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兄弟连”: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武汉作战实录

来源丨疫情防控关注 陈红霞

2月4日晚,经紧急集结,张刚庆和劳炜东等一行56人抵达武汉市,他们是最早一批武汉方舱医院的驰援医务人员,这一次,他们的身份不仅是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更是国家卫健委直接指派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成员。

曾担任中组部组织的“组团式”医疗援藏广东医疗队队长,并获西藏自治区优秀援藏干部、林芝市优秀援藏干部称号的张刚庆,临时领命担任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广东队)领队、临时党支部书记,兼任广东省援鄂医疗队临时党委委员。

曾参加过汶川地震、雅安地震、深圳光明新区渣土滑坡以及东盟地区联合救灾演习等境内外重大救援和大型演习的劳炜东,是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队伍建设管理指导专家,广东省紧急医学救援指导中心负责人,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广东)总协调官。

曾是军人的二人带领这支特殊的“兄弟连”,参与了武汉市江汉方舱的患者救治工作。

特殊“兄弟连”: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武汉作战实录

张刚庆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广东队)领队、临时党支部书记,兼任广东省援鄂医疗队临时党委委员。资料图


特殊“兄弟连”: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武汉作战实录

劳炜东 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队伍建设管理指导专家,广东省紧急医学救援指导中心负责人,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

“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等工作完成后,2010年国家卫健委启动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建设工作。

“建设目的是为了应对大型自然灾害,改变此前大型自然灾害救治中的医疗队伍救治能力参差不齐、协调不统一等情况。”劳炜东介绍。因此,早期成立的医学救援队以外科创伤救治为主,医务人员也以外科医生为主,团队还配备麻醉师、护理人员和检查、化验、药师等人员,设备涵盖病房、手术室等所有医院所需功能单元。

“包括所有的后勤保障,发电设备等都涵盖了,相当于就是一个可移动的小型医院。”劳炜东说,载具包括车载和帐篷两种,前者用汽车装载功能集装箱,分为手术车、物资车等,帐篷则通过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更快将帐篷运抵所需救援地点。“移动医院”的要求是,团队不需要任何支援,就可独立开展救治工作。

2012年,首批6支救援队被建立起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广东)援鄂医疗队(以下简称“广东救援队”)就是其中一支,此外,他们还在2017年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应急医疗队。相当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国内少有。

“考虑到团队需要医务人员的高度配合,我们队伍里的医务人员都以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为主,目前共有200多人。”劳炜东说,人员涵盖医院各科室的,分为主力和替补,一般单次出动的标准配置为60人左右,整建制出动。此次支援武汉队员包括检验、放射、超声和药剂等临床医生27人,护士16人和其他后勤、协调保障人员等。

在日常的管理上,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每年会组织相关的实地演练,“我们会模拟一些场景,将队伍拉到野外场地演练”,劳炜东说,此举练就了团队的野外生存、应急及救治能力,战斗力十分强。

首创方舱观察员制度

2月初,中央指导组启动方舱医院的建设,目的是将还未得到医疗救治的患者尽快集中收治,彻底切断传染源,达到应收尽收的目的,此举也是武汉当前疫情局面稳步向好的关键一步。

国家卫健委派出22支国家医学救援队紧急驰援,成为武汉方舱医院最早一批驰援者,他们与本地医疗机构合作,接手武汉方舱医院的管理。

“接到指令之初,只知道要去武汉,但具体目的地和任务还未明确,”劳炜东回忆,考虑到武汉当时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发源地,他们调整常规建制的人员配置,“将常规的外科医务人员改为呼吸科、感染科和感控相关的医务人员为主”。张刚庆也指出,他们针对新冠肺炎的诊疗和院感工作进行培训,“要求一一过关”。

经过4小时紧急筹备,7台由专业医疗救援车和物资运输车组成的车队在2月4日凌晨3点多率先出发,剩余队伍成员在当天晚上抵达武汉。

“但没想到这不是一场野外作战。”张刚庆回忆,初期,队员们以为方舱医院是在野外通过集装箱和帐篷组建起来的战地医院,但后来发现是大型方舱结构的医院,所有经验都需要重新摸索。

江汉方舱病床总量达1600余张,是武汉最早开放也是床位最多的一家方舱医院。方舱被分为三个大区30多个舱,由8个国家紧急医疗队和武汉协和医疗队一起管理,“当地医院负责整体行政管理和对外协调、保障、运转,我们负责每个区域的具体救治工作”,张刚庆一行被分在中区,管理床位227张。广东救援队抵达武汉不到24小时,江汉方舱开舱收治病人,当日收治患者700多人,之后2天床位全部收满。

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该如何展开?防止被感染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首创方舱管理的观察员制度。”张刚庆说,N95口罩戴三四个小时后会有些缺氧,人很疲乏,易导致防护措施不到位。为此,团队首设安全观察员制度:进出舱人员穿脱防护服时,其他院感管理人员或经过严格培训的同事在旁监督和指导,并仔细检查,出舱时还会对其进行全身消毒。后来这一制度被写进第1版方舱院感管理规范并被推广至其他医疗救援团队。

一个医生一般管理50-80张床,远多于日常工作量。新冠肺炎患者管理个体化差异较大,特别是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医务人员6小时的值班时间里,要反复巡视,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前一段时间天气转热,防护服很闷,一个护士值完班回酒店后发现,不但全身湿透,连雨鞋里都有很多积水,他还拍了把水倒进马桶里的视频逗同事们开心。”张刚庆笑着说,不过环境仍然比想象中好很多,其实团队成员每个人都带了睡袋、单兵帐篷等个人用具,“我们以为会要住在野外,没想到还有酒店住”。

陪患者度过不信任周期

第一批管理方舱的医务人员,最初都陪患者经历了对方舱的不信任周期。“他们没见过方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环境、灯光变化,眼罩和耳塞也让很多人不习惯。”张刚庆说,起初他们也很焦虑。

张刚庆就曾碰到多位患者说:我已恢复很多天,症状已缓解,为何还要带我来这里?“我们只能不断解释、劝说,好在一两天后,患者慢慢适应,信任感慢慢建立,后来就逐步理顺了。”

团队针对患者分类治疗:没有基础疾病,主要靠激发患者自身的抵抗力和抗病毒治疗。“从目前治愈病人的经验总结,轻症患者的信心非常重要。”张刚庆说。

新冠肺炎的病程长,患者心里压抑,心理治疗特别重要。在心理抚慰这方面,团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按广东习俗,让大后方寄来大量装有中药材的防疫香袋,写上平安健康的祝福语发放给患者,增强患者信心”,张刚庆说,总体来说医患很融洽,配合度很高。

预防轻症转重症,团队则主要有两个途径把关:第一是在住院时的分诊,当时发现有重症倾向,就会马上转院。第二是密切观察舱内患者,包括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发烧情况等,对患者进行反复筛查,如果发现有重症倾向,就马上转院。

每个方舱设立一个住院总负责人,与定点医疗机构密切联系,只要有转院需求,一般在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就可安全转走。“在我们管理期间的12天时间里,江汉方舱中区有几十个患者转定点医院进一步救治。”张刚庆说,“治愈出舱患者有十几人,待我们接到其他工作任务离开时,还有30多位患者开始进行二次核酸检测。”

转战新方舱“传帮带”

2月17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再度接到通知,“要去支援江汉经济开发区新方舱”,劳炜东介绍,新方舱还是由本地协和医院和援鄂医疗队联合组团,除广东队外,新增天津及江西医疗队。

“当地医院工作负荷太大,无力再派出足够的人员对方舱进行全方位的运作管理,”张刚庆说道,虽无上级指令,广东队主动将在原来江汉方舱积累的经验运用起来,对新方舱运行进行更精细化的梳理和整改,包括硬件上的通道设置、院感管理,及软件上的医护人员排班及患者管理制度等。

为让新医疗队更快打消顾虑、快速进入角色,张刚庆团队还主动实行了“传帮带”的工作方式,“第一班次我们上,第一批病人我们接,我们带着他们进病区,熟悉所有流程和工作方法,特别是有觉得危险的地方,我们先带头做给他们看”,劳炜东也指出,对比刚到的同行,我们团队的经验相对更丰富,这种方式能让需要救治的患者更快得到合理和安全的救治安排。

新方舱有床位640多张,广东队管理A区240张床位。“真正实现了床等人的目标”,张刚庆说,目前新方舱只有100多位患者,广东团队管理70多人。患者的治疗效果也不错,自2月26日,已有首批30多位患者开始复查CT准备出院。需转诊的患者至今仅有2-3人。“这都说明以前的存量正在快速被消化,疫情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支先后经历了SARS、汶川地震等突发公共卫生和自然灾害事件洗礼的“兄弟连”,在张刚庆和劳炜东的带领下,在征战新冠肺炎疫情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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