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宋朝时，宋辽交战，杨四郎(延辉)被俘后，改名木易。辽国萧太后将女儿铁镜公主许配给他，招为驸马。十五年后，辽国大将萧天佐在九龙山飞虎峪摆下天门大阵，杨四郎母佘太君奉旨亲自出征。四郎知母率军亲征，意欲前往探母，被公主识破，四郎以实相告，并请公主援助出关，言明一夜即返。公主在萧太后处骗来令箭，杨四郎急赴宋营，与杨延昭、余太君及其发妻相会。

有心赠您金鈚箭，怕你一去就不回还。公主赐我金鈚箭，见母一面即转还。宋营离此路途远，一夜之间你怎能够还？宋营虽然路途远，快马加鞭一夜还。

这是一出传统剧目，杨门虎将中的一个精彩片段，在两军对峙，一场流血的政治撕杀的前夜。四郎冲破森严的壁垒，圆一场重温亲情的梦，冒险盗令出关，匆匆一夜往返，只为在母亲面前磕上几个响头，哭诉几声心曲……

《四郎探母》在京剧舞台上唱了近二百年，可谓久演不衰。故事虽属“戏说”，于史无据，这个受人民喜爱，又饱受争议。那杨四郎是如何被俘的呢？故事的背后是1000多年前辽宋的歧沟关战役，这是一场以北宋失败为结果，并开启辽宋新的关系史的战役。

岐沟关之战

公元986年正月，宋太宗赵光义部署三路进击:东路以曹彬任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率兵10余万，由地形平坦开阔的雄、霸地区北进，趋固安、涿州；另以米信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率一部兵力经新城并趋涿州。中路以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率数万兵自定州北趋飞狐(今河北涞源)，攻取蔚州。西路以潘美为云、应、朔路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杨业为副都部署，率军自代州出雁门关，攻取寰(今山西朔州)、朔、应(今山西应县)、云(今山西大同)诸州。

宋军的战略意图是三路齐发，以东路军实施佯动，声言进取幽州(今北京)，吸引辽军主力于幽州以南，保障中、西两路攻取山后(今河北太行山、军都山、燕山迤北临近地区)诸州。尔后三路会攻南京(即幽州)。

辽承天太后萧绰闻讯，决定以骑兵之长和平坦广阔的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先破宋东路军，再移师逐个击破。遂部署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率部先趋涿州阻击，以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率军驰援幽州;自与圣宗率精骑数万进抵驼罗口(今北京南口附近)应援。同时，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率军进援山后，阻击宋中、西两路军东进。

三月初，宋军开始进攻。西路军出雁门关西口北上，克寰、朔二州后，转破应州，北取云州;中路军克飞狐，分兵一部围灵丘，以大部兵力于飞狐北击败辽援军后，直取蔚州。至四月中旬，西线已攻占山后要地。此时，东路曹彬部也克固安、涿州。但是曹彬10万军占据涿州仅旬余，迫于粮草不济而退兵。至白沟时被太宗传令即止，严令其自白沟河趋新城，与米信部会合，等待中、西两路会师，再北进取幽州。

曹彬率军抵新城后，由于部众求功心切，未及中、西路会师，就孤军冒进，往攻涿州。时值酷暑，又遭耶律休哥沿途阻击，推进艰难、迟缓，复抵涿州时，士气已疲乏不堪。这时，萧太后已率军进抵涿州东，与耶律休哥形成对宋军钳击之势。曹彬见势不利，引军冒雨南撤。耶律休哥率精骑驰追。五月初三，于岐沟关大败宋军，曹彬领溃军逃至拒马河，连夜抢涉，慌乱中人马相踏，伤亡甚众。残部退营易水南又被辽军追击，士卒惊遁，被杀数万，余众奔往高阳。

歧关沟宋军之败，辽军缓解了东路的军事压力，遂大军进攻潘美、杨业之西路军，间接导致了宋军狼牙村、陈家谷之败。而在陈家谷战役中，杨四郎的父亲杨业负伤被俘，绝食而死。歧沟关之战初以宋为主攻，谋复幽云十六州及营、平二州之地，而以失败告终。

战争双方对比

这场战争的大背景是汉族与契丹族的民族关系，而这种民族关系也主要通过战争的形式和贸易的关系来表现，同时又外化为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汉民族建立的宋朝之间的战与和的关系。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领兵灭北汉后，乘胜进军幽州(辽的南京，今北京市)。一路势如破竹，但宋军因连续作战疲惫，最后攻打幽州时，十五日不能下，辽将耶律休哥带骑兵援助，在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大败宋军，高粱河之战后，辽兵又时常南下骚扰，宋室永无宁日。

宋辽歧沟关之战是宋辽20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两国经过十多年的相互试探后的一场总决战，对双方影响之巨大，意义之深远，非以往可比，其中史载陈家谷战役杨业战死，《四郎探母》中的杨四郎在歧沟关之战被俘。双方战况对比如下：

1.双方主帅

歧沟关之战初以宋为主攻，谋复幽云十六州及营、平二州之地，而以失败告终。宋：赵光义(宋太宗)史称其：“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看起来还是个明君，但实则不然。高粱河之败就是他一意孤行的结果，高粱河之战的惨败是他的错误军事决策所导致，满城之战的胜利却是在宋军临时改变了他预定的部署而取得的，最惨重的岐沟关之战更是其失误指挥。

明代陈邦瞻对赵光义的这一战略失误，有一段深刻的论述：

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蓟；其不能取燕蓟，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与周世宗谋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后乃及太原。盖燕定则太原直中兔耳，将安往哉!太宗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汉，尽锐坚城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

而辽国的萧绰(萧太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圣宗称辽盛主，后教训多。”

2.双方将领

宋军的将领曹彬、米信、崔彦进、田重进、袁继忠、潘美、杨业等，个人武力和临阵勇猛方面不输契丹人，但极少有谋略过人的。歧沟关之战，杨业部出雁门，收寰、朔、云、应四州后还屯雁门。曹彬歧沟关战败，田重进、潘美蔚州战败退后，潘美、杨业受命护四州百姓撤退。耶律斜轸大军来追，杨业建议避其锋锐，结果遭到王优的讥讽，受激出战，狼牙村中伏大败，退至陈家谷，不见援兵，遭擒而死。

而辽国的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耶律抹只、耶律奚底等契丹诸将，能够团结对外，比起争功贪利的宋将有着明显优势。就个人能力而言，休哥也是以为名将，不逊色于当时的任何宋将。“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又在近塞各处修筑城堡以加强防御。斜轸其内小有政绩，其外大有战功，当时的宋将中，能比得上斜轸的人也并不多。耶律斜轸在狼牙村设伏，击败杨业，追至陈家谷，将其生擒，杨业绝食而死。耶律斜轸横扫山后，将被宋军夺取的山后诸州尽数收复。

3.战略对比

恢复幽燕，完成太祖未竟的统一事业，是宋太宗赵光义的用心所在，也是借以改变名声，提高威望，以避免皇位动摇。北宋完全不顾客观情况，企图一举收复幽燕，建立不世之功。王夫之有一段认为不可轻易北伐的论述：“契丹之得十六州也，得其地，得其人矣。得其地，则缮城郭，列岩险，知宋有欲争之情，益儆而日趋于巩固。”其意着重在总结高梁河战役及此后雍熙三年北伐失败的教训。

而萧太后摄国政，对内改善政治，调整民族关系，又任命耶律休哥总南面事务，以便宜从事。“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又在近塞各处修筑城堡以加强防御。由可见，宋朝的失败绝非偶然。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对比

辽宋金元时期，以宋王朝为代表的中原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已高度发展，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而契丹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顺寒暑，逐水草畜牧”，冬则入处穴中，夏则出逐水草。车帐到处即为家，无论男女老幼都善于骑马射箭，因而民族性格开朗、旷达、豪放、率直、崇尚武力。这些都是游牧民族的特征。

另外游牧民族的特长便是骑兵，当骑兵与步兵交锋自然略胜一酬。另一方面在游牧文化中迁徙是常态，而农耕文明的乡土意识更浓，游牧民族可以把纯粹打击作为成果，不以一地一城得失去衡量战争胜负，所以更显轻松。而农耕文明城市国土的丢失则为成败的象征，幽州的未收复便是宋的心病，只能占领不能丢失，而求全，求胜的迫切造成心理上的被动。

游牧民族本身的生活特点决定了他们对自然环境的绝对依赖，以及生产生活的非自足性，不可持续性，在和平时期的榷场互市保证了这种互通有无，但他们对战争的准备则是随时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经济特点决定其尚武习性，从主帅到将领甚至普通民众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同时游牧民族的这种军事心理也对宋的农耕民族造成压力，更何况这场战争是辽守宋攻，难怪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宋以逸待劳，结果则会不同，这也是游牧民族经不起补给不足的考验。

结语：

在高粱河、歧沟关战役都失败后，北宋放弃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计划，对辽国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元1004年辽国趁虚深入，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附近，消息传到开封朝廷惊惶失措，有的大臣主张迁都南方，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并劝宋真宗到前线督师以鼓舞士气，当宋真宗和寇准等人同往潭州途中时，辽国统帅中了宋军伏击而死，辽国士气大挫，故双方行订立了“澶渊之盟”。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达百余年的三国鼎立、和平相处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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