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經濟學家信以為真的很多觀點應當被摒棄，而應當採納非主流的觀點，或者長期以來被遺忘的觀點。
繪圖/《巴倫》Joel Arbaje
文 | 馬修·C·克萊因（Matthew C. Klein）
2007年至2009年間的全球金融危機既非前無先例也非不可預料，它是信貸供給急劇增長的合理結局。信貸增加導致了借貸金額的爆炸增長，以及房產和主權債等最常被用作貸款抵押品的資產價格上漲。但寬鬆的放貸標準和其他債務限制也只能到這兒為止了。一旦信貸走到了極點，整個經濟過程就會開始逆轉，這時，信貸膨脹期間累積的槓桿也會將反轉之勢撬動、放大為災難。
我們挑選出了幾本關於金融危機的傑出著述都解釋了這一過程。這些書將從不同角度幫助我們理解已然發生的事情，併為未來可能的危機提供理論框架。
我們首推的兩本書是加里·戈頓 （Gary B. Gorton）的《對金融危機的誤解：我們為何沒有發現其來臨》（Mis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rises: Why We Don’t See Them Coming，2012年出版），及阿納特·阿德馬蒂（AnatAdmati）和馬丁·赫爾維格（ Martin Hellwig）合著的《銀行家的新衣：銀行業的問題與解決對策》（The Bankers’ New Clothes: What’s Wrong With Banking and What to Do About It，2013年出版）。兩本書都重點關注金融公司做什麼、它們為什麼失敗、以及為什麼這和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書中的所提出的關鍵觀點是：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稱之為“錢”的東西，實際上是由風險資產擔保的短期債務。儲蓄者隨時可嘗試將存款變現，這就會迫使銀行出售資產，甚至是虧損出售。從本質上說，這就是極不穩定的。
所以對戈頓來說，主要問題在於：金融危機為什麼是罕見的？他給出的答案是，正常情況下國家為了確保貨幣價值對新信息不那麼“敏感”，會出面保護銀行短期債務的價值。例如儲蓄保險的存在就是為了使多數儲蓄者無需擔心銀行的健康，因為當儲蓄者感到不安全時，恐慌就會出現。戈頓認為，2007年－2009年危機出現正是由於當時政府沒能認識到回購協議和金融體系上的其他環節已經事實上扮演了“銀行”的角色，而這些“銀行”和傳統的放貸機構一樣需要政府明確且全面的擔保。
另外兩位作家阿德馬蒂和赫爾維格對戈頓的許多分析表達了贊同，但他們恰恰得出了與之相反的結論。他們認為，問題反而在於政府的擔保保護了銀行債權人，導致了高風險賭注變得極其有利可圖。實質上這是一筆由納稅人向銀行支付的龐大隱性補貼。更糟糕的是，隨著銀行冒的風險越來越大，這筆補貼也變得越來越大。因此，金融危機並非由於擔保不足導致，而是由於市場上廣泛認為擔保會永遠存在。兩位作者認為，除了戈頓提出的加大政府支持，對銀行槓桿加以限制也是必要的對策。保護銀行債權人是借款企業股東的主要責任，而不是政府的。
金融部門過度放貸的另一面，是借款金額的大幅增加。這是阿蒂夫·邁恩（AtifMian）和阿米爾·蘇非（Amir Sufi）在《房債：為什麼會出現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轍》（House of Debt: How They (and You) Caused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How We Can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Again，2014年）一書中探討的重點。本世紀初信貸供給的突然轉變，意味著那些住在最差的街區、擁有最低信用評分的美國人突然能夠不成比例地獲得最大幅的負債水平增長。這些額外的借貸抬高了房價、汽車、房屋翻修等其他消費的價格。在信貸膨脹時期，拉斯維加斯、鳳凰城、邁阿密和其他大城市的發展大大超過了有房屋淨值貸款限制的地區，例如得克薩斯。但是當房價在2006年達到峰值之後，這些城市也跌得更慘。
這背後的原因在於，與銀行一樣，低信用分、高負債的人受資產價格下降影響也更大。
同時，債務泡沫伴隨著大量欺詐，而令人警覺的是，2008年以後這種猖獗的欺詐行為並沒有停止。大衛·戴恩（David Dayen）的《產權鏈條：三位普通美國人揭開華爾街止贖騙局》（Chain of Title: How Three Ordinary Americans Uncovered Wall Street’s Great Foreclosure Fraud，2016年）就巧妙講述了這一重要但並沒有引起重視的故事。泡沫破裂之後，大銀行旗下的抵押借貸服務部門罔顧擁有第一留置權的債權人所擁有的貸款調整權益，對數百萬違約借款人直接進行了止贖，取消了這些抵押品的贖回權。這些機構沒有能力也根本沒想好好填寫書面文件，所以他們選擇了偽造文書，這些文書上的簽名無一例外都來自於某位異常勤勞的——“琳達·格林”。
這就導致了有時候止贖對象甚至還包括了危機之後進行抵押貸款的房主，還包括根本沒有貸款的房主。美國司法體系卻對這些“文書失誤”極為寬大。政府最終只是對這些按揭服務機構進行了罰款，並沒有對作惡者的大規模欺詐行進行懲戒。文字詳盡解釋了按揭貸款證券化的過程，生動地描寫了泡沫和泡沫破裂對美國普羅大眾所產生的影響。
讀了這些書之後，讀者一定會問為什麼全球債務膨脹會在那個時間和地點發生。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偉大的再平衡：貿易、衝突和世界經濟的危險前程》（The Great Rebalancing: Trade, Conflict, and the Perilous Road Ahead for the World Economy，2013年）一書解答了這些問題。在開篇，他就提出了一個簡單卻深刻的觀點：所有的收入都來自其他人的消費，而且許多人的消費並不會正好等同於自己的收入。花得多的通過出售資產來填補，花得少的就有了盈餘，一定會用來累積資產。因此從全球層面看，“日本的利率，西班牙房產泡沫，美國次貸衍生產品，智利的銅礦，都是歸屬同一體系的零部件罷了”。
當某些國家的決策扭曲了其他國家的行為，問題就出現了。佩蒂斯主要分析了中國和德國貿易盈餘的後果。他指出中國和德國出現盈餘是由於國內消費不足。中國政府的發展戰略是將家庭財富轉移到商業和企業中，從而壓抑了購買力，本來人們可以購買更多進口產品。而德國精英階層對“競爭力”的極大關注，則導致了工資水平停滯。由此產生的盈餘令少數幾個能容忍外國資本流入的國家出現赤字和債務泡沫，直到負債變得不可承擔或者資本流向逆轉。佩蒂斯認為危機是解決這些“全球不平衡”的第一步，而全球範圍的失衡仍然威脅著全球和平與繁榮。
關於全球危機及其後果的最全面的單冊著述，要數亞當·圖澤（Adam Tooze）的《崩潰：十年的金融危機是如何改變世界的》（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2018年）和馬丁·沃爾夫的《轉折與衝擊：金融危機的教訓》（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 What We’ve Learned—and Have Still to Learn—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2014年）。圖澤最近接受了《巴倫》採訪，他的書是關於金融危機詳細的敘述史；而沃爾夫主要關注危機對經濟思想和政策制定的影響。
圖澤的歷史論述核心是金融體系的全球結構以及這些跨國聯繫的政治影響。歐洲的銀行從美國借了數萬億美元；德國地區銀行業對美國房債泡沫的影響不亞於華爾街；美國銀行通過在倫敦的業務，對歐洲金融體系的風險敞口大開。觀點有理有據——後來發生的歐元危機並非與2008年危機無關的單獨事件，而是這些內在聯繫的自然後果。
對地緣政治的關注豐富了圖澤的歷史敘述。比如韓國和墨西哥等對美國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其銀行在危機中可以相對無限制地得到美聯儲的廉價美元貸款，而俄羅斯在入侵格魯吉亞之後，其央行絕不會很快從美聯儲拿到錢。歐洲央行對巴爾幹半島、匈牙利和波蘭等國借款人的態度更是讓這些國家的人愈發感到自己被視為二等公民，讓他們更加覺得西方世界靠不住。全書中最為精彩的部分可能是圖澤對烏克蘭危機及其與2008年金融危機的關聯的解釋。
沃爾夫認為，金融危機及之後虛弱的復甦是知識界的失敗。政客總是短視，銀行家只是對政府刺激做反應。但學者和技術官僚卻犯了兩個大錯誤。首先，他們在危機之前忽略了出現問題的可能性。只要持房人數和資產價格在上漲，他們毫不擔心負債膨脹。其次，他們對經濟下滑的應對往往起到反作用。經濟學家聲稱，高失業率是由“零邊際產量”下的勞動力富餘導致的。他們錯誤地警告說通脹就在眼前。他們還認為政府應當收緊預算，儘管經通脹調整後利率已經處於幾十年來最低水平。
沃爾夫的結論是，2007年多數經濟學家所信以為真的很多觀點應當被摒棄，轉而傾聽非主流的意見、或者長期以來被遺忘的觀點。不幸的是，他的書發表後的種種跡象表明，在事情有所起色之前似乎總得先變得更糟才行。
翻譯：許楊晶晶
版權聲明：本文首發於2018年9月10日《巴倫》。《財經》獲道瓊斯旗下《巴倫》（Barron's）在中國大陸獨家授權，原創文章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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