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言官在明朝是谏官和台官的合称，是影响政局的特殊且重要的政治团体，言官在历朝历代中的政治地位皆无法与明朝相提并论，这也是中央集权于明朝发展至顶峰的结果。明朝的言官以道事君，匡扶正义，澄清吏治，为国家兴盛做出杰出贡献。然而明朝中后期的言官成为政治团体相互斗争的工具，他们往往会为了政治集团的利益相互攻击，这一现象也成为明末国家覆灭的重要因素。

言官在我国尧舜时代就有“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的记载。至春秋战国时期，“士”以客卿的形式奔走于列国，献计谏言，是为最早的言官雏形。时至秦汉，正式有了谏议大夫、太中大夫、光禄大夫等言官官制。随着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的发展，言官制度日趋成熟，在明朝时达到顶峰。

明朝言官制度

朱元璋草创之际，国家百废待兴，他吸取元亡教训，针对官员采取了较为严苛的吏治手段，众所周知，有明一朝的官员俸禄不仅是历朝历代最低的，且对于官员的监察是历朝历代最为严厉的。吴元年（1366），朱元璋在沿袭元朝三省六部制的基础上，于六部分设六科给事中，虽品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设都察院做为最高监察机构，其下所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与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言官”，此乃有明一朝的言官主体。

明朝言官剧照

• 六科给事中

“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

朱元璋设立六科给事中是在大吴政权建立之初，因此随着明朝的建立，政治需求发生较大变化，给事中的品秩和名额变数较大，最终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成型，增设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敲定六科名额为吏科4人，户科8人，礼科6人，兵科10人，刑科8人，工科4人，科官为正七品。其职责大致包含规谏皇帝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考核官员与政务；敕书下达宣发与封驳。熟悉明史的应该知道封驳权在明朝为内阁享有，此处六科给事中的封驳之权又从何而来呢？

科道牌楼

其实明朝有一个机构名为通政司，这个机构的职责便是“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大臣通过通政司投递自己的奏章，通政司则需要审核、抄录、存档，不符合规定的直接驳回，符合规定的转交文书房，文书房内臣再将奏章传达至皇帝面前。在此之后，皇帝根据奏章的内容作上批复意见，再分门别类转发给内阁或与奏章相关的六部，内阁票拟出的处理意见若不合圣意，皇帝会打回内阁重新票拟，或转达给相关部门处理。待最终票拟结果定型，再由六科给事中抄录审核，确定无误之后再呈送给相关部门依奏执行，这个过程叫“部覆”。可见六科给事中不仅有监察权，还有参政权，所以明朝评价六科给事中为“天下事惟辅臣得议，惟谏官得言。谏官虽卑，与辅臣等”，地位堪比内阁。

• 都察院

明朝创立之初仍是沿袭元制，以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至洪武十三年（1380）裁撤该机构，于十五年正式创立都察院，以正二品左、右都御史为长官。又以十二道分设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专事官吏的考察、举劾。朱棣时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趾三道；朱瞻基于宣德十年（1435）废交趾道，形成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定制。其中浙江道10人、江西道10人、福建道7人、四川道7人、陕西道8人、云南道11人、河南道10人、广西道7人、广东道7人、山西道8人、山东道10人、湖广道8人、贵州道7人。由于朱棣定都北京后实质上形成南北二都的政治格局，因此南京亦有中央机构设置，南京都察院也以道分设监察御史30人，两京合计监察御史共140人。

都察院

“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

从部门设置与官员品秩来看，都察院的规格要比六科给事中高，但从职能划分看，两者虽有交叉，但六科重言事，御史重察事。都察院除了对刑部、大理寺进行司法监督，主导“三司会审”之外，更重要的是行驶弹劾、考察之权，因此也被赋予“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都御史也与六部尚书合称为七卿。而由于专职弹劾带有“搏击”之嫌，都御史乃朝中二品大臣，搏击有失体统，且易召来政治报复，故而朱元璋选用专选用资历不高，年纪较轻，无政治势力的人出任道官，形成“以小制大，以下制上，大小相制，上下相维”的监察体制，所以道官也是品秩不高，但权力较大。

御史剧照

十三道监察御史主要负责监察对应的布政司，另由河南道监察御史负责监察内外官员两年一度的大型考核。在京衙门则负责监察在京官员及政务，包括大试的试卷印刷与监考；大内禁卫三大营、皇城、五城兵马司的的兵额、装备、训练；光禄寺的开支；太仓、京通仓、工部所辖节慎库、太仆寺所辖常盈库等国家财政储备库，皇室“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命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这便诞生了“巡抚”的临时外差。永乐十九年（1421），随着蹇义等26人分巡各省，巡抚制度应运而生，但此时仍是临时派遣。到了宣德五年（1430），天灾导致的流民问题严重，各地叛乱不断，明廷令于谦、周忱等人分抚河南、江西、浙江、山西以及南北直隶 ，巡抚至此常设。此时的巡抚虽非地方正式军政长官，但因出抚地方，对一省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皆有节制，故而逐渐掌握了地方实际的军政大权。而这些节制地方，行驶监察的巡抚在编制上都属于都察院，因此也称都察院的外差，并最终形成一个巡抚外派系统。这个系统涉及各地方政务、军务、财务、盐政、茶政、马政等，有明一朝的巡抚、总督、提督、总理、经略等都会加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佥都御史衔，或是直接指派都察院官员外出就任，如正统元年（1436）以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大同；又如弘治十年（1497）以左都御史王越首任陕西三边总督。

积极的历史意义

由此可见，明朝的言官制度从上至下渗透至帝国每个阶层，并在太祖时就形成了“文死谏、武死战”的职业操守，以及“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导向，这种价值导向使言官在规劝君主、监督百官上发挥重大作用。在明末之前，这种对皇帝劝诫的行为尚未出现过因谏言而被处死的现象，这是对君主形成有效制约表现。即使是善于权术的嘉靖皇帝，因沉溺斋醮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屡次骂谏，嘉靖皇帝也只是找理由将其下狱；史载万历皇帝在演戏嬉乐间“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亟命止歌，竟曰：我畏御史”。话说回来，万历皇帝的这种害怕御史言官，也可能是其三十多年不理朝政的极端原因之一，来自言官的谏言让他选择了躲避，也成为明朝走向衰败的开端。言官们对于君王的劝谏伴随着整个大明王朝，无一皇帝“漏网”，甚至出现言官集体跪谏、集体挨打的宏大场面，有效促进了明朝的“政治建设”。

言官集体跪谏获廷杖之刑

“杖责请留健、迁者给事中吕种、刘都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明史》

言官对于百官的监察更是吏治的基础，明朝重点弹劾对象集中于内阁，与皇帝一样成为“众矢之的”，大部分内阁首辅倒台于言官之口。如严嵩父子专权的20载，言官不畏强权的弹劾也持续了20年，最终搬倒了这对嘉靖臂膀。同样被视为重点弹劾对象的还有宦官，宦官自古被视为威胁朝政的重要势力，有明一朝的皇帝却非常信任和依赖宦官近臣，因此也成为言官重视的团体，矛头则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如正德年间的大太监刘瑾，鼓动皇帝广建宫殿、不务正业，自己独揽大权、陷害忠良，言官陶谐、王涣、李光翰等在大学士刘健的召集下弹劾刘瑾，弹劾未成惨遭报复，但言官群体前仆后继，是后来刘瑾被诛的重要原因。

严嵩父子剧照

明朝的言官群体勇于直言极谏的精神是以儒家政治伦理为基础，治国平天下成为每一个言官的人生目标，那么“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就成为明朝言官的座右铭。这种胆量又来自于明太祖立下的制度保障，朱元璋给后世留下嗜杀的映像，但翻看史料，当朱元璋愤怒欲杀之时，左右丞相尚且不敢吱声，而如御史欧阳韶之类言官却能扣头死谏加以阻拦，这也是为何有明一朝在崇祯帝之前未出现直接处死言官的先例，可以说是因为太祖光环加持。在这种信念和制度背景下，言官可以忠实地履行监察职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前赴后继，以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己任，形成明朝最为强大的舆论力量，对各种权力体系起到制约与规范的作用，同时很大程度的遏制了由于权力带来的弊端，以及衍生出来的种种腐化因素，这股力量中也走出了如夏言、海瑞、袁可立、杨涟等历史名臣。

海瑞剧照

明末言官的蜕变与误国

明朝是皇权与相权矛盾彻底解决的朝代，废相以内阁代之本就体现了皇权的极度加强，言官群体对皇帝的制约必然成为皇帝催抑的驱动。加之制度没有天衣无缝，随着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变化，制度终究会暴露缺陷，言官群体也随之发生变化，产生附势苟全、趋利避害、甚至枉法残民之辈。尤其是明中后期，随着朝政腐败，不少言官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身陷门户，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特别在国家危难之际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对于国家衰败起到了助推作用。

“都抚莅任，例赂权要，名‘谢礼’。有所奏请，佐以苞苴，名‘候礼’。及俸满营迁，避难求去，犯罪欲弥缝，失事希芘覆，输贿载道，为数不赀。”——《明史.杨允绳传》

嘉靖时期的兵科给事中杨允绳曾在倭患问题上反应督抚腐败，并影射阁老严嵩为祸首，至此召来严嵩嫉恨。随后杨允绳弹劾光禄寺丞胡膏存在采购方面的经济问题，查证一番后并无此事，在严嵩的指派下，由亲信言官倒打一耙，弹劾杨允绳诽谤大臣。按理说言官弹劾其他大臣属于职责范围之内，而受够言官劝谏的嘉靖皇帝像是终于找到机会，将杨允绳杖责后下入大狱，反应如此激烈是皇帝对于言官群体的厌恶，此类事情在嘉靖以后乃为常见。杨允绳也最终在严嵩的陷害下，坐了五年大牢后被杀于西市。这也表现出言官从一个强势群体逐渐演变成弱势群体，监察弹劾之后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视死如归的精神开始走向趋炎附势。

嘉靖帝剧照

“明至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明史.列传第一百十八》

这种趋炎附势正迎合了政治团体或是党派的需求，这种需求又至始至终伴随着大明王朝的官僚系统，他们需要言官作为爪牙抨击政敌，所以在帝王对言官的催抑之下，言官向政治集团寻求“庇护”就顺理成章。政治团体之间的相互斗争又以内阁次辅与首辅最盛，如嘉靖年间的首辅严嵩与次辅徐阶，徐阶搬倒严嵩之后进入隆庆时期，随即是次辅高拱对首辅徐阶的抨击，高拱升为中堂之后继续与阁臣相互攻讦，史载“

嘉靖皇帝算是明朝诸位帝王里颇具驭臣之术的，所以这个时期的阁臣之争并没有形成实际上的党派，若论实际意义上的党争，要从万历年间开始算起。万历一朝的国本之争、楚宗案、妖书案是推动几大党派形成的关键，随之而来的便是东林党、浙党、楚党、齐党、昆党等派系之间的长期斗争。这些党派的首领、骨干很多都是言官，如齐党首领亓诗教为礼科给事中、御史韩浚；楚党首领为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兵科给事中吴亮嗣等；浙党首领户科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幕后大佬则是内阁首辅方从哲、沈一贯，势力最大，齐楚相继依附。东林党仿若一股清流，与齐、浙、楚等党派围绕皇储问题你来我往相互抨击。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泰昌皇帝朱常洛即位，东林党人刑科给事中惠世扬等抓住机会弹劾方从哲，齐楚浙三党之魁失去靠山，相继被弹劾罢官，东林党则受重用。

“党何为而成？成于私；私何为而起？起于利。利者，得失之心也。有得失之心则爱憎之情人，有爱憎之惑则恩怨之迹明，有恩怨之分则胜负之形立，有胜负之较则倾轧之机出矣。”——《明史》

朱常洛是个短命鬼，当了一个月皇帝便一命呜呼，太监魏忠贤在皇位衔接期间，利用天启皇帝朱由校奶妈客氏的关系逐步掌握权力，又抓住朱由校不务正业的机会，取得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重要职位，这与一身“正气”的东林党形成对立。魏忠贤便极力拉拢被东林党打压的浙齐楚派旧人，形成明末最大的阉党势力，明朝党争也由文官内部争夺，扩展至阉宦集团。魏忠贤虽然不是言官，但他网罗了一批言官，使他们成为自己攻击东林党人的工具，而此时被拉拢的言官仅仅是为了私利打击报复东林人士，再无正义可言。

魏忠贤剧照

党派相争中，言官充当其爪牙，将明末政坛搞得乌烟瘴气，这使得本就腐化没落的大明王朝更加混乱，在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执政期间，言官给身陷内外压力的明王朝带来了沉重打击。

• 言官在袁崇焕一案中的“关键”作用

崇祯时期对付内外战争的干练之臣与著名将领有很多，但他们的阵亡与处置却又令人费解，这里不乏言官抨击或搅局的因素，其中袁崇焕被处死，理当是言官弹劾戳中了崇祯皇帝的杀心。袁崇焕被定凌迟之罪共有四条：其一是“依托不效，专事期隐”；其二是“市粟欺款”；其三是“纵敌不战，散遣援兵”；其四是“潜携喇嘛僧入城”。此四条罪状是说，其一，袁崇焕曾夸下海口五年可复辽东，崇祯帝给钱给粮给尚方剑，如此信任，擅自杀毛文龙都不曾追究，如今两年不到，辽东未复，清军都已经打到了北京城；其二，袁崇焕曾与蒙古人做粟米生意，而蒙古人投了清，清军冦京又劝皇帝签城下之盟；其三，皇太极绕过关宁防御线，从长城喜峰口入关后并未受到有效阻截，致使敌军长驱直入兵临北京，被下狱待审时，又唆使部下祖大寿带兵出走；其四，北京保卫战期间，入城觐见时带妖僧入城。

袁崇焕剧照

“锡素与袁通，倚为长城，引敌长驱，欲要上以城下之盟。”——《温体仁家书》

其实上述四条罪名无一能够成立，或者说崇祯帝定下的这四条罪证都属于莫须有，至于皇太极撤军时放回杨太监离间君臣一事，可信度并不高。其实真正能够使崇祯帝痛下杀心的原因是言官弹劾，这个言官弹劾的唆使者是礼部侍郎温体仁，他弹劾的对象不是袁崇焕，而是内阁次辅钱龙锡，原因很简单，做了十年礼部侍郎的温体仁想要挤掉一位阁臣，以便自己入阁。与温体仁能够达成一致的便是阉党残余，因为钱龙锡是崇祯帝清除阉党集团的首功，史载“

钱龙锡剧照

在北京保卫战结束后，温体仁令亲信言官弹劾钱龙锡，说他指使袁崇焕引敌深入，要挟皇帝签订城下之盟；在袁崇焕被下狱后，祖大寿带兵撤离京师，高捷随即上疏称钱龙锡曾指使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此时又挑唆袁崇焕亲信将领祖大寿出走，并连带弹劾袁崇焕私自与清议和。这里所列罪状对于二人影响确实足够大，但纵观朝廷内外，堪用大任者寥寥无几，特别是辽东地区的边防问题，可以说除了袁崇焕是唯一一位能够在正面战场打赢清军的将领。前有辽东经略杨镐惨败萨尔浒；后继者如辽东巡抚王化贞自身能力不行，反倒通过言官将辽东经略熊廷弼污蔑获罪，落得个枭首后“

明军作战

“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廷臣议罪”——《国榷》

其实就崇祯帝看来，广渠门外袁崇焕的拼死守卫理应打破言官所列罪证，但问题关键在于钱龙锡，身为阁臣的他是否与边关重将结党，这种人际关系在每个君王面前都是忌讳的。而当初举荐袁崇焕出任蓟辽总督的正是钱龙锡，且在袁崇焕离京就任前，二人有过接洽，据钱龙锡交代，这次接洽只是好奇袁崇焕的五年复辽计划，所以“往询方略”。但在诏狱之中，当袁崇焕被问杀毛文龙是否受到钱龙锡指使时，他明确表示杀毛乃自己一人所为，与钱龙锡无关，这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态度使崇祯帝坚信二人关系不一般，故在此之后便先将袁崇焕凌迟处死。随后钱龙锡被下狱，待审问时他却说袁崇焕自知将死，故而诋毁自己以求宽恕，此言与袁崇焕的两肋插刀截然相反，钱龙锡向袁崇焕泼污水的行为使崇祯帝又觉得没有结党的嫌疑，所以钱龙锡又被免除“大辟”之罪。可见袁崇焕之死的关键在于结党嫌疑，这是言官一手造成，致使明朝损失了一名抗击清军的绝对核心。

• 言官在关键时期的误国行为

崇祯帝接下哥哥的烂摊子以后，不仅面临边疆清军的威胁，更是被国内农民起义军搅和的焦头难额。纵观明末的内外形势，每逢明庭镇压农民军即将成功时，清军总会蠢蠢欲动，寇关入境压迫明庭双线作战，这既是清国的消耗策略，又是明朝走向灭亡的最直接原因。但明朝并不是没有翻盘的机会，而缝翻盘之时，言官群体却成为压死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末农民军路线图

自崇祯二年（1629）北京保卫战后，明朝侧重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崇祯九年（1636），在五省总督洪承畴、五省总理卢象升的指挥下，全国农民军领袖“闯王”高迎祥被围困至豫楚边界。正缝围剿收官阶段，阿济格率十万清军从喜峰口入关，一路长驱直逼京师，攻陷16座城池，劫掠一空后撤出关外。崇祯帝不顾高迎祥残余，将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镇守北疆，好在洪承畴及时请来孙传庭配合，活捉高迎祥，赢得剿匪工作的阶段性胜利。

在此之后，崇祯帝执政期间的“最佳搭档”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在其“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剿匪策略下，逼得张献忠投降，李自成率18骑逃入深山，“十年不结之局”即将收官。可又是此时，皇太极再度于蒙古大青山集结部队，做出南下犯境之势。此时的明庭已精疲力竭，两线作战也已打空了十数年的财政积累，倘若国内收尾不力，农民军必将死灰复燃，因此杨嗣昌成为继袁崇焕后，再次提出议和思想的第二人。与袁崇焕不同的是，崇祯帝面对双线压力，已有议和之意，杨嗣昌亦有投机圣意之嫌。但有明一朝除了嘉靖皇帝曾与蒙古达成过和解，再无和谈之举，且与蒙古之和是以明为宗主，蒙古为藩属，此时的后金更国号为清，是以五行之法取克明之意，且皇太极不再称可汗，而称为帝，是与明王朝平起平坐，这样的议和实为有明一朝之首例。

崇祯剧照

“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明纪》

明朝大臣之气节历来被后世赞扬，此为华夏汉族的骄傲，因此崇祯帝保卫“家业”的委屈求和与明朝大臣之气节格格不入，故和谈需以杨嗣昌为核心秘密进行。崇祯帝委以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作为后盾，令辽东巡抚方一藻为密谈的前沿总策划，双方你来我往书信言和，但崇祯帝不肯放权，派出亲信太监高起潜亦是不谈条件，只言态度。和谈进行一个月无果，惹怒皇太极，其扬言“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再当崇祯应允条件之时，密谈消息走漏，国内一片哗然，言官纷纷上书弹劾杨嗣昌卖国之举，崇祯帝迫于压力只得安抚众人，议和之事再被耽搁，从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开始的议和，至九月扔未达成。皇太极一改议和的态度，兵发两路进攻明朝，一路越过无人把守的强子岭，斩杀蓟辽总督吴阿衡，经密云县入华北平原；另一路越过喜峰口，经迁安、丰润，与西路军会师通州，再度陷京师于危机之中，气得崇祯帝破口大骂言官误国。

清军此次入关后，卢象升被调回京师担任勤王兵马总指挥，后因杨嗣昌、高起潜陷害而战死沙场；清军攻陷高阳，三朝功勋元老孙承宗，一家老少40余口被杀；全国兵马总监军高起潜所领4万明军精锐不战自溃，多数被俘；济南府被多尔衮攻占，迁移十余万俘虏，钱粮牲畜劫掠一空；最重要的是洪承畴、孙传庭全部召回京师勤王，战后皆被调往辽东镇边，导致后来李自成复燃、张献忠复叛，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松锦之战示意图

到崇祯十三年（1640），清军欲消灭驻守锦州的祖大寿，进军松山切断其与宁远的联系，洪承畴采用坚守不出的消耗战术与清军对峙，又是国内言官弹劾洪承畴怯战，洪承畴只能硬着头皮出战，终被清军俘虏，祖大寿亦成孤军，被围至粮草殆尽，举兵投降，关外再无抵抗清军的力量。而迫于国内农民军的压力，崇祯帝再度打起与清议和的念头，此次重任落在陈新甲头上，但又因消息败露遭到言官口诛笔伐，加之松锦战役失败之责，李自成洛阳斩杀福王朱常洛之恨，陈新甲成为崇祯帝安抚朝臣的替罪羊，被冤杀于狱中。与此同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入河南，开封屡次被围，最终被决黄河之堤，城中百姓逃生者无几。在这样的危难之际，言官熊开元等还在弹劾内阁首辅周延儒为奸臣，这一弹劾使崇祯帝心态崩溃，继而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位处斩言官的皇帝。

“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小腆纪年附考》

在李自成尚未截断南京去路时，崇祯帝尚有迁都的机会，但百官不许，又是百余言官跪谏死守北京，左都御史李邦华甚至提出只能让太子前往南京，崇祯帝心寒无比。至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一路攻入昌平，围住北京城后欲与崇祯帝和谈，企图做一个西北土皇帝，崇祯帝面对李自成提出的条件，问百官“此议如何，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但百官在此时却集体失声，再无弹劾抨击时的活跃。崇祯帝最终带着失望处理后事，令周皇后自杀，三个儿子乔装出逃，亲手砍杀女儿，登上煤山对太监王承恩说“文臣人人可杀”，撤下内衣一片，留下绝笔“诸臣误朕，朕无言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决勿伤我百姓一人。”而后上吊自尽，大明王朝就此灭亡。

崇祯自尽煤山

评价：明朝言官在大明王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自太祖创始之后，为整顿吏治、肃清政治、规劝君主、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积极意义。然而言官品阶低微，却是刀尖行走，拿着微薄的俸禄，干着得罪满朝文武的工作，失去皇帝支持后，凭借人臣信仰支撑政治观念已然不切实际，在社会发展与政治腐化的背景下，言官群体不得不依附政治团体，沦为党争爪牙。杨嗣昌曾质问言官整日弹劾贤良，满口正义豪迈，却无人敢上战场为国效死，危难之际道不出办句应对良策，这也是言官发展至明朝末期的真实写照。“文臣人人可杀”喊出了帝王心中的孤寂与无奈，也喊出了明王朝走向灭亡的一大原因。

参考史料：《甲申纪事》、《明史》、《明季北略》、《崇祯传》、《明实录》

参考文献：

•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樊树志、2007-4-1

• 《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2009-3-21

• 《浅论明代言官》、季月华、2016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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