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倫》撰稿人 詹姆斯·柯比
澳大利亞財務顧問的受教育程度低，受到的監管少，最糟糕的是貪婪。無論財務顧問收取多少費用，他們都會讓你失望。
2019年，澳大利亞頂級財務顧問面臨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局面。去年，在由肯尼斯•海恩(Kenneth Hayne)領導的皇家銀行業委員會(banking royal commission)的監管下，該行業經歷了一段痛苦的經歷。短短几周內，公眾不僅發現了我們一些主要金融機構的極端惡劣行為，還發現了許多財務顧問的不足之處，例如：這些顧問的受教育程度低，受到的監管少，最糟糕的是貪婪。公眾還發現，無論顧問收取多少費用，他們都會讓你失望。
兩位傑出的獨立顧問：山姆·亨德森(Sam Henderson)和特里·麥克馬斯特(Terry McMaster)在與海恩大法官對質時，發現自己的職業聲譽嚴重受損。據報道，他們已經離開了這個行業。(編者注：肯尼斯•海恩是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前大法官。)
隨著我們公佈澳大利亞前50名財務顧問的第三份名單，皇家銀行業委員會的戲劇性場面正在從公眾記憶中淡去，一種新的景象正在出現。大量銀行退出財富管理業務，隨之而來的是顧問們紛紛開始新的金融諮詢業務，這些業務可以宣稱是獨立於大型機構的。
與此同時，資金正從銀行和保險公司湧入行業超級基金(super funds)，而自我管理的超級基金則獨立運作。儘管新基金數量有所下降: 這些DIY基金的啟動率處於10年來的最低水平。
我們名單上的許多顧問私下都承認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因為皇家銀行業委員會揭露了金融體系最嚴重的過度行為，儘管他們擔心，越來越嚴格的監管將使他們的服務價格超出許多潛在客戶的承受範圍。
這些顧問必須與政府進行艱難的談判，尤其是新任澳大利亞金融服務部長(Financial Services Minister)簡•休姆(Jane Hume)，她負責提出關鍵的委員會建議，包括終止後續佣金(trailing commissions)。金融規劃協會(Financial Planning Association)首席執行官丹蒂•德•戈裡(Dante De Gori)表示: “後續佣金問題是當務之急。我們只是希望看到政府可能規劃的過渡進程。”
預計休姆還將啟動對人壽保險委員會的審查，並考慮為金融諮詢行業設立一個單一的紀律機構。 與此同時，由於上個月澳大利亞工黨在聯邦選舉中失利，一系列圍繞房產、稅收和印花股息的預期稅收改革被放棄，我們的高級顧問的客戶正以更加自信的心態面對未來。
即便如此，聯邦競選期間，人們對紅利抵免(franking credits)的極度憤怒，讓許多澳大利亞投資者意識到了分散投資的必要性，以及過度依賴澳大利亞“抵免政策”的相應風險。在我們的前50名財務顧問調查中，財務顧問不斷強調投資組合多樣化的信息，即需要打破澳大利亞獨立投資者對現金和澳大利亞股票的傳統依賴。（編者注：紅利抵免是指當投資者取得一家企業分紅時所獲得的“扣繳稅額”。扣繳稅額可以大幅降低投資者所獲紅利要支付的稅款，因為該企業已經為此支付了利潤稅。)
儘管澳大利亞的房地產投資對所有當地投資者來說都很普遍，但較為富裕的投資者早已將自己的股票投資組合分散到海外，投資於華爾街股票和債券，以及不那麼透明的私人股本和對沖基金投資領域。
今年財務顧問面臨的另一個突出問題是，超級基金 (super funds)的面貌發生了變化。超級基金是金融市場上最大的“蜜罐”，由於強制繳納退休金，每個人都對這個市場有一定的興趣。
隨著在強勁的投資回報支撐下，非盈利行業基金的財務聲譽不斷增強。但投資者開始遠離大型銀行和保險公司。這並不奇怪，因為銀行和保險公司在皇家銀行業委員會上呈現了一幅悲慘的畫面，澳大利亞四大銀行——澳新銀行(ANZ)、澳大利亞聯邦銀行(CBA)、澳大利亞國民銀行(NAB)和西太平洋銀行(Westpac)——都被皇家銀行業委員會披露了它們在管理資金方面的缺陷。類似的，如澳洲最大壽險集團AMP和金融服務公司IOOF等組織在皇家銀行業委員會聽證會結束後，公眾形象也受到嚴重損害。
對於財務顧問而言，轉向行業基金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這將使他們不再為之前的投資提供建議和指導。作為高級財務顧問，他們試圖指導自己的業務和客戶解決這些問題，但他們自己的行業真正處於不斷變化之中。
直到最近，成為一名財務顧問還是太容易了。缺乏標準使這個行業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任何擁有所謂RG I46資格證書的人都可以以專家的身份出現。在銀行櫃檯後面，在一個大型超級基金的電話裡... ... 一批銷售人員可以偽裝成財務顧問。
甚至在皇家銀行業委員會聽證會開始之前，該行業就已經與政府一道開始了全面改革。隨著一個名為財務顧問標準和道德管理局(Financial advisers Standards and Ethics Authority，簡稱FASEA)的新政府機構的成立，該部門的目標是提高行業專業標準。 FASEA計劃的基本特點是，每個顧問將需要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並且學過金融諮詢方面的專業課程。
財務顧問行業的目標是建立一個類似於符合我們對律師或醫生期望的行業監管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有一定程度的內部監管，而且被同行“點名”的可能性足夠大，足以讓人生畏從而遏制不良行為。
同樣，一些業內關鍵人物，如CFA協會諮詢委員會(CFA Societies Advisory Council)主席史蒂芬•鄧恩(Stephen Dunne)等業內關鍵人物呼籲，建立一個“一個顧問，一個執照”制度，以阻止“流氓顧問”從一個執照換到另一個執照的做法。
當然，協調這些規則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一直有來自獨立金融專業人士協會(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Owne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簡稱AIOFP)等組織團體的激烈反對。AIOFP堅決反對禁止後續佣金，認為這些佣金只會被銀行收入囊中，而不會返還給客戶。
在最佳的財務規劃實踐中，佔據大多數時間的工作，都是圍繞著幫助客戶優化他們的財務機會; 平衡風險和回報; 在主動和被動基金之間做出選擇; 以及決定是否將資金轉移到海外或留在國內。這些高級顧問的報酬都是按小時計算的，並有一定的服務報酬，後續佣金(在整個投資週期內不斷支付費用)與他們無關。
但財務顧問的薪酬問題仍是整個行業聲譽不佳的核心問題。一些財務顧問以及大多數抵押貸款經紀人和人壽保險公司，仍然普遍收取後續佣金。
海恩法官特別指出了後續佣金是一個問題。所謂的“祖父制”(grandfathered即舊規則)後續佣金，在2014年被逐步淘汰，但現在仍然很普遍。海恩還建議取消抵押貸款經紀人的佣金，但該行業已與兩大政黨達成協議，將保留這些佣金，理由是客戶不願意支付抵押貸款經紀服務費。
同樣，海恩建議，對人壽保險佣金進行審查。重要的財務顧問公開表示同意他的觀點。帕特里夏·霍華德(Patricia Howard)是墨爾本的一名金融顧問，也是澳大利亞AIOFP的委員會成員。她在接受《澳大利亞人報》(The Australian)採訪時表示，她與董事會發生了衝突。“在我們的行業中，未來不應該存在舊規則下的佣金制度，它們是一種遺留物。” 但AIOFP已經宣佈發起一場運動，向高等法院提起訴訟，反對海恩的建議。
從廣義上講，自皇家銀行業委員會譴責監管機構允許一些迄今為止有記錄的最惡劣行為以來，適用於財務顧問的監管結構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關鍵機構沒有受到影響。此外，人們更願意提起訴訟，而不是簽訂和平協議，比如可強制執行的承諾。總的來說，這可能也是一種進步。這意味著，財富管理行業的主要高管們肯定會避免出現“無服務收費事件”(fee-for-no-service affair)等問題，這些問題曾給AMP等機構帶來麻煩。
同樣，從基於佣金的建議，到收費服務的轉變過程極其緩慢，這也將提高標準。但或許，財務顧問行業最令人感興趣的進展，或許來皇家銀行委員會以外的機構。它們整合了多個現有機構，如前前金融申訴專員服務處(Financial commissioner Service)等，併合併為一個新的超級監管機構——澳大利亞金融投訴管理局(Australian Financial Complaints Authority，簡稱AFCA)。
對於高級財務顧問和積極投資者來說，AFCA的成立應該是一個進步，因為它使客戶能夠對顧問或金融機構採取行動，而不必訴諸法院。因為對那些採取行動的人來說，法庭是昂貴、耗時和費力的。
最好的情況是，主要監管機構之間這種幾乎是偶然的權力復甦，以及金融投訴一站式服務的創建，應該會讓尋找最佳財務建議這件事變得容易一些。
翻譯 | 小彩
《巴倫》(barronschina)原創文章，未經許可，不得轉載。英文版見2019年10月30日報道“The New Frontier”。
（本文內容僅供參考，投資建議不代表《巴倫》傾向；市場有風險，投資須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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