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话长，我们先聊几句古代法制的深厚积淀、近代法制的艰难变迁，最后再顺理成章地说当代法制的现状。不着急，慢慢看^_^
古代法制的深厚积淀
在遥远的古代，人们的纠纷，大多以“神判法”为解决方式。继“神判法”之后，各国发展了各色各样的“法律制度”。
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案件审理方式当然自有特色。我们先选四个我国的古代案件，稍稍看几眼那个“审判”过程吧。
1、分家析产案
原被告双方系亲兄弟，继承了父母遗产，分家过日子。原告认为，自家分的财产少，对方分的财产多。被告却认为，自家分的财产，不如原告家多。双方纷争不已。
“法官”了解案情后，“判决”如下：原告去被告家居住，被告去原告家居住。双方互换后，就都在自己认为财产多的家里居住了。
2、二母争子案
原被告双方，是两位妇女，都说自己是小孩儿的亲生妈妈。而古代当然是没有亲子鉴定的。“法官”下令，一位妇女拉住小孩的左手，另一位妇女拉住小孩的右手。二人往两边拉扯，谁能把小孩拉到自己这边，小孩就能跟谁走。
二人激烈拉锯，小孩儿哭声惨烈。而后一位妇女痛哭不已，松手放弃。
“法官”随后“判决”：小孩归松手的妇女抚养。
理由是：两人大力拉扯，会严重损害小孩儿身体。只有亲生母亲，才会心疼小孩儿，不忍小孩受伤，受不了就松手了。而非亲生的妇女，当然对小孩的死活不管不顾，攥紧小孩的胳膊，拼命往自己这边扯。
3、屠夫被盗案
原告是位卖肉的屠夫，告状说，被告偷了自己的铜钱。被告不认可，说兜中铜钱都是自己的。
“法官”下令：“拎桶水来！”而后，“法官”让被告将铜钱投入水中，见有油花漂出。“法官”下令将被告拿下，铜钱返还屠夫。
理由是：既然漂出油花，铜钱就应该被切肉的屠夫手摸过，所以铜钱是属于屠夫的，被告一定是偷钱的“盗窃犯”。
4、菜农被盗案
原告是位菜农，告状说，自己地里种的茄子，被告拎的一篮子茄子，是从自己地里偷摘的。被告不认可，说自己拎的茄子，是从原告处购买的，已经付过钱了。双方争执不下，“法官”难以决断。
原告无奈，便请了位“律师”。“律师”上堂，问原告：“你缺钱花吗？”
满堂诧异。原告还是老实回答：“不缺。”
“律师”建议，先将被告拿下。而后在堂上侃侃而谈：“大家看篮子里面的茄子，有的已经成熟了，有的还特别小。菜农若不缺钱花，理应等小茄子长大，才会摘下出售。现在篮子里这么多不成熟的小茄子，便说明不是菜农自己采摘的，而是被人偷摘的······”
这就是我国古代的听讼断案，“法官”就算不能说潇洒自如、随心所欲，在今人眼中，也是有大的离谱的“自由裁量权”。我们能体会到，审理程序、法制观念，与今天已天差地别。
我国古代的“法律”，是只要“法官”形成心证，就能下判的法律；是“法官”发现线索，马上就能派出衙役，缉拿相关人的法律；是父债子还，天经地义的法律；是有人愿意顶罪或拿乌纱帽赎罪，犯人就能不再处罚的法律；是“法官”觉得当事人可恶，当堂就能下令，扒下裤子打板子的法律。
泱泱华夏五千年文明，这类“法律”传承极久。民国初年的法制史学家，杨幼炯先生总结：“自秦汉以降，数千年来法令之更张，制度之兴革，皆缘于君主一人之手。一代之法制，除君主之诏令外，别无法律，自无立法可言。”
直到近代鸦片战争时，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大清国门，才有国人抬起头，去看几眼国外的司法程序与制度设计。
算到今天，也就一百多年时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千年的传承与积淀，国人心中，对法律、法制、执法人员的印象、成见，几乎稳固如山。
近代法制的艰难变迁
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系列包含“领事裁判权”等内容的不平等条约，对我国的司法权进行了粗暴践踏。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法制清风，当时的人们，都好奇的观察新的审判方式：
以前审案，是县太爷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却是多名法官一同听审，“合议庭”成员每个人只有一票。
以前证人仅与县太爷私下交流，使县太爷自以为已经了解情况，一般就足够了，现在的证人却必须到法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交叉询问。
以前被审的人都要跪着，说话时还得磕头，现在的当事人却不用跪（不知有没有坐着），还有律师帮他们撑腰；
以前审案，当庭就能打屁股，使用刑讯方式取口供，现在的法官，却对所有证人、当事人都彬彬有礼。
······
这一切，都与我国传统的审判方式、办案风格背道而驰。参加诉讼的人们，以及旁听的人们，还有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审判过程的人们，无不感觉耳目一新。
当时的有志之士，不仅致力于救亡图存，而且还谋求国家富强。他们一方面有学习西方法律制度、审判方式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当然对外国租界掌控着我们国家自己的司法权强烈不满，并一直为了收回司法权而不懈努力。
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代表提出，要收回各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各国借口中国司法不健全，予以拒绝。
我国代表坚持据理力争，各国最终同意，闭会三个月后，将组织司法视察团，到我国视察各省司法状况。经过考察之后，只有中国的司法状况达到外国要求的标准，才能将司法权归还。
这就要求，我国短时间内必须具备一整套能够与西方国家接轨的法律体系，而且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落实。
当时的中国政府，北洋政府，对这次国际视察团的考察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展示中国司法水平，收回司法主权的大好机会，要求司法部对中国司法限期改良，以求与国际法律接轨。
司法部随即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当时封建专制习气根深蒂固，弊端极多，改革的推进极是艰难。
当时在华的外国法律人士，曾对中国司法的改革提出过八条建议。我们可通过这八条建议，体会一下当时司法改革的状况。
第一，法庭内设双方当事人的座位；
第二，法庭内要多设旁听席；
第三，审问时不可有拍案怒骂情事；
第四，庭丁对当事人传唤时需和气；
第五，看守所内要整洁；
第六，监狱内每人需给单衣一套，被一条；
第七，对待监犯不可稍有凌暴情事；
第八，审理案件时，需按照预定公布日期执行。
这八条意见，在今人眼中，已显得有些小儿科。但在当时，却是针对性极强，非常对症，每条都能打在要害上。
插一句，以往，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外国人大多用心险恶，亡我之心不死。然而，从近代司法改革的这个角度看，这些外国人倒也可能不是成心要给捣乱。
若一厢情愿地想想，可能是外国法治信仰坚定的法律人，以关爱天下、造福万民之心，要用这种方式，为这个古老落后的大国，强行压入一套公正、规范，一套以人为本，重视人性尊严的法律制度。（当然，只是个人猜测）
北洋政府司法部通令，全国各省法院筹备兴建改良试点，从关税的5%中提出10%，作为司法改良的专项经费。
然而，有省财政厅表示：“现值军事紧急，需款浩繁，各机关原有经费尚不能如期筹发，至各新增款项，更属无处罗掘。”
······
因为没有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司法改革无法顺利进行。北洋政府外交部只得以“因奉直战争，中国司法体制改革未能进行为理由，请求缓期一年再行调查。”
其间，我国一大批优秀的法律学者、法律工作者付出了大量宝贵的心血，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司法部门设置、审判程序等都发生了震撼人心的巨变。
后来一推再推，历尽艰辛，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国才得以将司法权全部收回。
而后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司法领域也随之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一路坎坷，直到如今！
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法典的制定，绝大部分沿袭西方成规，在上层设计中，将传承数千年的纠纷解决方式抛弃殆尽。
当代法制的现状分析
为什么法官、律师会感觉工作累呢？除却案多人少的表层现状，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不得不说。
当前，我国赖以运作的法律体系与法律制度，已将传承数千年的“法律制度”摒弃殆尽，反而与清末、民国初年，当时法律制度剧烈的西化建置，关系非常密切。这就呈现出一个悬崖般突兀的断层。
在欧洲大陆，我们参考的西方这套法律体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法律制度渐渐产生需求，继而慢慢对立法、司法形成推动力，自下而上，逐渐发展至今的。这套法律体系、制度的产生、完善，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因素作为基础。
而在我国，这套法律体系是由极少数精英人士，为了谋求国家富强，为了收回司法权，强硬粗暴的从海外移植来的。这与基层人民群众内心中，那传承数千年的对法律的认识、印象，短时间内当然难以相容。只是依靠行政命令，强硬进行推广、适用，是自上而下，硬压进来的。
“大陆法系”就像一颗大树，在欧洲大陆的土地上慢慢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当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哪怕是基层民众，也会有极高的认可度。
而在我国，相当于把这颗大树从欧洲齐地砍断，强行挪到我们这片土地上，杵下，令其在此生长。
这颗大树从开始移植至今，也就一百多年时间。而我国古代色彩浓厚的法制印象，已传承数千年，在广大群众的心中根深蒂固。广大基层群众改变内心印象，认可新移植来的制度体系，仍需要不短的缓冲时间。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这颗大树，在中国法律人的努力呵护下，不但茁壮成长，还将慢慢具备特有的东方智慧。但是，这颗大树，想要在本土完全适应，仍然需要持续的努力。
例如，审判人员权限，有当事人说，法官你就把他关起来，他啥时候承认欠我钱，你再把他从监狱放出来。
例如，办案程序，有当事人说，他欠我钱这不明摆着吗，法官帮我找他要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得先立案呢？古代敲完鼓就能进去打官司，他不还钱，马上就能打他屁股咧。
再例如，证据规则，有当事人说，法官你去我们村打听打听，村里哪个人不知道他是出了名的赖皮，他赖账的事儿还用啥证明啊？
现在，法官、律师等所有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们，可以说都在努力为这棵树浇水施肥，修枝剪叶。
人数极少的法官、律师，在工作中，需要对法律圈外的人民群众，进行大量的知识普及与理念灌输。这就是感觉工作累的一个原因。
当法律城堡建成的时候，法律人便是城堡中的王侯。而在法律城堡建成之前，法律人就只能是为这个城堡添砖加瓦的泥瓦匠。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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