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說估計也是糊塗了，暗中跑到岐王李範的府上，向他大表忠心。

當朝宰相與宗室親王暗通款曲，往輕說，這叫行為不檢；往重說，這叫陰謀篡逆！

姚崇第一時間告訴玄宗，張說被罷去相職，

同日，劉幽求亦被罷相，貶為太子少保。

劉幽求自詡為擁立玄宗的第一功臣。唐隆政變中他功勞最大，可是他的尚書左僕射位置還沒坐熱，便無故遭貶。所以，他經常牢騷滿腹。與他同病相憐的還有鍾紹京，戶部尚書還沒坐穩也被貶為太子詹事，和劉幽求一樣坐了冷板凳，也是牢騷不斷。

姚崇又一次替李隆基出手了，毫不猶豫地告發了劉幽求和鍾紹京。

開元二年（公元714年）閏二月，玄宗命姚崇對劉幽求和鍾紹京立案審查，準備治罪。劉、鍾二人不服，不斷上疏抗辯。

姚崇知道玄宗心意，只是想把劉幽求等人逐出朝廷而已，並不希望事態擴大。所以，姚崇便又恰到好處地站出來為玄宗打了一個圓場。

他與另兩個新任宰相盧懷慎、薛訥聯名，向玄宗為劉、鍾求情。

玄宗心領神會，當即貶劉幽求為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刺史，並把他的七百戶封邑削掉了六百戶，同時貶鍾紹京為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刺史。

不久，在姚崇的積極配合下，玄宗又把王琚、魏知古、崔日用等人也先後貶出了朝廷。

所以，不得不誇一誇姚崇，這心理學學得好啊，深諳人性，會站在皇帝角度考慮，為他解決了功臣之患，還為皇帝背鍋，玄宗能不欣賞嗎？

擺平宗室威脅，支招防範措施

李隆基有一塊心病，即他是庶出，還排行老三，皇帝做的底氣不足。

雖然現在已是皇帝，但宗室親王對他還是構成潛在威脅。就是他的四個兄弟和一個堂兄（李賢次子豳王李守禮）。一方面，李隆基感情籠絡，同時，他採納姚崇建議，把五個兄弟都外放到了地方上擔任刺史，並且規定：五王到任後不負責具體政務，一切州務都交由僚佐處理。到了開元八年左右，玄宗的皇權已經相當鞏固了，才讓五王陸續回到了長安，授予了他們司空、司徒等榮譽銜，同時嚴禁他們“與群臣相結”。

就這樣，在玄宗的情感安撫和制度約束之下，這些親王都學會了夾起尾巴做人，在餘生中始終表現得臨深履薄，謙恭謹慎，讓一些野心家即便想利用他們搞陰謀也無從下手。

如果說姚崇僅靠揣摩聖意，能讓玄宗重視的話，那我們就太小瞧了一代賢相。他被重用最主要還是他的能力非凡。

吏事明敏，精明強幹，勵精圖治

著名的“十事要說”

當時姚崇很牛氣，要玄宗答應他的條件，否則不當宰相。他向玄宗提出十條政治建議：

一、施政以仁義為先；二、不謀求對外擴張；三、執法從親近之人始；四、宦官不得干預政事；五、對百姓除租賦之外不得苛取；六、皇親國戚不得擔任臺省要職；七、對臣下接之以禮；八、鼓勵犯顏直諫；九、停止建造各種佛寺道觀；十、杜絕外戚干政。

其實這就 是姚崇的十大施政綱領。當時玄宗求治心切，此“十事”又切中時弊，所以玄宗欣然接受，全盤採納。

玄宗朝廷日後出臺的種種政治舉措，基本上都是以這十大綱領作為指導思想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姚崇所言的“十事”，實際上就是一整套針對當時社會現狀的治國方略。正是這一套方略的推行實施，玄宗朝廷才會呈現出一派勵精圖治、任賢納諫、清正廉潔、抑奢求儉的政治新氣象，從而使得“貞觀之風，一朝復振”。

史稱開元之初，

“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每事訪於元之（姚崇），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

善於權變，因事制宜，注重實效

姚崇執政風格很靈活，從不墨守陳規，他在滅蝗鬥爭中，執政風格表現得淋漓盡致，確實稱得上“救時宰相”。

開元三年（715年）五月，黃河中下游地區連續爆發了大規模蝗災。蝗蟲過處，千里赤地，顆粒無收。

在古代農業社會，蝗災所造成的損失無疑是各種自然災害中最為嚴重的，如果對治不當，不僅國家的糧食儲備會出現問題，還會造成大量的災民和流民，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甚至動搖統治根基。

所以，如何對付這場前所未有的蝗災，就成了姚崇最後一任宰相生涯中最嚴峻的挑戰。

當時古代人篤信天人感應之說，認為蝗災是一種天譴，人力不可違抗，因而面對鋪天蓋地、漫山遍野的蝗蟲，各地的官員和百姓都不敢捕殺，而是一味焚香祭拜，修德禳災，希望以此感動上蒼，使蝗災自滅。

結果可想而知，田中的農作物被蝗群吞噬殆盡。各地官員心急如焚，卻又束手無策。

姚崇聞報後，立即上奏玄宗，強烈建議派遣御史分赴各地，組織當地的官員和百姓捕殺蝗蟲。可朝臣們多以為蝗蟲數量太多，難以除盡，玄宗對此也是滿懷疑慮。

姚崇堅持己見，據理力爭說：“臣知陛下有好生惡殺之德，故此事無須陛下頒佈詔書，只須臣下發牒文，督促各地滅蝗。若仍除之不盡，請陛下將臣的官職爵位全部削除！”

這就叫“有功歸於上，有過歸於己”。

這是一種為官的智慧，也是一種做人的勇氣和擔當。 玄宗沒有理由再表示反對。

隨後，姚崇立即行動起來，一邊發文，一邊派遣御史分赴各地。他還在牒文中提出了滅蝗的具體辦法：根據蝗蟲夜間趨火的特點，“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yì，掩埋），除之可盡”。

為了提高百姓滅蝗的積極性，姚崇還採取了特殊的賑災辦法，將賑糧數量與滅蝗數量掛鉤，“採一石者，與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

採取了上述措施後，一度肆虐的蝗災得到了較為有力的控制。

我們從姚崇治理蝗災中的表現，可以看出一個宰相，面對國家災害時臨危不亂，心繫百姓，敢於挑戰迷信，相信人定勝天的樂觀主義。同時雷厲風行，措施得當，既有滅蝗方法，又有激勵手段，作為宰相，姚崇確實能力超群。

君臣一心，抑奢求儉

中宗一朝，奢靡腐化，玄宗決心改變。

開元二年七月，玄宗就從自身入手，率先垂範，開始了一場“抑奢求儉”的改革運動。

作為宰相，姚崇又是怎麼配合的呢？

在個人生活方面，從不講排場，因陋就簡。史稱他在擔任中書令期間，在京城竟然連一座宅邸都沒有，只好長期寓居在長安大寧坊的一座寺院中。

姚崇寓居寺廟之事，讓人難以理解。難道玄宗真的“節儉”到捨不得賜給宰相一座房子？就算天子不賞賜，難道姚崇自己為官數十年，三次出任宰相，又有好幾個兒子在朝為官（頗有些灰色收入），這樣還湊不起錢買一座像樣的房子？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他寓居寺院一事，基本上可以認定是在作秀，是為了配合“抑奢求儉”的改革運動而不得不這麼做的。 說白了，就是出於一種政治需要。

就算這只是玄宗和姚崇為了教育官民而安排的一場政治秀，如此用心良苦的“秀”，不也恰好能從側面反映出玄宗君臣的自律、謹嚴和刻苦嗎？

君臣一心，親自表率，積極影響還是很明顯的。

沒有開元初期自上而下的抑奢求儉，就絕對沒有開元中後期和天寶年間的繁榮富庶。沒有開元初年玄宗君臣攜手同心奠定的基業，也就沒有後來那一頁歌舞昇平的盛世華章，也就沒有那一個錦天繡地的巍巍盛唐。

引咎辭職，急流勇退，餘生安穩

姚崇為官，對自己還是比較高標準嚴要求的，只可惜對兒子管教不嚴。長子姚彝，官任光祿少卿（主管宮廷膳食的副部長）；次子姚異，官任宗正少卿（主管皇族事務的副部長），這倆兒子仗著父親是皇帝最倚重的首席宰相，招權納賄，頗受當時輿論譴責。

除了對兒子缺乏管束，姚崇對自己的親信下屬也過於縱容。他有個秘書（主書，從七品）名叫趙誨，收受胡人的賄賂，不料沒多久就被人告發了。玄宗對此案極為重視，親自審問，結果發現案情屬實，遂將趙誨逮捕下獄，並判處了死刑。

一個七品官員的案子，皇帝親自過問。姚崇沒細究裡面深意，糊塗到竟然出面營救，玄宗看在他的面子上，特別在大赦詔書中標出趙誨的名字，下令免其死罪，杖打一百，流放嶺南。

儘管皇帝給足了面子，事後姚崇清醒了，痛苦地意識到——經過這件事之後，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經大打折扣了，玄宗已經不想用他了。倘若不在這個時候急流勇退，萬一兩個兒子貪贓納賄的事實再被揭發，那後果真的是不堪設想。

深諳官場規則的姚崇不得不向玄宗提出了辭職請求，而且提出了不止一次。同時，姚崇還向玄宗鄭重推薦了一個人，作為自己的繼任者。 他就是時任廣州都督的宋璟。

開元四年閏十二月，玄宗接受了姚崇的辭職請求，免除了他的宰相之職，改任開府儀同三司；同時將源乾曜罷為京兆尹、西京留守。

他的主動辭職，免去了唐玄宗的尷尬，維護了皇帝面子，所以在後來的幾年裡，玄宗對他依舊禮遇甚隆，仍令其“五日一朝，入閣供奉”，在許多大政方針上還是要徵求他的意見。

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病逝，享年七十二歲，死後贈揚州大都督，諡號“文獻”。

現在，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姚崇的表現，唐玄宗想剔除功臣，姚崇就做急先鋒；面對宗室威脅，給出妥當建議；治國理政，兢兢業業，精明能幹； 國家有難，勇挑重擔；抑奢求儉，極力配合，君臣一心，深明大義；犯下過錯，引咎辭職，避免尷尬。

結語

姚崇為什麼沒有遭到“兔死狗烹”的命運？

首先，姚崇雖然和郭元振、劉幽求等人一樣，都是玄宗政變的支持者，但他並沒有直接參與，因此也就無所謂什麼“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對玄宗的皇權當然也就構不成威脅。

其次，姚崇是三朝宰相，素以“吏事明敏”，精明強幹著稱，玄宗要追求天下大治，自然需要這種富有執政經驗的大臣輔佐。

最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姚崇忠於人主，深明君臣大義。

這樣一位能力強、情商高、一心忠於皇帝的宰相，李隆基有啥理由“兔死狗烹”呢。

姚崇在任三年多，時間雖然不長，但卻與玄宗君臣同心，密切配合，共同開啟了清明、高效、務實、儉樸的新政風，終結了自神龍政變以來混亂不堪的政治局面，把帝國引上了一條健全的發展軌道，為盛世的來臨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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