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粤东地区的人主要操两种方言，一曰客家话，一曰潮州话。这两种方言差别之大，几乎与外语相同。
客家人和潮汕人共处粤东，尽管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异，但最终却走向融合。客家人大部分生活在山区，不过，也有这样的现象，在以讲潮州话为主的潮汕平原，相隔几里的丘陵上的村落就讲客家话。而潮汕人由于生活在潮汕平原，人多地少，便发展出非常细致的市井生活和人际关系。比如，三五人聚在一起，必定要喝又浓又烫的功夫茶。可以说，潮汕人善做生意，擅长建立人脉关系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不同的地理环境当然使潮汕人和客家人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比如潮汕人喜欢吃新鲜的海产，口味清淡；客家人喜欢咸而香的东西。
两者的融合是以对外开放和城镇化为契机开始的。最早的对外开放是被西方的炮火轰开的，清咸丰八年英法联军驶抵天津城下，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其中，中美《天津条约》将“潮州”列为通商口岸。但由于潮州府并不是海港，因此真正开放的是汕头。以至于恩格斯在著述中都提到，汕头是中国当时除已开放的五口通商之外“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一批在更早的年代奔赴南洋取得成功的商人回到广东投资，其中有很多是客家人。这些客家人到了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将自己的山民身份变成了现代商人。其中一个叫李柏恒的南生公司老板，在汕头集资兴建7层高的百货大楼，使用了第一条电梯，创造了现代商业文化和都市雏形，成为汕头人最重要的历史记忆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粤东建立了行署，汕头一度与惠阳、兴梅合并在一个区域，1956年汕头与兴（宁县）梅（县）合称汕头专区，大批参加革命的客家人从偏远山区走入潮汕平原。都是革命同志，通婚变得非常普遍，大大促进了客家人和潮汕人的融合。
特殊的方言是不同族类连结最紧密的方式，也是感情交流的最佳手段。但是，身份认同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你是我的老乡，就不是他的老乡。这给我这样的人带来了一些尴尬——我是出生、生长在潮汕的客家人，当两拨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知该说什么方言了。童年时客家的老人告诫我们不要忘了客家话，忘了就是“忘本”；当我的客家后裔同学几乎完全被潮汕文化同化时，我一直平行地使用两种方言。但由于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冲突，使我在童年时代就有一个坚定的想法：长大后一定要到讲纯正普通话的地方工作，所以我一直注意把普通话说好。到了深圳后，我有一种实现了童年理想的感觉，不讲方言，只讲普通话。光阴荏苒，到了一定年龄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听到纯正的客家话、潮州话常常会引起我强烈的感情共鸣。有两个情景曾莫名地让我激动，一次是在高速公路上听到温软的潮州女孩播音；一次是在火车站听到身边一群人用硬邦邦的客家话聊天，而且说话的方式都是几十年前我在故乡中听到的那种大嗓门。这两种方言，对于我都是“乡音”。
深圳人中，客家人和潮汕人占了很大比例，但很多人都对这两个族群的差异忽略不计了。不过，潮汕人和客家人都一直有保留语言习惯的强大力量，客家话有山歌、潮汕话有潮剧和潮汕小品。赵本山的小品刚刚通过央视春晚在全国走红的时候，我的客家和潮汕老乡们却无法像北方人那么热烈响应。因此我觉得，每年的春晚，都发挥了普及中国北方文化的作用。但对潮汕话和客家话的普及，却远远不够。几十年过去了，粤东的方言区都提高了讲普通话的能力，但讲到一些“带劲”的事情，人们还是不自觉地说起方言，毕竟很多方言的特殊表达，用普通话是无法实现的。这也培养起这两个族群的国际性组织：世界客属大会和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时代在进步，客家人、潮汕人融入全国各地是肯定的；但文化是要讲传承的，保持地方特色也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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