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去世之后，很多人称他为诗人。但是白桦的诗，如果仔细地读一下，实在不敢恭维。
写诗这种东西，就像文学家写字一样，是图一个眼前的热闹。出席一个活动，诗人朗诵一首诗，群情激奋，很易调动现场情绪，就如文学家现场写几个字，留一点痕，给人一种不虚此行的感觉。
到八十年的时候，白桦还在写诗，这种诗已经严重悖离读者的审美情趣与脱胎换骨的新诗潮，意象的陈旧，构思的老套，语言的陈腐，都让白桦的诗乏善可陈，而这正是五六十年代的老诗人的共有通病。
笔者找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二年诗选》，里面收入了白桦的《雪山杜鹃》，我们不妨在此转录一下。
雪山杜鹃
——过白马雪山所见
在一片凝固的惨白之间，
整个山谷都在燃烧；
寒风枉自激动地怒吼，
花朵只顾恬静地微笑。
威胁是那么绝对和严重，
千载如一日的冷漠的面貌；
最纯洁的，最柔弱的，
往往最难被压倒！
冰山就悬挂在她们的头顶上，
高高插入茫茫云霄；
为了未来的信念她们传递花粉，
互相热烈地亲吻、拥抱。
绝对强大的最终是她们，
因为她们具有生命、而且美好；
她们奋斗是为了朴素的生存，
她们生存丝毫不是为了炫耀。
当六月的积雪还封锁着山路，
我才偶然惊骇地看到：
这场力量最悬殊的抗衡，
胜利者还不懂为胜利感到骄傲。
1982年6月14日，滇藏边境
这首诗，完全是把大白话分成行，就称之为诗，而诗的喻体，也是如此老套、陈旧，语言也显得暮气沉沉，而1982年中国新锐诗人已经凭着他们的一套新鲜的意象开掘，打开了一个浩瀚无垠的新的诗风地带。在同本诗集中，我们随便摘一段曹汉俊所写的《中国，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
中国，正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
砌着一个又一个黎明
一双又一双眼睛
一张又一张嘴唇
每一阵风都歌唱着
你金光灿灿的汗滴
在你的头顶，太阳
正旋转着
把混凝土、钢筋和富强
浇铸进你的理想
“砌着黎明”，这种新鲜的诗意的跳跃与构建，给我们司空见惯的汉语架构带来了一种新鲜的冲击力，而在白桦的诗歌里，能不能找到一句具有冲击力的诗情创意，读者可以自己作出判决。
但是，白桦的这种诗，在朗诵会上却很容易出效果。八十年代，是一个诗人走进会场，能够受到明星般热烈狂欢的时代，白桦就凭着这种简单的、没有诗味、但却由读者脑补神话的诗歌，获得了诗人的美名。
可以说，说白桦是一个诗人，实在有一些言过其实。
但白桦其有在中国文坛上不可动摇的意义所在，这就是他的剧本编写。
24岁的时候，他就创作了充满奇风异俗与神秘风格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并被拍成了电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25岁的时候，根据他的短篇小说《一个无铃的马帮》改编的电影《神秘的旅伴》由林农导演，推出了王晓棠富有青春朝气的特征形象，显示出白桦的电影创作中，有一种能够激发演员内在活力的激情底蕴。
奇怪的是，在白桦的履历中，很少有人提及这部电影，这可能是白桦不是这部电影的直接编剧，他仅仅提供了小说原著。但白桦原著的神异色彩，无疑是电影能够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9年，白桦创作了《曙光》。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离文革还太近，所以，这个剧本里，还留有鲜明的文革痕迹。
这种痕迹的表征是，就是剧中有一个左派分子，这可以对应文革作品里的右派分子，但是一定会隐藏一个暗中助力的阶级敌人。在《曙光》中，左派分子身边有一个阶级敌人，助肘为虐，破坏革命。这个剧本，如果对照一下文革期间的所谓阴谋电影《盛大的节日》，在人物设置上如出一辙。《盛大的节日》里的右派分子与阶级敌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而《曙光》里则换成了左派分子与阶级敌人一唱一和，损坏事业。
后来白桦又创作了《今夜星光灿烂》。这部电影在构思上，有明显模仿前苏联作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痕迹。影片的开头，也是从现代的北京，开始了对历史回顾，正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的开头部分，是通过一个老游击队员的回忆，展开了对战争年代的回溯。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是一个男人看着身边的女兵们一个个在残酷的战争中逝去，而《今夜星光灿烂》里则表现的是一个农村女孩，看着身边的十八岁的小哥哥们一个牺牲在战场。两部作品的片名，都有某种对应性。总的来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更注重女兵们个人命运的抒写，触及到人性的更为平朴与真实的部分，所以这部作品给人一种非常强悍的震撼力。
而《今夜星光灿烂》相对而言对人物命运的表达有一点浅尝辄止，几个人物也没有拉开差距，而人物之间的情感发展，也缺乏层次性与递进性，比如影片里农村女孩与救她的士兵之间的关系，在影片里显得太为仓促与匆促，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然也就缺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种遍被全片的人性的深层吟思。
白桦后来更被人们常常提起的《苦恋》，最早的原型来自于黄永玉，当时中央电视台准备拍摄一部黄永玉专题片，白桦受邀撰写解说词，后来，白桦就用黄永玉身为画家的原型，创作了《苦恋》。
今天看来，应该说，《苦恋》这样的作品，属于一种后文革作品，它的特征，就是把人物看成一个政治性人物，这样才会出现影片里引起强大争议的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对立，这种立论是否正确，正反映出文革期间电影里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遗风。只不过，在《苦恋》里，这种遗风转换了一种风向而已。
1980年1月，袁运生为电影《苦恋》做画，身旁为导演彭宁
《苦恋》的导演彭宁，父亲是老红军彭家伦，他曾经写出《飞夺泸定桥》的初稿，后来杨成武参加长征的一次征文活动，向彭家伦要去了这篇文章的标题与主体内容，在此基础上，作了增删，形成了现在人所众知的这篇署名为杨成武的《飞夺泸定桥》的经典文章。
彭家伦与乔冠华是儿女亲家。乔的儿子乔宗淮是彭的女婿。
文革期间，身为红卫兵的彭宁非常活跃，是北京文艺界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斗争彭、罗、陆、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文革后期受到四人帮迫害，被关押了一段时间。放出来后，挂在北京电影学院等待分配。当时长影正在拍摄《熊迹》，长影厂的师友邀请彭宁参与电影筹拍，之后，彭宁就正式落户，成了长影的导演。资料显示，2007年，彭宁去世，终年60岁。
白桦后来还写过几部小说，比如可以查到一本叫《苦悟》的小说，小说名，明显受到《苦恋》的影响，但小说的语言，正如白桦的诗歌一样，用的是五六十年代的那一套通用的意象与意境，已经难以匹合新时期文学那种更追求冷峻、冷冽、深沉的语言流行大势，虽然作者在小说里，也试图作出某种创新，不断改换人物的叙事角度，直接让角色现身说法，但是白桦在小说的新作，仍然淹没在无人问津的浩浩大潮之中。
白桦离开了我们，他留给了中国文学他不曾磨灭的鲜明痕迹，记录了共和国的一段历史征程，我们可以从他的创作心路上，感受到中国文学前行的脉搏与徘徊的尴尬，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白桦自身的一些创作上的弱点，也使得他的影响力，会在某一个时刻悄然遁迹，如果我们一味地为他高唱凯歌，那不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对一个作家的认识，我们有必要清醒的冷静的目光，审视他的成功与不足，才能够更好地看清他们的创作底蕴与真谛，这才是对一个作家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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