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慈禧太后为人权力欲极强，凡事争强好胜，前后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为了垂帘听政，驾驭至高无上的权利，苦费心思。同治十年，同治帝十六岁，慈禧以“典学未成”为由，迟迟不肯归政；光绪光绪十二年，光绪帝十六岁，慈禧仍然以各种理由百般阻挠。
慈禧小憩照
朝政大权归属并非易事，慈禧在承诺光绪亲政的同时，也积极暗中指示其亲信大臣，将政治砝码加在自己的这一边，以达到既有归政的姿态，又有把控局势发展的筹码。以礼亲王世铎为代表的亲信就开始陆续上折，主张：请求皇太后收回成命，伏请皇太后“训政数年”，于明年皇帝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奏折，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光绪朝东华录》）。意思就是皇帝虽然亲政了，但皇太后也要依然每日进行召见，继续批阅奏章，皇上无论有大事小事都要随时请示。
光绪下轿
为了使训政制度化，慈禧责成礼亲王世铎起草了《训政细则》，经过一番筹划，终于在光绪亲政大典前出笼，这一细则对权利的归属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最实质的表现为：
（1）人权由慈禧裁夺
（2）皇帝处理日常事务必须考虑慈禧的意见
（3）召见臣工依旧按照原有制度和礼仪
（4）披览奏章只有经过慈禧阅览后才能下发
显而易见，慈禧通过训政制度，操控皇权的实质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反而更加名正言顺，真正的大权依旧闹闹的掌控在慈禧手中。
慈禧懿旨
最终经过一番周折，慈禧在制度上为自己确立了主宰的地位。终于在光绪十三年的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为光绪帝举行了亲政大典，履行了她十二年前的诺言。光绪亲政后，严格遵守训政制度，与慈禧之间对权利进行了有效的划分和归属，其实质最核心的两点就是：
（1）事后报告制度，日常事务光绪有处置权，慈禧有监督权
该制度，慈禧允许光绪帝在朝廷一般日常事务上有朱批权、口谕权，并可以对谕旨的形成有相当的处置权。但在事后，准确的说是第二天，光绪帝对重要的奏折及所做出的相关决定，必须向慈禧报告。
（2）事前请示制度，重要事务必须由慈禧裁夺
慈禧明确规定：“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必须由皇上奏明皇太后。意思就是涉及人权，重要事务都必须由慈禧来作出裁定，皇帝没有这个权利。如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十，光绪帝令刑部尚书廖寿桓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在翁同龢日记中记载“昨日请懿旨”。
光绪谕旨
通过这样的制度，实现了慈禧和光绪之间的权利划分和归属，慈禧实现了对光绪及朝中事务的通盘把握。可以认为国家机器对光绪帝负责，光绪帝对慈禧太后负责。光绪帝在亲政后很长时间，光绪帝一直恪守着这样的权利约定。在次前提下，这对“母子”之间的相处也比较融洽。
维新变法产物 京师大学堂 现北京大学
然而，1898年7月，这样一种政治生态的平衡却被突然打破。光绪帝在两天内做了两件令慈禧十分震怒的事情。光绪帝在没有事先请示慈禧的情况下，擅自发下了维新变法以来最重要的两道谕旨。7月19日，光绪帝颁下罢免礼部尚书及侍郎等共计六位堂官。7月20日授命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礼部四品卿衔。这两道谕旨打击顽固派，公开起用维新派的举措，已经开始挑战慈禧绝对权威的挑战，意味着改革开始朝着触动慈禧统治基础的方向发展。
光绪帝被囚禁于赢台
7月之前，改革变法主要在经济、文化领域推行，因为没有触及到慈禧的统治利益，和权利底线，她似乎还是可以容忍，因此慈禧和光绪之间没有发生剧烈的冲突。然后因为这两道谕旨，情况却发生了逆转，将他们之间长期矛盾激化到了爆发点。不久随之而来的就是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慈禧下令囚禁光绪帝，处死了“戊戌六君子”，大肆捕杀维新党人。慈禧与光绪之间的权利平衡被彻底打破，至此再无“帝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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