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统一货币铸币权以及实行缗钱制度后，社会剧烈震荡。后来威力减轻社会的反抗强度，汉武帝还采取了一些怀柔式的实施办法，比如有意识地树立为国分忧的榜样，而一个叫卜式的河南人便有幸成了古代“焦裕禄”。
其实，卜式这个人原本也不是有太多私心杂念，在朝廷对他大树特树之前，他还真的是很爱国，发自内心的那种。虽然他不算是大富豪，却愿意响应中央政府号召，把自己的千余头肥羊捐出一半支持汉朝攻打匈奴。而那时候还没有实行缗钱令，汉武帝很惊奇，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以为这“活雷锋”卜式一定是借着捐钱捐物谋取一官半职，居然朝廷命官询问的结果是，卜式完全为了支持国家打仗，纯自愿的那种。这种显然“有悖常人思维”的解释也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满腹疑团，还以为是他想放长线钓大鱼呢，所以并不急着提拔他，看看再说。
看到后来，卜式又一次为赈灾捐了20万。这回真金白银的汉武帝也感觉他不是装的了，而是真正的个人觉悟高，于是主动给他当官，而且一路凯歌当到了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御史大夫。
当然汉武帝给卜式提官的原因也不是就嘉奖其觉悟高那么单纯，而是另有政治指向，也就是为了配合推出缗钱令进行的立体宣传，为人们配合天子的“合理圈钱”提供一个榜样的力量。
卜式的典型形像就这样给塑造树立出来了，原以为人们会学习卜式好榜样，踊跃为国作贡献，不过却收效不大，尤其是对嗜利如命的商人食利阶层，想从他们口袋中“虎口夺食”，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商家富户尤其不买帐，能不捐的绝对不捐。看来算缗有即时流产的危险，这对朝廷相当不利，那时因战争的折腾又让皇帝手中特别缺钱，情急之下，汉武帝也只能“霸王硬上弓”，紧接着出台了告缗政策，采取全民动员的手段，号召大家一起来检举揭发偷税漏税，然后强制执行，也就是说你不捐也得捐，不捐不仅要强行拿走你的钱物，甚至还有牢狱之灾。
于是，皇帝的口袋因此而立马涨成猪头，肥得不能再肥，而民间资财也因财富流转急剧“减肥”，甚至变得有点民不聊生。正如太史公上文所述：“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大意就是当时中产阶级以上几乎都被人告遍，官府得民财数以亿计，要人有人，要田有田，这种以法律强制财富由社会向中央政府转移的做法，虽然有效地解决了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而此种“杀鸡取卵”的近乎野蛮的手法，却大大伤害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也就是中等以上的人家大都因重税而破产，反正你起早贪黑辛辛苦苦赚到的钱，因为没有对私有财产的合理保护措施，到了最后都让官府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拿走，干不干一个样，所以生民不再经营实业勤劳致富，宁愿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再也不敢积蓄产业财富，这样就大大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汉武帝剧照
这就是官府进行积极财政政策而出台的缗钱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还不是最坏的，嗣后推出的增税政策，以及盐铁专营、均输平准法的实行，更是给巨贾豪族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本末之争”在经济政策上的具体反映，汉武之前贾谊、晁错等人就对天下“背本逐末”颇有微词，到了汉武帝为了配合一统经济正好对商业“末流”开刀，极度抑商的结果，所以中国古代经济中“商”的成份一直“发育不全”，直到现在有人还认为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如此想来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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