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历史人物和事件都有多种角度去看待，使用非好即坏的二元思维是得不出正确全面有意义的结论的。
先简单回顾王道士，虽然大家都听说过他，但是一些具体情况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对于准确认识这个人是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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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认字，不富裕，没家庭
王道士，在他的功德碑上写着，他是湖北麻城人。原名叫王圆箓，大约出生在1850年前后，死于1931年四月十八日。他出身于农家，家境不好，小时候家乡闹灾荒（据《麻城县志》记载，1856夏季闹干旱，庄稼几无收成，饿死不少人），他的童年在苦难中度过，看照片中他的样子也可以看出来，王道士发育不良。说实话，清末的老照片里，这是中国普通百姓常见的样子。只有一些官员看起来会精神点，甚至连皇族里的个别人也着实看着让人感到憋屈。
后来，王圆箓因为逃荒离家出走，来到陕西，后又一路沿着河西走廊向西北盲流。1875年，20多岁的他，在酒泉一带入肃州巡防营当兵。在军中与当地道观接触，皈依道教。退伍之后也无家可归，就在当地的道士名叫“盛道”的那里出家了，道号——法真。
俗话说，盛世佛，乱世道。清末很多佛寺逐渐空虚，僧人离寺出走。道士则习惯于将没人管理的佛寺改造为道观，这是那时西北一带的常事儿。王道士向西云游，就来到了敦煌。用他墓志铭上的说法就是：“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修建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他看莫高窟太好了，喜欢的不行，于是就不走了。其实，他并不是看着那些古代艺术高超而感到美，他是真的被莫高窟的规模震撼了，同时又因为那里没什么人使用，实在适合更换为道观。
敦煌莫高窟外景-伯希和探险队-努埃特摄-1908年
1897年他在现在“藏经洞陈列馆”的地方——三清宫开始了经营。这时，他已年近半百，但是干劲很足。王道士以三清宫为根据地四处奔波，苦口化缘，省吃俭用，雇人清理莫高窟一层几百年来沉积在洞窟的鸣沙山上吹下来的沙子，据说三清宫对门的洞窟（现在编号为16），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王道士没什么文化，穷的叮当响，出家了，也没有老婆孩子。所以历史选择让这么个人在那样的时间发现了这么重要的文物。悲剧的结局，也就注定了。
受文化水平低的局限，他其实一直到伯希和买走了敦煌遗书最珍贵的部分后，也始终认识不到这些文物在历史上的文化价值，以及在当时的真实价格。
一开始是小规模的作为化缘的附属品变卖中，在这期间，他逐渐发现佛经有点价值。这时，他选择了上报政府。不管是出于文物保护，还是想借此得到政府拨款，但是至少这说明他懂得最基本的是非。
接下来，是清政府的轻视，使得他彻底迷茫并且继续在无人过问的状态下变卖换钱。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一一向当地官方报告了藏经洞之事，也为他们送去了遗书实物，但是敦煌县的廷栋、汪宗翰都不以为然，只有甘肃省学政叶昌炽识货。可惜他作为一个省教育口的领导，在清末政府摇摇欲坠之时，也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帮助敦煌遗书。
王道士没有雄才伟略，也不可能超越历史挽狂澜于既倒。他只想化得缘来、集资整修莫高窟。他用敦煌遗书换来的钱，他并没有多少花在自己身上。他也没有老婆孩子，他也不喜欢吃喝嫖赌。
敦煌藏经洞和摆在洞窟甬道上的经卷-斯坦因摄-1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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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智慧，却有小心眼
等1907年斯但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遗书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并没有那么容易跟他展开生意往来。
一个偶然机会，他在跟着王道士参观莫高窟时，发现王对西游记里的唐僧是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箓，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但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
斯坦因所获的部分藏经洞文献
王道士卖钱却又不是为了自己吃喝玩乐，也不是给孩子买房，而是“积功德“的去翻新佛像。这一点是唯一值得可怜他的地方。
更糟糕的也是王道士做的结果上最坏的事情，其实正是他的“翻新”。这件事远比把敦煌遗书送人更加令人崩溃。
被人忽悠，廉价卖出，这是时代的局限。这只能反过来印证骗他的人有多坏，到不能说王道士也是坏人。他没有那个能超越时代的大智慧。但是，清政府来拉走剩余文书时，他还是“违法”私藏了一些，在后来斯坦因再来的时候都给了斯。这点他做的不合法。
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时，斯坦因写的《西域考古记》中关于王道士，有这样的说法：“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斯坦因这么写，也许有他的”欺骗性”，毕竟他在写这本《西域考古记》时，已经晚年，敦煌遗书的事件，在国际上也有大家的各种评论。斯坦因不像是拿着枪来明抢的那些俄国人，也不像大谷探险队的那些贪婪而又愚蠢的文物盗贼。斯坦因有自己的底线，至少他说了“在王道士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
就冲斯坦因这么说，至少他不像伯希和那样骗了还理直气壮，骗了还趾高气扬。
3
晚年的变化
到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70岁的王道士的态度跟20年前的他，完全不一样了。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先生在他随华尔纳第二次赴敦煌“考古”的《西行日记》中有相关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窥知一二。
华尔纳
他在1925年5月10日记到：“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经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
当时藏经洞已空空如也，王道士手中的敦煌遗书的存货也早已没有了。华尔纳贼不走空，转移目标，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他给王道士一点小礼物，施舍一点银钱，王道士就对华尔纳粘贴破坏壁画和搬走彩塑视而不见。
这与他年轻时所倡导的修补佛窟、推沙扫窟，并不断以保护千佛洞而向老百姓化缘的行为完全背离。因为华尔纳的行为完全是破坏的强盗的方式，这一点在国际敦煌学界也是臭名昭著。
从本质上讲，斯坦因和伯希和，只是拿走了可移动文物。而华尔纳直奔不可移动文物。他在第二次的考察计划中有整窟的搬迁计划。他带着两大车充足的胶布和制作胶水的原材料来的。他甚至想让莫高窟成为空洞，将所有壁画全部搬到美国哈佛大学。这种无耻强盗的嘴脸挣狞可恶，王道士居然仍然对此熟视无睹。要不是已经是民国政府，多少比晚清政府管点事，发动当地群众把华尔纳轰走了，我们现在可能在原址，根本看不到莫高窟的精美壁画了。
综观王道士的一生，童年与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饥饿与凄楚中渡过，中年浪际天涯，无奈在兵营偷生，又没有办法蓄发为道，虽然后来在莫高窟风云一时，但是终归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卖出敦煌遗书并不是积功德的事情。
当地老百姓可以把华尔纳从敦煌赶跑，那就同样可以把出卖了藏经洞宝藏的王道士逼疯，事实上王道士晚年确实疯了，或至少是因为他的罪过，而不得不靠装疯卖傻才度过晚年。
陈万里在《西行日记》1925年5月26日条中记有华尔纳第二次敦煌考察事时有记：“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为盗卖古物已十余年之王道士所居。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据说王已得精神病。此次往游千佛洞时，闻余等至，即趣避他往。询之庙祝，亦谓精神尚好，则前日之传言有精神病者，或冀免官厅之惩办欤？”
另外，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给斯坦因写的信中说到：“只能找互一丝真实的影子，那就是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一点银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也被夸大到10万银圆，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翟荫去敦煌的时侯，随身带着我过去的翻译员，这位翻译员在前一次随我访问敦煌时对王道士极为友好。但是此时王道士竟然不认他，躲得远远的！”王道士晚年之凄惨景象，与此可见。
4
别人眼里的王道士
陈寅恪说敦煌遗书的失散是伤心史，这使人伤心的可不仅仅是指王道士，更是清政府，以及清末社会。了解一下剩余遗书拉回北京一路上的事情，就明白了。
伯希和在被他称为“至圣所”的藏经洞中翻捡经卷-努埃特摄影-1908年
在斯塔因之后，伯希和又骗走了6000多敦煌遗书，还在北京高调的展览。这导致清朝廷终于知道这些文物有价值了。于是1910年在灭亡前一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就会失窃一部分。在上世纪60年代，敦煌本地破四旧抄家时，还有一捆捆经卷被抄了出来，可见当时敦煌遗书遭遇的是什么待遇。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
王道士在他的徒弟面前是光辉形象的，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茸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於焉庄严，洞宇於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
连老百姓也一度说他是王菩萨。毕竟，他重新装绘彩塑，在普通佛教信众眼里，可是大功德。那会儿的敦煌百姓，哪懂什么艺术。
参考16窟里保存的“重修三层楼碑记”我们可知，在1906年时，敦煌当地乡绅操办的莫高窟“三层楼”的重修工程。此时的王道士已经是敦煌一带的名人了，公然以“莫高窟主持”的身份自居。于是在他就觉得有必要也把自己“三清宫”建筑的好一点。于是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藏经洞阵列馆”所在的三清宫院落。
对于王道士，我们其实资料有限，目前对于他，只有他的墓志铭和外国人的回忆录里提到的一些。如果您看看，下面两幅画在王道士住所门口的壁画，也许您会觉得他也不是那么简单吧……
三清宫就是现在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陈列馆”。
所有历史都是“个人史”，其实历史没有绝对的客观，只有不同人心里的主观。我个人认为，王道士肯定是不值得同情，但是，很多事情也不怪他，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今天，我们最痛恨的第一条是他的美盲，把那么多精美的彩塑重修的恶俗，即便是解放后敦煌研究院集中销毁过一批即为恶俗的彩塑后，我们现在去莫高窟，依然可以看到一窟窟与敦煌艺术极不和谐的彩塑出现在精美的壁画旁边，令人无法驻足。
王道士改修的唐玄奘像龛
更成为吾国文化之伤心史之延续的事情，很遗憾的现在还在不断发生。当代王道士仍然在不断的做着百年前的事情，美盲横行，让人扼腕。
反观有些人认为敦煌遗书的发现是他的“功劳”，我觉得他没什么功劳可讲。一是发现的过程，完全出于偶然，二是发现后的结局，毕竟发生在他的身上，也许换一个人，或者结局不同。
不要去认为，如果不被斯坦因伯希和拿走，也许敦煌遗书的命运更糟糕，这种猜测和判断是不成立的。虽然有大英博物馆保存斯坦因文书的情况，但也不乏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勒柯克盗走的新疆大量壁画被炸毁的情况。百年前，我们国家丢失的众多国宝文物，有多少进了私人家中，永远不见于世，有多少在获取（昭陵六骏）运输（北京人头盖骨）和收藏中损坏甚至消失的呢？就算是土豪不在乎国际机票，想去国外的博物馆看，实际能看到的也只是他们拿走的九牛一毛。
那么，凭什么一些人还认为外国人拿走就一定比留在国内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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