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有感于民魂萎顿，物欲横流，以为当此全球危机频仍之秋，中国人民应该立定精神，光复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旧物，同时缔造一个更加伟大而光辉的未来。然而我又何能何德，于沧海横流中，迎逆波而促行舟？
三尺微命存大志
我梦想着有一座弘扬东方文明的艺术大楼，成为研究和教学的中心，但一介书生，三尺微命，大志虽存，徒唤奈何？我在作尽种种希求赞助的努力失败之后，只有借问手中的一枝秃笔和桌上的一方石砚，它们寂然无言。想靠卖画来捐献一座4,000平方米的大楼，有些近乎痴心妄想了。一九八六年为此大楼我愁肠百结，然而舍此别无它途。于是，我和楠莉商量，从春末开始，我将投入义卖作品的准备工作之中，整整一个夏天，楠莉为我打着扇子，擦着汗，早晨四时起床，晚上十一时就寝。由于全身心的投注，下笔比平日作画更具风神。有人在我辞国之后，为文嘲笑说，如此突击作画，岂有佳构？他完全不知道，一旦被激情所鼓荡，那种忘我的状态，正是奇迹产生的前奏。《庄子》有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钱某的智商是不足弄清这些道理的。
汗结白盐霜
每天，我流下的汗水，在全身上下衣服上，结成厚厚的白盐霜。我白日的每一思虑，夜晚的每一梦境，都是东方艺术大楼。有时候，我恍然置身于大楼顶端的平台，醒来之后，却依旧是我的画案和已平铺好的宣纸，我又跃然而起。昔祖逖闻鸡起舞，我是不待鸡鸣的。每天我从窗里看到启明星如何隐然消失，然后是薄明，然后是拂晓。
在日本的展览空前的成功，卖了一亿一千万日元，除画廊所得，所余六千万日元，我涓滴不遗，捐给南开大学。为了挣这笔钱，我在日本住的是低级的旅馆，吃的是一餐三百日元的面条。此后，我又挑选近三年所存画作若干，其中一部分卖给香港的张和平先生，得八十万人民币，另一部分卖给北京中国艺苑，得六十万人民币，以上几笔加起来，凑足了三百二十万人民币。此后，我又络络续续捐款近六十万人民币。东方艺术大楼终于动工。
我不会忘记一九八七年六月九日。这一天，在南开大学举行为兴建东方艺术大楼的捐款仪式上，母国光校长称我是“南开的儿子”、“南开的光荣和骄傲”。还有什么评价比这更质朴而崇高？我也不会忘记一九八八年元旦，《人民日报》以全版刊出挚友侯军的文章，称我“三年画一楼，两鬓添秋霜。”
蜿蜒飞上长空
我建楼的梦想，今天已化为了现实。我所捐建的东方艺术大楼，已屹立于天津南开大学的新开湖畔。这是一座造型摩登的洁白的大楼。从高空俯瞰它的造型，宛如太极图阴阳两半拉开距离；而在地上仰视它的线条，则是两条以长空为背景的飞动蜿蜒的曲线。大楼里有邵逸夫先生赠送的全套空调设备和陈煜钧、亮伯仲所赠的全部地毯和壁纸。大厅是大理石的圆柱和地面，吊灯晶莹，撒下一片柔美之光。大楼里有一流的展厅、演奏厅、琴房、练功房和画室。每层楼顶都是人工草坪，可供散步流连。我敢断言，在中国没有一个大学的科系的教学大楼有如此的精美和匠心独运。这应感谢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们免费设计的无私帮助。
我回归祖国，是这座楼深深地系着我的心。在巴黎，我不知有多少次夜梦，回到了这座楼。昔日由梦想化为现实，而今现实又萦绕梦境。这其中的回环思绪和无尽忧思，人们无法理解。然而我相信，当我回到南开大学时，我一定会直奔大楼。因为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记录着我对祖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无限爱恋。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日
于巴黎美松白兰别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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