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這個較為開放的社會里,婦女改嫁是常有的事。
民間不說,王室本身就不太拿它當回事。唐玄宗李隆基的愛妾楊貴妃(小字玉環)就是嫁過人的人,而且還曾是玄宗兒子壽王瑁的妃子。玄宗奪子所愛,詩文裡雖有微詞,然而也從來沒有把它當一件醜聞來評述。儘管隋朝曾限制過政府高級官員的妻妾改嫁，《隋律考・劉炫傳》記載隋文帝開皇十六年曾下詔規定：
“九品妻無得再醮。”
九品以上官員,夫死之後妻不得改嫁,到了五品以上,夫死妾也不得改嫁了。所以隋代女子大多不願嫁給作高官或要作高官的人。但是這種要求是很難在社會習俗中紮下根來的。所以唐宣宗時把範圍縮小到公主有子喪夫才不得再嫁。
其實,為了發展經濟,增加人口,唐在法律政策上是鼓勵鰥寡成婚的。如唐太宗貞觀元年下詔書說:
“喪妻達制之後,孀居極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
據《新唐書·公主傳》所載,唐代公主有九十三人,其中嫁兩次的就有二十三人,嫁三次以上的有五人。民間女子在婚姻問題上不滿意而請求離異的,也能得到比較寬容的處理。
從唐代許多文學作品中也可看到世人較為開放的愛情生活。
唐代傳奇小說就不乏描寫現實愛情生活之作。
《補江總白猿傳》寫了歐陽紇出於對妻子的摯愛,不懼艱險,奪回被白猿劫走而孕的妻子。《遊仙窟》形象生動地再現了文人縱酒狎妓的生活。《任氏傳》中的狐女任氏豔雨多情,忠貞勇敢。《柳毅傳》主人公柳毅,在龍女遭夫家虐待時慨然相助,幫助龍女脫離苦難,又崇高地斷然拒絕龍女家庭的勸婚,結果經過種種波折,兩人產生愛情,終成夫婦。《霍小玉傳》敘書生李益與歌妓霍小玉相愛的故事。李益發誓與霍小玉偕老,最後還是變心另娶貴姓。小玉悲憤成疾而死,冤魂化作厲鬼,攪得李益夫妻不和。《李娃傳》寫青樓女子李娃與滎陽公之子某生的愛情傳奇。某生落難時李娃救他於風雪飢寒之中,某生富貴後李娃為了不妨礙他的前途想悄然離去。最後得到滎陽公的“諒解”,與某生結合並被封為“汧國夫人”。
這些藝術形象體現了唐代社會的愛情理想和婦女對所愛男子豐富細膩的內心生活,更可貴的是反映了唐代女子在婚姻問題上雖仍處被動地位卻具有追求幸福的主動性格。
另一名著《會真記》(《西廂記》的藍本)寫了相府小姐崔鶯鶯的執著追求,做出了不顧“自獻之羞”的膽大行為,當她意識到將被拋棄,由子身份和教養,她無心抗爭,只是謙和地對張生說:
“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也,愚不敢恨。”
反而理解並感激“君之惠也”。崔鶯鶯深知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不能以禮定情”,縱有山盟海誓,也是沒有保障的。只有“沒身永恨,含嘆何言。”她對張生的愛是銘心刻骨的。可見唐代女子儘管有大膽明朗的追求,卻仍不能擺脫“百年苦樂由他人”的命運。而薄情男子張生,卻得到了世人“善於補過”的稱讚。難怪唐代詩人白居易曾作《婦人苦》,為婦人深抱不平。他把婦人比作竹子,被折不再生,枯身抱節;而男子則象柳樹,雖被折斷,隔春又發新芽。
唐代女子的文才,也是為歷代文人學士們所傾倒的。
女詩人薛濤,天資敏捷,淪為歌妓以後,與當時的名流如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等人交往甚厚,與元稹尤其情深。
歌妓劉採春,也是個多才多藝的女子。她容貌秀麗,嗓音婉轉動人,還能填詞寫曲,一曲唱來;使
“閨婦行人,莫不漣泣”。
元稹與她結識以後就舍卻薛濤而同她相處了很長一段時間。可見唐代這個發達的、開放的社會環境曾給予了女子施展才華的一點點機會。
她們談吐文章不亞於男子,特別是青樓女子更少拘束羞澀,她們大膽描寫相思、離情,較男人寫的更為真實和細膩。然而誰都無法超脫歷史的限制。唐代婦女尤其是青樓女人,她們的才華和她們的本身一樣,都不過是投當時文人所好、甚至是供人玩狎罷了。薛濤就曾作詩描寫自己的不幸說:
“二月楊花輕復微,春風搖盪惹人衣。依家本是無情物,一任南飛又北飛。”
唐朝的青樓發達
唐代宮妓發達,不但文人顯貴以風雅相標榜,就是皇帝也經常出宮到官辦青樓去玩樂。許多青樓都懸掛著彩版,上面記著皇帝前去遊玩的日子。唐代長安、洛陽、揚州、湖州等繁華城市青樓最多,佳麗如雲,名妓輩出。如前面提到的薛濤、劉釆春以及錢塘蘇小小,杜牧所鍾情的翠華,都屬於這種情況。甚至國家正史《唐書》還列有青樓女子李娃的傳。
唐代士人不但去青樓,在家中還大多有專寵之妾。聲色歌舞不絕於盛世名流之間。詩人白居易與妻子十分恩愛,但又恃籠小妾樊素、楊枝;韓愈一生宣揚儒學,當過國子博士(最髙學官),私生活卻也很風流,專寵愛妾柳枝與絳桃;尚書張建特使其妾關盼盼住在燕子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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