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蘭克費恩繼任者迅速落定後，高盛遭遇自金融危機以來最大的法律和聲譽危機。必須先解決一馬公司交易帶來的法律問題，高盛才有希望收復失地。
11個月前，時任高盛首席執行官的勞埃德•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在接受《巴倫》採訪時，描繪了高盛的藍圖——計劃繼續實現業務組合多元化，同時提振曾經高歌猛進、但如今已失去光環的FICC（固定收益、外匯和大宗商品業務）部門業績。
高盛前首席執行官的勞埃德•布蘭克費恩 （攝影：Getty圖片社 Stephanie Keith）
但在此後近一年的時間裡，事情並沒有像這家投行所希望的那樣發展。首先是布蘭克費恩的接班人之爭，按其下屬說法，多年來進展緩慢，但一下子就塵埃落定了；其次，一個損害聲譽的欺詐醜聞玷汙了高盛形象，迫使其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試圖修復；最後，截至2018年12月21日，高盛股價一年來下跌了37%，有望成為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里表現最差的成分股。
2017年12月16日至2018年12月24日，高盛股價走勢圖。數據來源：Yahoo finance
自從布蘭克費恩2006年一戰成名以來，他的繼任者似乎就一直是媒體報道和猜測的焦點。當時，加里·科恩（Gary Cohn）和喬恩·溫克爾裡德（Jon Winkelried）是聯席首席運營官，也是布蘭克費恩最得力的副手和最有力的繼任者人選。然而，溫克爾裡德2009年離開了這家公司——他目前是私募股權巨頭TPG的聯席首席執行官，科恩就成為高盛最可能的CEO繼任人選。
然而，科恩在2016年加入特朗普政府，隨之而來的是高盛投資銀行部門負責人大衛·所羅門（David Solomon）與首席財務官、負責交易業務的哈維·施瓦茨（Harvey Schwartz）之間的新一輪爭奪。
在擔任聯席首席運營官一年多後，施瓦茨向董事會施壓，希望知道自己是否會被選為首席執行官。他得到的答案是任何一個在高盛有足夠競爭力的高管都不願聽到的。於是，他突然離開了高盛。2018年10月，大衛·所羅門隨後接任CEO。
攝影：《巴倫》Akshar Dave
很快，高盛遭遇自金融危機以來最大的法律和聲譽危機。2012年和2013年，馬來西亞主權財富基金“一個馬來西亞發展公司”（1MDB，簡稱“一馬公司”）發行了三筆總額達65億美元的債券。高盛承銷了這些債券，並收取了令人瞠目的6億美元承銷佣金。正常情況下，佣金只佔發行債券金額的一小部分。
2018年11月1日，美國司法部公佈了對兩名前高盛銀行家和一馬公司實際經營人的劉特佐（Jho Low）的指控，稱一馬公司籌集的資金中有超過27億美元被挪用，用於行賄和購買房地產、遊艇、私人飛機和手袋等物品。被指控的銀行家之一蒂姆·雷斯納（Tim Leissner）已經認罪，正在等待判決。雷斯納是高盛集團合夥人兼東南亞地區主席。
高盛則否認存在不當行為，並強調雷斯納和劉特佐用盡辦法，包括使用一次性手機和代碼以逃避合規控制。另一方面，雷斯納在他的認罪聲明中說，逃避合規是高盛文化的一部分。
位於新澤西州澤西市的高盛大廈。 攝影：《巴倫》Carol M. Highsmith
美國司法部、證券交易委員會和紐約州金融服務部的調查正在進行中。
所有這一切，加上打擊高盛競爭對手的各種擔憂，給該行股價帶來沉重壓力。自從這些指控公開以來，高盛股價已經下跌了34%，回吐了2016年大選後“特朗普衝擊波”帶來的利好。
很明顯，高盛必須先解決一馬公司交易帶來的法律問題，然後才有希望收復失地。
翻譯：曉玥
審校：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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