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解释下，标题里“朱元璋曾打算迁都西安”，是怎么回事。
以《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记载，洪武二十四年时（1391），早已定都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西北，一路上详细绘制西安地区的关防地图，还跟太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把坐镇西安的“跋扈王爷”秦王朱樉治得服服帖帖。大有要给明朝都城“搬家”的架势。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回到南京没多久的太子朱标染病身亡。朱元璋伤心欲绝，连呼“今朕年老，精力已倦”。一场本可影响明朝国运的“迁都”行动，就此打住。
而且这个迁都念头，也绝非朱元璋心血来潮。相反从在南京登基起，他就在为“搬家”烧脑。汴梁洛阳甚至老家凤阳，都曾是他意中的大明国都。无奈明朝开国经济惨淡，没钱搬家的朱元璋，只能先发展生产。
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明朝国富兵强了，朱元璋也拍板定了新国都西安，却不想太子朱标又过世。痛失爱子的伤悲，彻底浇灭了朱元璋的迁都热情。以他原话说“废兴有数，只能听天”——就在南京将就了，大明未来什么命？看老天爷吧。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南京起家的明太祖朱元璋，竟这么“不待见”南京？这事儿，就得说说明朝建都南京的利弊。
以明朝开国的形势说，建都南京确实是最好的选择：扎根在富庶的东南地区，捏住明朝开国的钱袋子。大明王朝追亡逐北，痛击元朝残余势力，基本就靠东南的钱粮补血。
后来明王朝的开国建设，国家对垦荒屯田兴修水利的投入，更需靠承受重赋的江南买单。也只有定都南京，才能牢牢掌控这场经济振兴。明朝在外有强敌内部经济残破的局面上，仅用三十年就实现富国强兵，工农产值甩开宋元数倍。如此奇迹，正有定都南京的功劳。
但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军事家，对于定都南京的风险，朱元璋也是一辈子门清：南京的位置，偏于中国东部，而明王朝的主要国防压力，来自漫长的北部防线。在古代交通条件下，这样的布局，显然不利于国防掌控。
更要命的是，南京的正北，基本是无险可守的中原。一旦北部防线被突破，敌人的兵锋就可一线平推，直杀到南京城下。于是朱元璋在位时，就曾不停忧虑：定都在南京，只怕是“折数不久”。
而在朱元璋去世，燕王朱棣悍然发起的靖难之役上，朱元璋的忧虑，真被无情验证：兵力不足且与数十万朝廷大军缠斗三年的朱棣，只靠一招避实击虚，绕开济南直扑南京，就给建文帝朱允炆来了个一箭穿心，奇迹般造反成功登上皇位。
虽说这场战争的结局，充满了朱允炆本人各种不作不死的因素。但定都南京的巨大风险，朱棣也是亲身体会。于是登基后力排众议，不惜动用大量民力修河建城，也要把国都迁到北京。
那么北京，真的是适合大明朝的国都吗？
虽说单看明朝灭亡，定都北京显然是个大坑，但首先还要先给北京说句公道话。在朱元璋晚年时，北京，确实非常适合做大明朝的首都。
做出迁都决定的明成祖朱棣，经营北京的思路，也是十分明确：漕运重新开通，从此东南的钱粮可以通过运河，源源不断补充北京。北部的九边防线，也成了北京城的拱卫，作为中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北京城，得以掌握广袤北部国土。
这成功的建都设计，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托起了明王朝的盛世。以明朝名臣邱浚的话说：用东南之财富，会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
但是，建都北京想要“无敌于天下”，其实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就是北方边疆的稳定建设，第二，就是东南经济赋税的问题。但从明朝中期起，这两条都成了浮云。
北方防线从朱棣时代起，就不停裁撤内缩，漠南的开平大宁等要地尽数放弃，北京城反而成了前线。那“东南之财富”呢？随着明朝土地兼并加剧，江南赋税越发缩水，明王朝的治国成本直线飙升，虽然张居正改革时雄起了一把，
但万历亲政后一通瞎糟，又是越发不堪重负。所以，到了明末风雨飘摇时，才会出现明朝军队武器装备钱粮短缺，国库空空如也的窘迫景象。与其说亡于李自成，不如说活活拖死——被定都北京的巨大财政负担拖死。
那么，明朝真的没有更好的定都选择了吗？其实，朱元璋晚年迁都西安的决定，也恰是深谋远虑。
比起战略位置重要的北京来，西安也丝毫不差，坐拥关中平原优势的西安，国防价值不言而喻。洪武时代对西安的营建，也令西安有完备的城池宫殿。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也有利于中原物资的转运。可以说，北京的定都优势，当时西安都有。北京的最大劣势钱粮问题，关中平原发达的钱粮正可弥补。
更重要的是，看看明末动乱就知道，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恰是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地区的失控。在明朝中后期的多年发展里，东西部经济的差距迅速拉大，陕北陷入严重贫困化。
偏偏多年以来，陕北又是明朝国防的重心，
有兵没钱的陕北，也就成了动乱的导火索。如果明朝的定都是西安，那明朝势必以巨大力量，投入对陕西地区的治理，明末动乱的可能性，必然会大大降低。所谓“定都”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的方向问题。明朝亡国的大坑，恰恰是在此出现了偏差。其中的教训，不在哪个城市的优劣，而是明朝决策的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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