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闲谈是非长短，是不该诛心的。可“陈寅恪是否汉奸”这个话题的抛出，确实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的。
京都静源，原名刘正，曾供职于武大等校，现据闻在美某私立公司
发问之人“京都静源教授”，即刘正先生，是从气功起家俨乎其然的“高人”，更是著名黑陈专业户，这些年挂着武大、人大等校的旧衔高冠，四处露脸炒作，鼓噪带节奏，竭力要给陈寅恪送上一个“汉奸”称号，加以绞索。尽管他自己，因了不便明言的一堆怪事，被学术圈集体各种揭底开涮，都足以新添一部笑林了。当年的北京联合大学中文系，1983级出了两位可人，于丹之外，就是这位刘正先生，金童玉女似的，呵呵。
于丹，现北师大教授，1987年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中文系.图\\视觉中国
过去的“天涯”时代，他给学界同行们，带来过太多啼笑皆非的笑话——武大国学院某位我喜欢的名学者，每回不经意中提及这位旧同事，都是不加掩饰的狎侮之状，哈哈大笑起来，脸颊像挨了两巴掌似的红起，那意味深长只能自己去揣摩。只不过，这些年都没人愿意理他，而我在此，也多少给他留点情面，省烦不抄罢了。
他是每饭不忘攻讦的。只是不想头条才兴起，他就迫不及待地窜来再抹黑陈氏，各种谣言捏造，各种口诛笔伐，各种诬辱谩骂了。刘正教授比我年长30岁以上，我也没资格混学术圈，彼此未有丝毫瓜葛，我本身也是贫嘴薄舌喷子一个，似乎本该识趣安做吃瓜群众，袖手瞧热闹的。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国人共所推崇的学术大家
可是，眼见这种舐皮论骨的无端谰言，肆无忌惮地四处流布，于心真是不安又不忍。视听怎可不正，道义岂能喂狗，是以，面对盛气凌人的“名流”学者，不佞也该无惧开罪，谈些观感的。
据说，因曾受过陈门弟子的奚落，有那么一点私怨，刘正先生从“陈吹”翻身为“陈黑”，对陈寅恪表现出咬牙切齿之恨。
刘正先生专著，被批为错谬百出
近些年的他，上窜下跳，称尊肥己，借挖掘新材料为名，以推翻定论为号召，或凭空诬赖臆造，或肆意歪曲解读，或随地搬斤播两，罔顾各界观感，不惜根除株拔，对墓木拱矣的陈寅恪痛下杀手，鞭尸为乐，意在把前辈彻底搞臭。
他之持论，主要有二。其一，认为陈氏浪得虚名，水货一枚，论学问还远不及他京都静源大师，纯是师弟子们吹嘘出来的；其二，从根子上丑化陈寅恪，在其人格品行与民族气节上大作文章，“起底”陈氏，说他不仅人品不行，小人一个，抗日战争爆发前还曾主张对日媾和，抗战期间更主动参与日伪，妥妥落网汉奸、斯文败类。
刘正教授在平台的另一段话
我的总看法：第一点，毕竟尚属学术争鸣范围，即便立异以为高，也是天赋人权，无妨让人插嘴，自成一说。惟第二点，抨击陈氏人品，甚至阴阳怪气意在坐实他是汉奸这一条，不只是人身攻击而已，实际早已超出事实和公义的层面，是连死尸都搬来作沽名获利之具，与营私肥己之所，岂忍心付之一笑完事。
比如，他诬蔑的陈寅恪在港失节这一段，我自己2015年8月曾履至港大，辛苦访得陈氏全部宿舍五处，并得查阅资料若干，心知完全捕风捉影，对其死守精神、气节操守及伟岸人格只增无限感动。犹记得，那边半夜，与友人迎风站在九龙太子道街头，感慨纷至沓来：
陈寅恪一家，约在困守香江前后
在那战乱的年代，在命运的颠沛中，在赤贫的岁月里，陈先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是真有顶天立地的自尊自信的。他给友人的书信中，自称“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没有丝毫的食言自夸，也无半点虚与委蛇呀。
可以说，刘正教授如此毁谤中伤，就史实而论，是歪曲栽赃；于动机而言，不留情地讲，完全是龌龊阴暗心理，“小人穷斯滥矣”！循这逻辑，你刘正先生明明是中国人，不过曾到东瀛游学一年半载而已，归国后竟摇身一变，连祖宗名姓都像丢垃圾一样扔掉了，改称“京都静源”这么不伦不类的日本名字，张扬炫耀以为汉学标榜。如此媚态，偏倡高调，崇议闳论，漫天大谎，居心又何在！
倘还施彼身，我倒要诘问：刘正教授您自各的“民族气节”，是遗忘在了李小牧那个新宿歌舞伎町一条街了吗？
平实地讲，刘正先生说“正当日寇侵华之时，陈寅恪却带头主张投降日本是上策”，固然是诚心断章取义搅浑视听，可是在抗战之初，陈寅恪内心对民情、国情、局势判断有误，略显悲观，的确是事实。
陈寅恪与好友吴宓.陈丹青\\画
他确曾经认为，中日若全面交战，要做好亡国的准备，为此忧心忡忡。他的这一条“罪状”，据现有资料，仅见于《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版，第6册）1937年7月14日所载。这是当日，陈氏与生死之交吴宓在私底下的一次闲话：
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从这可知，至少在卢沟桥事变一周以后，陈寅恪对时势，还是持不乐观态度，尤其是对主政者，是极不信任。可稍悉现代史的朋友就会知道，中日全面对抗前后，疑虑与悲观，是国人从上到下都很广泛的看法。这是实情，如今也没必要出于民族自尊心而去涂饰，搞得好像一听要交战，个个燕双鹰附身，都磨刀擦枪打了鸡血似的。
西南联大派遣出过大批上战场的抗日学生.电影《无问西东》有纪实成分
当时多数国人，以为自家处处不如人，样样没准备好，倘若没有妥为设计，就冒然全面交兵，胜算的几率极其微弱，国家若陷泥坠火，而人民必将涂炭。这一点，从蒋氏到胡适，从李宗仁到梁漱溟，无贤不肖，自贵至贱，你能见到的私人材料，实际绝大多数都不表乐观。
这并非陈寅恪一人的观感。他的生性，是如此热爱和平，而生平主张，也多是稳健主义，内心有此失误判断，在所难免。讨论可以，可怎好上纲上线，诬告他“带头主张投降日本”呢！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陈氏的这番言论，是非先不论，无疑只是与至交闲聊所及的想法。从现今所有材料看，陈寅恪从未公开倡和，更从来没说过不抵抗！
太显然不过了，私下表达看法，与公开声明媾和；对局势预测不乐观，与觍然倡议不抵抗，智商略微在线，都会清楚是两回事。可以说，任何完全脱离语境的上纲上线，任何故意断章取义的借题发挥，不仅违悖“史学基本法”，也是不道德的诬陷。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卢沟桥——现代中国人的屈辱见证
在当时，守土抗日固然是全民之责，可也绝不是说，对于具体举措，自家暗屋内流露过些许疑虑的，就就是其心可诛，就是失节汉奸，就是民族罪人。倘若真的要责骂到底，也无须讳饰，大概只有一点：陈先生毕竟一书生，谈学问妙义纷陈，但窥察起时事来，也不免有疏失之处。1945年日寇战败，这个收场可以证实，他起先的悲观是偏颇的。
学问家治史，贵在一个“识”字，我等吃瓜群众论人，也须要一个“实”字。我想，知人必先论世，论事必得原情，应是常识。给前贤盖棺论定，更当措其心于中和平正之地，任何大搞“诛心大法”的呵斥八极，是必定失之十丈，差以亿里的。
实际上，陈寅恪不但不是什么“带头主张投降日本”的落水嫌疑人，在彼时，他是公开呼吁对日强硬最早、最大声的中国人之一。
陈寅恪中年时代
不仅如此，因为矢志抗敌，拒与合作，他毅然南下，长期流离转徙，衣食不继，朝不及夕，小女儿陈美延咳嗽都没钱治病，也接不上营养，导致严重影响发育（见陈家儿女回忆录《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1941年12月，他困居香江，山穷水尽，住的都是贫民窟陋室，为省房租2年内搬家6次；日寇入侵香江后，他立即辞职，因无收入，一度断炊。可当日军听闻其名望，持金40万元相赠时，他断然拒绝，送来的两袋米，他也决然退却，日人只好作罢。（黄延复《关于陈寅恪四十年代初滞港前后的一些史料》，见《追忆陈寅恪》，第373-375页）
受赐于日寇的炮弹，他的绝大部分书稿毁于劫火，半生学术成果付之一炬，留下“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恨，导致现今还要被承平时代的后学刘正教授，挤眉弄眼冷嘲热讽说风凉话；也正是由于战火的阻遏，他的眼疾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快就瞎掉了。一代大儒，如此含辛茹苦，如此壮烈为国，共赴国难始终，你都要谣诼他是失掉民族气节的“带头大哥”，身后巧施以盲目的暴力，于心何忍，心术又得是多歹毒？
再举个有名例子，可证实陈氏恰好是最早一批率先出来，公开激烈要求御敌抗日的文化界大佬。1931年 ，“9.18”事变爆发，随之“1.28”事变出现,陈寅恪彼时尚在北平，焦心如焚，迅即走出书斋，吁告所有学术圈同仁，倾力为全民抗日呐喊、奉献。为此，他踊跃捐款，援助十九路军等。
怜子如何不丈夫
他对与日全面对抗的后果，是心有疑虑，可是一旦事实已成，从无怯弱自保之意。当时，所谓“不抵抗”舆论甚嚣尘上，陈氏悲愤填膺，拍案而起。他联络同道，一方面请愿陈情于当局，力请坚决抵抗；一方面公电叱责投降主义，予以辛辣嘲讽，以示绝不妥协的信念。该电全文如下：
洛阳国民政府钧鉴，沪战连日退却，传说原因不一，是否政府实行妥协，今日之事，敌兵在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政府对日，当有一贯主张，不主妥协，即主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若用秦桧，即请斩蔡廷锴，以谢日本，万勿明战阴和，以欺国人。家国飘摇，生灵涂炭，瞻望京洛，哀愤交并。
陈寅恪，容庚，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1932年3月2日
当日《世界日报》刊载
这篇陈氏“佚文”，刊登于1932年3月5日的《世界日报》。标题为《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质问对日方针》，现今尚可查验。陈寅恪到底是“带头主张投降”，还是带头主张抵抗，文献斑斑俱在，事实不言自明。
事实上，不仅是陈氏自己一生完其名节，是沧海欲流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整个义宁陈氏家族中人，几乎都是风骨峭峻的大丈夫，都是坚贞嶙嶙的爱国者，都是宁死不屈的民族主义者。
一门三代忠烈
陈家一族，持节之坚，报国之忠，与所付出代价之惨烈，都是整个近代史所罕见的。陈家先祖陈腾远，堂号“凤竹堂”，立下家训称“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节”，而其凤竹之志、君子之节，确实是一门所系，一脉相承的——实际上，这也是民国诸多大师们的共同旨趣，今人如此缅怀他们，不仅不是“恶捧”，而是发扬不够。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湖南首行变法，厉行新政，是中国民权实验开风气者。贵为封疆大吏，清廉至极，晚年被贬回籍时，一家人竟连回乡的旅费都没，仰仗地方百姓资助，最后方得以成行。后来，陈宝箴一夜暴毙，据如今很多研究结论，都是被慈禧赐死的。
江西修水陈家大屋正厅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同光体诗派领袖，近代首席大诗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入城，曾百般劝诱，85岁的老人严词斥逐，并决意绝食，明志殉国。他是晚清名流中唯一为反日绝食自尽的。
据旁人回忆，陈三立濒死时分，精神恍惚，最后问的话，是“外传马厂捷报确实否”？我当年翻书至此，遥想其境其情，为之动容不已。名不徒生，誉不自长，义宁陈家被礼敬为“近代江西第一忠门烈府”，是有来由的。
陈寅恪及其家族，这种家国情怀，是如斯深沉，如斯苍凉，又如斯揪心，倘为了点睚眦私怨，亦或为多写几篇论文，就带风向诬捏陈氏“失去民族气节”，此心安否？
可以说，整个1940年代前后，陈寅恪最念兹在兹之事，并非学问，而是家国命运问题。这是看《吴宓日记》也可侧面得知的。
当年抗战胜利消息传至巴蜀一带
终于，1945年8月，日寇投降。当月15日，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传至中国西南一带。那时，陈先生还僻居成都，当讯息传到时，已是凌晨了，双目失明的陈氏早已入睡，家人不便告知他。他事后诗文，说是“醒方知”，即早起才听说了这一喜讯。 他喜心翻倒，涕泪交零，对着秋声满庭树的窗外，援笔就是一首诗：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1997年，陈寅恪学生、名学者石泉于清华大学陈氏故居前
关于这首《乙酉八月十一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岭南学者胡文辉那部《陈寅恪诗笺释》，还有周密注解。我读这首诗，学问谈不了，可忝为读者，心知其意，感动满怀。有人说，陈的著作，所现情感何以都那么深重邃远，是因为他的心思，从来凌驾个人私利，从来都非徒张虚论，里面总凝聚着一股国身通一的精神，是有理据的。
广州中山大学陈寅恪旧居
“时事厌闻须掩耳，古人久死欲招魂”。所以，刘正教授的谇诟，绝不只是一桩学界八卦而已，实是罔顾人间道义、虚构无端的阴毒之言，为公义度，都该“褫其华衮，示人本相”。陈氏自己已沉泉，无从辩驳，有知者应为他讲几句公道话，才对得起这位守先待后以身殉道的文化英烈。
甚至不夸大地讲，陈寅恪的学术、作品、甚至是性命，是与国家的命运、中华文化的命运，同一条命的。他的学问导源于此，身心根底在此，其人格崇高也体现于此。古训云，“无君子难以治小人，无小人难以养君子”，从这一层面讲，小人永远也无法明白“大人”心思，而“大人”又何需小人懂得呢？
陈寅恪的精神遗产，最不该被遗忘
可以说，陈寅恪之所以岿然为一代宗师，你刘正所以只是刘正，我又何以藐然一喷子，核心分野，不在学问高下，而在这精神蕲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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