊。景帝即位后，晁错更受宠信，景帝对他言听计从，故而朝堂之上多群臣附和削藩，只有窦婴一人反对。于是景帝下诏：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景帝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吴楚等七国就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联兵反叛，是为吴楚七国之乱。袁盎与晁错素来不合，一方在，另一方就离去，二人从来没有在一起说过话。袁盎曾任吴王刘濞相国，因收受刘濞的财物被废为庶人。晁错就企图以此打击袁盎。不料，消息走漏，袁盎抢先一步通过窦婴觐见了景帝。袁盎对景帝说：“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了晁错并想要恢复原来的封地；只要斩了晁错，赦免吴楚七国的罪行并恢复他们原来的封地，就可以兵不血刃的消除叛乱了。”景帝采纳了袁盎的建议，任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出使吴国。十多天后，景帝派中尉召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当即腰斩晁错。然而吴楚七国并未止兵撤回，最终还是靠战争解决问题。
吴楚七国之乱一千五百多年后，建文帝朱允炆也面临着削藩的难题。一边上自己的藩王叔叔，一边是股肱之臣齐泰、黄子澄。权衡之下，建文帝也选择了削藩。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七月，刚即位一个月，建文帝就开始削藩，周王被废，次年，代王、齐王、湘王、岷王先后或被废为庶人。紧接着，建文帝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燕王朱棣不甘坐以待毙，打出“清君侧，靖国难”的旗号举兵造反。建文帝的对策既没有诛杀齐泰、黄子澄，也没有密使谈判，而是直接派兵镇压。
明朝与汉朝很相像，开国皇帝都是平民，都分封了同姓王，后来又都因为削藩而引发叛乱，两场叛乱都提出来清君侧的口号，为何景帝与建文帝的反应不一样？有人认为是景帝昏庸才杀了晁错，但事实不分如此，景帝之才能远在建文帝之上，之所以会诛晁错是时代不同。
首先，汉朝的中央集权还处于初级阶段，功臣和诸侯王与皇帝是合伙关系。在朝中，由功臣把持公卿相位，握有很大的话语权。在地方，诸侯王占据大片土地，享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权。皇帝只负责居中调控。就像一个公司，诸侯王、功臣、皇帝都是股东，只不过皇帝的股份最大。股东之间有利益纠纷，作为大股东只能尽量平息事态，一旦一起更大乱子，皇位也很可能崩盘。所以景帝只能以退为进，用诛晁错堵住吴楚七国的嘴来化被动为主动。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成熟，朱元璋把宰相都给撤了，皇帝成了说一不二的霸道总裁。功臣和藩王都是没有话语权、没有股份的打工仔。皇帝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把员工开除，朱棣造反恰恰给了建文帝削藩的借口。所以当建文帝得知造反消息时不会像景帝那样焦灼，反而有一丝释然。四叔啊四叔，不是大侄子我不讲骨肉亲情，是你逼我的！
除了制度不同，二者的治国理念也不同。景帝时是道家治国，建文帝时是儒家治国，一个清静无为，一个积极有为。景帝时，道家的黄生与儒家的辕固生在商汤与周武王是受命于天还是篡逆作乱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黄生认为君臣秩序不可乱，君无道是臣子未能尽心规劝的结果，商汤，周武未能尽责反而弑君篡位不符合天命。辕固生则认为桀、纣尽失民心，商汤、周武是受命于天，替天行道救百姓于水火。
二人争论的是古事，却又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道家清静无为，认为无为而治才是最好的，天下之所以出问题就是有些人想有所作为搞乱的，所以景帝时七国之乱发生后，大部分人都认为为何之前没削藩的时候大家过得好好的，一削藩就起战乱了呢？肯定都是削藩惹的祸。在这种形势下景帝只能继续无为，诛晁错，止削藩，以息事宁人，平息叛乱。这虽为后人耻笑诟病，但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
再看靖难之役，同样面对清君侧的口号，儒家的态度是有为，我不管你有多少理由叛乱，既然问题已经出现了，那就要彻底解决掉。诛杀主张削藩的大臣虽然有可能息事宁人，压制叛乱，但这只是暂时的，以后还有可能再发生叛乱，因而必须借此机会予以铲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同样的叛乱，同样的口号，道家与儒家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道家认为是朝廷的有所作为做的过分了，是朝廷的锅，因而必诛晁错。而儒家认为你发动叛乱，是你自己做的太过分了，削藩是维护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百年大计，必须要执行，怨不得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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