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来新疆探险的外国探险家，人们总是联想起楼兰古城、尼雅遗址，而很少将他们与塔城联系起来。事实上，探险家们也曾多次光顾塔城，在这片辽阔的地域留下处处履痕。当然，由于探险家们自身立场的不同，又直接或间接地受各国政府的插手和干预，因此，来塔城的目的往往是学术考察和搜集情报交织在一起的。有的具有积极意义，有的却是在损害中国主权。
早在1246年，西方教士柏朗嘉宾和本纳迪克特为去朝见蒙古大汗，曾取道斋桑湖，经塔尔巴哈台去和林，后来两人都写下了很有价值的旅行记。
1856年，俄国人僧克曾到塔尔巴哈台地区一带进行探察，并收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这一时期，正是清王朝风雨飘摇，国势衰微之际，不少俄国人打着考察的旗号，实际上是测绘地形，收集情报，为沙俄蚕食我国西北疆土做准备。如1858年俄国上尉哥鲁别克率一支由俄皇家地理学会组成的探险队在塔城境内的探察， 1872年俄国人马图索夫斯基从斋桑出发，自北而南，越过额敏河谷行抵玛纳斯，再沿驿站经塔尔巴哈台到达沙拉的沿途考察就有这种性质。
外国探险家中对塔城留下记述文字较多的有以下几人：
俄国人谢苗诺夫
谢苗诺夫，俄国地理学家和植物学家。1857年，他从俄国的维尔诺出发，前往天山地区进行探察。他们登上了天山的汗腾格里峰，对天山山脉进行了天文测量和矿藏研究。当年9月，他们来到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最初的府治，也即人们通常说的“老塔城”雅尔(俄称乌尔扎尔)。 这时的雅尔已被俄国人吞并，并建立了居民点，全村有900多人，耕种着大片的土地。谢苗诺夫写道：乌尔扎尔村的庄稼播种面积很大，黑麦的产量是种子的5倍。春播作物的产量更好，小麦产量是种子的8倍，春麦和燕麦是种子的13倍多，亚麻的产量也很好。
谢苗诺夫考察回国后写成《天山游记》一书，书中对塔城盆地作了详细描述，该书出版后，谢苗诺夫名声大振，并因此被沙皇授予“天山斯基”的称号。
日本人橘瑞超
1902年至1910年间，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的大谷光瑞组织中亚探险队(又称大谷探险队)，曾三次来新疆考察探险，足迹遍及天山南北。橘瑞超作为后续年轻主要成员，1908年第一次进入新疆，在罗布泊、楼兰、吐鲁番等地考察发掘，曾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1910年秋，橘瑞超第三次来新疆探险，他们假道俄罗斯铁路经塔城口岸进入新疆。
橘瑞超等人是9月底进入塔城的，因为等待托运的行李，在塔城的一个富户人家借住半月之久。这里并不是他们的重点考察区，因此，闲住期间，他购买了车辆、马匹、牧民用的帐篷等备用品，对本地特产奶茶、馕和抓饭等并不持赞美态度。闲暇无事时，便去塔城不大的街面游览观光。
十多天的观察体验，使这位年轻的日本人得了这样的结论：1．塔城是乌鲁木齐到圣彼得堡通道上的一个著名的边境城市，受俄罗斯影响很重；2．官员们庸庸碌碌，为保官帽而奔忙。
橘瑞超在游记中是这样介绍塔城的：塔城地处边境，商业发达，俄国势力在这里影响很大，通行俄语、俄文。除土著居民外，有汉人、蒙古人，还有纯粹的俄罗斯人。在街上散步游览，到处显示出中国风格，各方面感觉又像是走在俄罗斯偏僻的乡村。
这就是20世纪初一个日本人眼里看到的塔城，民族杂居，文化多元，蒙昧中又点缀着些许现代文明的光点。
在他的文章中，橘瑞超有一段这样意味深长的话：“世界上到处都有中国人。古代中国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居住在这里的人，是中国政府派遣来的，也有俄国方面派遣来的。塔城近年逐渐发展起来，这里有俄国领事馆，电信局，最近又新修了邮电局，俄国的势力在这里一天天增大起来。”
成书于20世纪初的《塔城直隶厅乡土志》手抄本，就是与橘瑞超同来塔城的日本人林出贤次郎带回日本的。直到1987年，该书才由日本中国文献研究会发行后送还新疆。
当时日本与英国相争染指新疆，橘瑞超的上述感叹是否也藏有这种心态呢？
橘瑞超回国后，完成《新疆探险记》、《中亚探险》、《蒙古语研究》等著作，还与人合著了《新西域记》、《西域考古图谱》等书，使他跻身于斯文·赫定、斯坦因、勒柯克等大探险家的行列，名震一时。
瑞典人斯文·赫定
赫定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和亚洲探险家。他先后5次来华。第五次是1936年冬天，他原本是受德国汉莎公司的委托，来开辟欧亚航线，准备作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但在考察筹备期间，就受到了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因为经过“五四”精神的洗礼，中国知识界的现代意识及民族精神已经开始觉悟。经过谈判，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由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由斯文·赫定和北京大学教务长、知名学者徐炳昶教授分任中瑞双方的团长。
这是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探险。因为交通上的缘故，斯文·赫定等人曾数次往返于乌鲁木齐、塔城之间，并留下了较多的记载。
斯文·赫定第一次到塔城是1928年的5月初，他是准备经塔城转乘西伯利亚的火车去德国。来到塔城，刚好碰上发洪水，被阻在塔城4天。
据赫定描述，这次洪水很大，从塔尔巴哈台山上下来的大水冲了塔城县的田原大地，城市的整个西部地区都被水淹没。有不少骆驼遭到水淹，有120多间房屋倒塌，还淹死了两个人。但这次大水却未见别的资料上记载。
1928年9月，斯文·赫定返回中国，再次途经塔城。
这次他在塔城滞留的时间更长，不是因为洪水，而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新疆的督军杨增新被人刺杀了，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没有特殊许可，不准进入乌鲁木齐。
由于时间久，便有了与官员交往的经历。除对塔城外观的初步印象外，当时塔城官员和官场的陋习给斯文·赫定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他的眼里，时任塔城道尹的李钟麟身材矮胖，脖子上顶着一颗大脑袋，圆鼓鼓的红脸上眯缝着一对小眼睛。赫定的人物素描确实抓住了特征，因李钟麟的外号就叫“李蒙古”。
赫定对李钟麟的性格作了交待，别看他其貌不扬，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他诙谐幽默，是一个天生的滑稽角色。他乐观、热诚、善良，甚至不愿去伤害一只苍蝇。他会说俄语，但又说不好，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滑稽可笑。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是一位酒场高手。他喝酒招数奇多，花样翻新。
赫定是这样介绍第一次饮酒情景的：我们被请到客厅的一张小桌旁坐下，桌上摆着烟，茶和瓜子，紧接着送来了酸黄瓜和永远也喝不完的伏特加。按照当地的规矩，即使你不喜欢这种饮料，出于礼貌也要“干杯”，因为主人向你敬酒时已作出了榜样。李道尹充任这一角色确实够格，他不停地向大家敬酒，还极富感染力地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并断言自己是新疆酒龄最长的酒鬼。
斯文·赫定在塔城滞留了近一个月。虽然他说自己从不与饮酒无度的人一起喝酒，可为了行事方便，他不得不去。他感到“宴会”一词几乎就是饮酒的代名词。席间，各种酒令大大刺激了酒的消费量。例如把一根火柴固定到盒子上点着，在座的人将盒子一人接一人地顺序传递，火柴在谁手里熄灭，谁就被罚喝酒。赫定认为这很无聊，并且没有义务向李道尹表示特殊的礼貌，因此决不多喝一杯。
从斯文·赫定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时塔城官府官员的生活情景：工作散漫，办事拖沓，生活环境沉闷，大家只好在漫无节制的狂饮中虚度时光。这就是一个外国人对当时塔城的印象。
斯文·赫定这次考察先后历时8年，回国后完成了《长征记》、《皇城热河》、《丝绸之路》、《马仲英逃亡记》、《漂泊的湖》、《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等著作。这些著作文字优美，记述生动，而且记录了新疆那个动荡年代的许多历史事件，是研究新疆民国史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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