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园是中国宁夏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是西夏王朝的象征。如果将其复原，在景观和规模上，绝不比中原帝王陵园逊色。然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是一派破败荒凉的景象，到处是残垣断壁，破碑败瓦。
来到陵区，遍地都是瓦砾，残壁断垣四处可见，可以感到整个神秘王国历史的荒凉。地表上道道沟坎纵横交错，这些不大深也不很宽的鸿沟里，生长着北方所特有的酸枣树，树冠不大，但都有厚实油亮的绿叶，生命十分旺盛。它们像一条条绿色的丝带，疏密相间地交织在方圆50多平方公里的陵区，网着那一座座高大突兀的陵墓。
在西夏陵区，大大小小的陵墓约200多座，放眼望去，用黄土夯成的大小山包看不到边，这就是被中外游客惊叹的“东方金字塔”、“梦幻里的中国金字塔”。目前，西夏陵区内最为高大的建筑是一座残高23米的夯土堆，状如窝窝头。仔细观察，它的形制是八角，上有层层残瓦堆砌，达五层之多。有的专家推测，在它未破坏前是一座八角五层的实心密檐塔。但对这种陵塔为什么建在陵园内，它起什么作用，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至于这座陵墓又为什么建在陵园的北角，学术界各执一词，不见分晓。
学术界比较多的一种说法是：高大的陵台摆放在西北端，主要是受党项人原始宗教思想支配所致。西夏人崇尚佛教，佛塔在陵园内不可缺少。既然佛塔是释迦牟尼埋骨藏灰之所，肉体凡胎就不能埋在塔中，以表示对佛的景仰。但现实生活中的皇帝，为万民的父母，是上天派遣下来管理老百姓的，是天子，把死后的先王埋在塔下也有不恭。西夏人作了两全齐美的处理，移陵台于侧，皇帝的遗体葬在佛塔的旁边，也正好在陵区的中轴线上，正好体现皇帝的权威。
西夏陵区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党项人是畜牧为主业的民族，他们在皇帝的陵墓中放入了羊、狗、铜牛、石马等家养动物仿制品，是可以理解的。陵区内的一些石刻，无论是题材和雕刻手法，还是造型和艺术风格，都体现出丰富的内涵，它的厚重和力度、细腻和严谨，均可为游客提供一种美的享受，它的题材多样，有石望柱、石像生、碑刻、人像石座、石马、莲花柱础等。雕刻手法多样，既有圆雕，也有浮雕和线雕。石望柱为三面浮雕，两条蟠龙在云海中翻腾戏球，形象生动逼真；文臣像脸颊丰满，八字胡须，粗眉大眼，嘴似欲动，面部和善；白石马通体圆雕，垂头弯颈跪卧于地，体态雄健。出土的石碑像，獠牙外露，怒目圆睁，双乳丰腴，人形作跪状，有人说是碑座，有人说是祭床，依然蒙上一层层神秘的面纱，令游人产生遐想。
真是无独有偶，西夏王国不光有雄伟高大的金字塔，还有一个和埃及金字塔旁边狮身人面像相媲美的精美石雕。1899年秋天，在西夏王陵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抢救性发掘中，一尊人面鸟身、双臂残缺的精美石雕像——迦陵频伽首次出土。考古学家认为，迦陵频伽可以与古埃及尼罗河畔狮身人面像、古希腊的残臂维纳斯相媲美。
迦陵频伽是佛教的神物，它在佛教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仅是在中国文献上的译名就有十几种：歌罗频伽、加兰伽、迦兰频伽、羯罗频伽、迦楞频伽、迦陵伽、迦尾罗等等。相传它是一种长在雪山中的神鸟，能发出美妙声音。所以汉文献中也有译为好音鸟或者妙音鸟的。《慧苑音义》中还称之为美音鸟，说它在卵中即能鸣叫，其音和雅，听者无厌。《探玄记》中讲它在卵中未出，发音微妙，胜于其它鸟类。
公元811年，这种鸟还由中亚国家进贡给唐朝。由于它声音的特异，被佛教界人士神化成极乐世界的鸟，后来又把它变成了人身鸟形。它已不是鸟，而是神，是神鸟。大概是环境变化的原因，这种鸟绝迹了，而在喜爱美好事物的人民心中，它成了神奇的鸟，把它记入书里。但这种神鸟的庐山真面目，谁也没有看到。
西夏王陵出土迦陵频伽，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王陵的神鸟石像，不是一次成形，而是采用分模合制的办法。其头部、面部的雕刻比较细腻，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从迦陵频伽的鼻棱、眉弓等处特征看，中亚人头部造型十分明显，比敦煌泥塑具有更多的中亚和西方文化意味。
西夏陵毁于哪个朝代？又毁在何人之手？这是一桩值得搞清楚的疑案。
明代的地方志记载，在明代西夏王陵仅数冢巍然，已没有地面建筑。安寨王朱秩炅在凭吊遗址后写了一首名为《古冢谣》的诗：
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
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如侯。
明朝的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金幼孜在《出郊观猎至贺兰山》诗中也有“昔年僭越俱尘土，犹有荒阡在目前”的浩叹，这些都是明代西夏陵区荒凉破败的现场写照，而最有可能对西夏王陵大加洗劫的是蒙古军队。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征服战争，从公元1205年开始到1227年西夏灭亡，先后进行了6次大规律的战争。其中1209年、1217年和1226~1227年的3次进攻，蒙古大军都进据贺兰山，包围了兴庆府。而在最后一次攻夏战争中，蒙古军队占据贺兰山东麓，前后有一年之久。蒙古军队在战争中带有疯狂的掠夺性，洗劫西夏王陵区的财宝是不可避免的。后来蒙古人打到江南，在绍兴就挖了南宋的帝陵，元军的江南释教总统杨琏洗劫财物后，还把南宋皇帝的头骨做酒杯，把杨琏的残暴和贪婪表现得淋漓尽致。蒙古大军久困兴庆府，是在他们横扫欧亚大陆的各次战争中遇到的最为顽强的抵抗，他们久攻不下，连成吉思汗也染病死在西夏前线，必然会拿在自己控制下的西夏祖坟出气开刀，以图打击西夏军民的士气。
第二，西夏王陵规模庞大，任何个人或者团伙要实施毁灭计划，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物力，在条件上市不允许的。只有蒙古军队具备这些条件。1987年，宁夏的考古工作者对三号陵东碑亭进行发掘，在碑亭的西、北两侧发现了5个大灶坑，灶口直径达118厘米，灶壁烧结层厚约10厘米左右，这表明曾经有大批人马在此驻扎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在附近的堆积物中还发现了陶瓷器皿、铜铁器具和棋盘、棋子等生活娱乐用品，这是与蒙古军队的驻守相吻合的。西夏王陵基本上就是毁在蒙古军队手里，时间在西夏灭亡前夕，而此时忽必烈还没有建立元朝，处在成吉思汗的蒙古汗国时期。
蒙古人毁坏西夏陵园后，迄今清末民初，小型的盗掘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至今在银川地区的老年人中还流传着一句谚语：“吴王墓，金银两大窟。要得开，且待元人来。”西夏王陵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隐藏着数不清的金银珠宝，是发财的南山捷径，引诱人们干起盗墓的营生。像3号陵东碑亭遗址就多次被人盗掘，6号陵地宫有不同时期的盗洞。除当地居民外，一些国外人士也纷纷关注西夏陵，民国八年秋天，3名日本人窜至贺兰山地区绘图照相；抗日战争时期，驻扎在包头的日军派遣军事人员乘飞机专门考察西夏陵，并航拍了照片。陵区的文物，包括西夏文碑残片等，通过盗掘和挟带，甚至可能流失到国外。
那些至今尚未被风沙自然填满而豁然裸露的大盗坑，似乎在永久地诉说西夏陵曾经经历过的大劫难。只有那巍然屹立的东方金字塔、形制独特的阙台等建筑物遗址依然在顽强地证明西夏陵昔日的富丽堂皇。
《人类未解之谜大揭秘》王美丽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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