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壓太平天國後,清朝為什麼沒有陷入東漢末年的那種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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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後,清朝也是逐步走向東漢末年那種變局,只是進程來的慢一點,形勢更加複雜一些。

首先, 漢人地方實權派掌控了政權



太平天國後,像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鎮壓太平天國漢族官僚成為地方的實權人物。在太平天國之前,清朝政府對漢人有很多防範,中央官職滿漢兩套,看似平等。但實際上,要職主官都是滿人,漢人只負責具體事務。正是通過鎮壓太平天國,清朝政府的的權力從滿人逐步轉到了漢人,從前由滿人佔據的督撫等重要位置,落到了漢人手中。比如,曾國藩是兩江總督,也指揮浙江軍務,這樣他就掌控了江蘇、江西、安徽、浙江四個最富庶的省份。李鴻章是江蘇巡撫,後來又擔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左宗棠是浙江巡撫,後來擔任閩浙總督、陝甘總督。這樣的變化最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外省大員在政局中的影響日益擴大。


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前,清朝中央政府對地方是有絕對權威的。但是,太平天國之後,遇到疑難問題,中央官員甚至要徵求地方大員的意見,以換取支持。而那些勢力強大的巡撫、總督像張之洞、劉坤一等,更會時時擺脫中央政府各行其是。最明顯就是“東南互保”。在義和團運動中,慈禧太后向十一國開戰,而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置朝廷開戰命令於不顧,單獨於列強簽訂了協議,以求自保。到武昌革命時,就更明顯了,各省風聞武昌起義陳宮,紛紛宣佈支持革命,公然對抗清廷。

其次,兵為將有的模式讓地方掌控了軍權



太平天國運動還導致了一個結果,軍隊帶有了明顯的個人色彩。由於八旗兵、綠營兵的積弊甚深、腐朽墮落。清廷不得不依靠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依靠團練組織起的湘軍、淮軍、楚軍。這樣的軍隊帶有極其鮮明的地域色彩和個人色彩,同時,在選用軍官時,大多是同鄉、親朋好友、門生等關係密切之人。這些軍隊重視冷熱兵器、水陸兩軍配合,重視訓練、積極備戰,關鍵是自辦軍需、自籌糧餉,凝聚力、戰鬥力遠超八旗兵、綠營兵。戰後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個個政治勢力。比如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馬案,更是中央政權和湘軍的政治博弈,最後案件的不了了之,也充分說明中央對曾國藩無可奈何。


這一時期,軍隊的特點就是兵為將有,而且又不靠中央供給,與八旗軍、綠營兵不同的是,這樣的軍隊不再屬於國家,中央的影響已微乎其微,已經有點軍閥的性質了。即使近代最著名的北洋水師,也是帶有李鴻章鮮明的個人色彩,水師提督,就是忠誠於他本人的淮軍出身將領丁汝昌。丁汝昌本人原是騎兵出身,並不瞭解海軍。而由一個不懂海軍的將領,出任水師提督,無疑李鴻章首先考慮的是對自己的忠誠。當時,除了北洋水師,還有南洋、福建、廣東三支艦隊,他們都是各行其是,各搞一套,沒有統一的章法,這都是後來軍閥的影子。到了義和團運動時期,董福祥的甘軍積極配合義和團,進攻使館和八國聯軍。戰後,被認定為“首兇”,但是諸多在京的主戰派被處死,董福祥最後僅以革職論處。老將軍也依然壯心不已,想要自行招募軍隊赴山西繼續戰鬥,朝廷把好話說盡,讓讓他安心隱居。到了袁世凱編練新軍,他將原來的北洋六鎮編練成軍,每鎮一萬二千五百餘人,除第一鎮系滿洲貴族鐵良統率的旗兵外,其餘五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將領幾乎都是小站練兵時期的嫡系軍官。這也成為了北洋軍閥前身。

第三,洋務運動讓地方掌握了財權



太平天國的發生加速了中國洋務運動的開展。如果不是太平天國的刺激,這樣的變革來的絕不會這麼迅速。於是那些地方的實權人物們紛紛開始興辦實業,比如,曾國藩籌辦了金陵製造局,主持了派遣留美幼童計劃。左宗棠建立的福州船政局,李鴻章的江南製造總局,張之洞的漢陽鐵廠,等等,在全國各地湧現了大批的洋務企業。這些封建官僚,按照花大錢、辦大事的原則,大手筆花錢,沒有錢,就去截留海關收入。這些地方實權派致力於發展洋務運動,產生一個重要影響,就是讓他們獨立中央之外,在掌握軍權的同時,又掌握了財權。這也是成為軍閥的重要經濟基礎。



總之,在太平天國以後,清王朝中央權威得到大幅削弱,地方的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勢力得到極大加強。如同東漢末年,在黃巾之亂以後,地方勢力增強一樣。所欠缺的只是一個機緣。終於到了辛亥革命,滿清王朝被推翻,又經歷了袁世凱復闢。中國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大變局,在這樣的混亂局面上,隨之而來的就是北洋軍閥混戰。在這方面,歷史總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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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為,清朝平滅太平天國之後的局勢完全不同,儘管湘軍、淮軍、楚軍有兵近20萬,但是他們的軍餉供應,仍是依託於清朝舊的財政和行政管理體制,是由省份協餉的方式供養的,他們的物資供應,則是由依賴地方官府調撥物資的“糧臺”和依賴於駐地商人支持的“軍市”來完成的。

自始至終,沒有真正建立起自己以幕府為核心的,替代原有行政管理體制的新組織形式。

因此,儘管有兵,卻無從養兵,儘管有地盤,卻是朝廷給的權柄,地方官,仍舊按照清朝的規矩在辦事, 任免提拔也是中央權力覆蓋,他們並不存在自立的本錢,就連藩鎮都沒達到,就遑論割據了。

而從階層認同感來講,曾國藩的門生弟子們可以憑藉書生的身份,統領這些殺紅眼的驕兵悍卒,但世道人心的力量,讓他們不足以形成自我的階層意識,自然也就與前代的前輩們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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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用人馭人平衡權力是一流高手。

第一慈禧對八旗兵雖然有些失望,但從沒有放棄對它的控制,以振攝漢人為主的軍隊。

第二用漢人曾國藩辦團練鄉勇時,也支持張之洞經營湖北,尤其提撥左宗棠,如果以左公的性格和做事風格,在明朝或其它朝代夠殺一百次,但慈禧用之,以制衡曾公!

第三在曾公取得輝煌成績時,慈禧又採取挖牆腳大力提撥曾公屬下李鴻章,同時讓曾公之弟國荃放棄軍權,這時曾公,左公,李公幾乎三足鼎立,左李對慈禧感恩戴德,曾公畏懼慈禧,還有一個後補張公 !

如此他那裡敢反,敢亂政!

清朝末年慈禧牢牢著把控著清朝的政權。無論此時是否是君王都贏得了劉坤一、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重臣的擁戴。雖然在八國聯軍侵華時發生過東南互保的嘗試,但是戰爭結束後很快就被慈禧分化瓦解。所以直到辛亥革命以前,清朝並沒有陷入東漢末年軍閥混戰的亂局。

清朝時我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在黑暗腐敗的王朝末年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無論是按照正常的歷史發展規律還是制度替代的需要,大清王朝都應該被摧古拉朽的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但是清朝末年在慈禧的掌控下居然進行了長達47年牢固統治,李鴻章、曾國藩等最有希望改朝換代的漢族重臣都向慈禧效忠。這種穩固避免了東漢末年群雄並起的慘烈,到慈禧、光緒同時去世後的第四年,主少國疑的清朝再也無法抵禦革命浪潮和袁世凱的訛詐宣佈退位離開了歷史舞臺。

儒家忠君愛國的思想禁錮和慈禧高超的分化,並沒出現曹操之類的野心家。

清朝時一個儒家治國的封建王朝,所以才被文人當做正統王朝效忠。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崛起的湘淮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劉坤一基本都是科舉出生,深受儒家忠君愛國思想的束縛。巔峰時期曾國藩的手下幾十萬自己組建的湘軍驕兵悍將打垮了太平天國,應該是初步具備了權臣的條件。但是後勤被朝廷控制,且軍隊調動和和官員晉升都需要朝廷審批。並且在太平天國平定後迅速裁撤湘軍,通過扶植李鴻章的淮軍和左宗棠的楚軍制約湘軍。

幾大重臣相互制約即便是手中掌控重兵但是沒有賦稅等收入來源怎麼割據?除非學習張獻忠、李自成那樣的流寇,但是這些重臣本來就沒有強烈的割據念頭所以制衡之下並沒有出現曹操之類的野心家。

慈禧牢牢把持著清朝的權力,即便是出現東南互保這種分裂趨勢也被慈禧迅速瓦解分化。

這些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初露鋒芒的忠誠,在戰後迅速成為地方上的洋務派。這些地方大員身居高位,掌控的都是富庶的地區。加上洋務運動帶來的海量財富迅速成為地方政權的實力派,甚至成為清朝政府的財稅的重要來源。在對外戰爭屢屢失敗後,清政府也意識到不能阻止洋務運動。因為這不但能增加朝廷的賦稅,而且確實可以增強清朝的國防能力。

在義和團運動時慈禧出於抵制列強的目的開始支持義和團,但是英國為了防止其勢力範圍長江流域各省被波及,便策動各省不服從清朝命令抵制義和團。當慈禧向十一國宣戰後,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各參戰國達成協議組成東南互保聯盟。他們通電聲明這不是清政府真實意圖,是在義和團脅迫下做出的決定。所以拒絕執行向列強宣戰的決定,這顯然體現了清政府對地方督撫控制力的嚴重下降。

這種分裂苗頭的出現大大震驚了慈禧,於是迅速出手分化瓦解逐步收回朝廷大權。慈禧在兵權、財權、管理任免等方面都進行了改革:通過成立練兵處剝奪地方督撫練兵特權,統一收歸清政府;李鴻章、劉坤一去世後張之洞上調軍機處,地方督撫勢力大減;而作為軍火生產基地的江南製造總局在李鴻章去世後,也重新被朝廷控制在手裡。這樣財權、兵權、人事、軍火生產均被清政府控制,東南互保徹底瓦解。

東南互保是清末最接近東漢末年的一次,但是被迅速平定。洋務運動的開啟雖然大大增強了東南督撫的力量,但是客觀上也為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增強了續命能力。尤其是被清政府收歸國有後,這些基礎為維持清政府最後十多年的統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列強需要一個腐敗、懦弱的政府,不希望強大的新政權更新換代。

對於西方列強來說最希望出現一個穩定、腐敗、聽話的政府才能獲取最大的利益。之所以扶植東南督撫也是為了防止自己利益受損,《辛丑條約》的簽訂從國家層面上滿足了他們最大的利益,所以不可能支持一個新的強大國家替代腐朽的清政府。所以從這個方面說,清末也不具備群雄並起的條件。

北洋時期列強扶植軍閥混戰是因為北洋政府已經沒有作為統一政權的號召力,所以列強才會扶植地方軍閥進行混戰。奉系、皖系、直系等等軍閥背後都有列強的支持,但是大清亡國已經多年不是清末了。

清朝末期確實處於一個與眾不同的歷史週期,慈禧的存在客觀上穩定了清末的政局。重臣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加上列強崛起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客觀上讓清末避免了東漢末年軍閥割據局面的出現。

綜上,曾國藩忠於朝延,沒有擁兵自立,所以其他人也沒反。各個西方國家對清朝的支持,西方各國打開中國大門是為了把中國變成原料國和市場,混亂的中國不符合他們的利益。3、清廷氣數末盡,還是有那麼一點苟延殘喘的實力。



當代曹植


滿清王朝早已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雖然由於太平天國自身後期的腐敗無能導致其被清政府消滅,但以太平天國為首的農民革命運動一直未停止過,滿清政府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經濟和政治代價。

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是其滅亡的主要原因,這是內因,是決定因素。太平天國運動加速了腐朽的清政府的滅亡,這是外因,是條件。

滿清政府面對外國侵略者,一味退讓仍未能滿足其胃口,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發動了鴉片戰爭。

國內民不聊生,老百姓日子非常艱難,但腐敗無能的慈禧太后依然花巨資過大壽,其反動本質昭然若揭。

滿清政府的滅亡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











聞於天下


清代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之後,並沒有陷入東漢末年時期的軍閥割據形態,這裡面涉及到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人文等等方方面面的。

一、經濟和人文環境的不同

西漢時期雖然“獨尊儒學”,可事實上,由於造紙術和印刷術的制約,東漢末年民間書籍依舊是使用竹簡為主。同時當時的儒學還是以先秦儒學為主體,因此“忠君思想”還處於較為朦朧的狀態,世家豪族和儒學世家壟斷了文化,使得當時的思想多是忠於宗主、家主、家族的概念之中。

東漢末年時期,大莊園式的生產經營模式、以及東漢政治體制因素,使得世家豪族本身不僅僅擁有孤島式的經濟體系,還擁有了大量附屬的人才、人口,甚至是擁有體制允許的私兵的存在。

這些人口、私兵只忠於家主,而不知皇帝。

清代時期,人文已經出現的不一樣的轉變

儒學在宋代時期,出現了一次轉變,“忠君”的封建理學派和實用性的心學派在南宋、元、明時期,不斷碰撞、融合。

當清入關之後,乾隆及之前的清代皇帝,施行了一種類似軍政府的模式控制中土,類似於明初明太祖朱元璋運用的封建理學與律法相互結合的模式。

直至清嘉慶皇帝誅殺和珅之後,為了清除“和珅餘黨”,不得不啟用了大量的漢臣,此時的漢臣多是以“實用性的心學派”為主(此時的心學已經轉變為“致世經學”),如林則徐、魏源、蔣攸銛(漢八旗)為主。

這些御史們,很快就在京城組建了非正式的詩社,這要是放在順、康、雍、乾時代時是不可能出現的。很快這些詩社逐漸擴大到了旗人之中,隨後又有更多的漢臣加入其中。最終以曾國藩、張之洞等人及其門徒的興起,成為了鼎峰。

此時的儒學,已經不再是漢唐時期“王與士大夫共天下”的理念了。明代朱元璋通過律法與封建禮儀相結合的模式之下,儒學已經轉變為“道學”的載體。通俗而言,漢唐宋(北宋)時期的儒學子弟,還在追求士大夫的共享天下的本體和理念;而明清時期的儒學子弟,則是“忠於”君主理念、同時擔負傳承的載體。

人口的分佈不同

東漢時期的大莊園經營模式,使得大量的人才被“束縛”在莊園、烏堡之內。同時世家豪族也同樣掌握了大量忠誠的人口。

因此在正史《後漢書》、《三國志》中都顯示了,董卓還未禍亂京城之前的漢靈帝及何進時期,東漢中樞及地方政權還擁有一定的控制權,來平息張角兄弟的黃巾軍起義。

可當董卓禍亂京城之後,東漢中樞第一次喪失了權威。地方的官府立刻就與掌握了經濟和人口的豪強相互勾連,形成了反董卓聯盟,之後東漢立刻陷入了地方混戰的狀態。

晚晴時期,土地雖然在不斷集中於豪強、官府之手,可人口並沒有像東漢“農奴”的形態集中在豪強和地方官府之內。

清代雍正時期,施行了“攤丁入畝”的賦稅之後,人口激增,同時清代地方官府又施行的是私人遷徙、形成集市後再通過鄉紳收取賦稅的模式。

在乾隆中後期,人口激增中,大量的原始森林、未開發的區域,湧入了大量的遷徙人口,可“農奴”式的農耕模式,已經在宋朝時期就被消除了。

“攤丁入畝”的賦稅模式,使鄉紳、豪強們不願意掌控更多的人口,因此“佃農”式的農耕模式是清代的特徵【明代還可能有農奴的存在,清代的鄉紳就不願意承受人口的壓力】。

再則,晚晴時期,大航海時代中土依舊是參與其中的,手工業、商業也逐漸與農業,成為了清代的賦稅來源,相對擁有自由度的“佃農”、“手工藝人”、“小商人”形成的集市、城鎮,這些底層階級是不需要過多於忠誠於宗族關係。

總述:

因此在儒學人文的轉變和人口分佈不同之下,清代太平天國起義之時,雖有各種民團組織出現,卻無法形成較大規模的割據力量。畢竟此時的清皇室依舊存在,其權威並沒有出現太大的損傷。

就如東漢時期,直至董卓禍亂京城,及西涼軍內亂、皇室流離民間時,地方政權才會形成割據局面一樣。

清代的割據局面是歷經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成為太平天國出現的導火索;第二次鴉片戰爭,成就了地方漢臣掌權;中法戰爭,“不敗而敗的局面”使得年輕文人出現質疑皇室;甲午戰爭,輸給熟悉的日本、以及龐大的賠款,使得百姓和文人不再信任官府,尤其是南方諸省;八國聯軍,特別是義和團的前後,導致了清廷喪失了最後北方的民意。

自清入關以來,中土的南方本身就一直存在著反清勢力。清早中期還能壓制,可到了乾隆之後,腐朽的八旗制度和滿高於漢的規則,已經讓漢人、尤其是漢文人中不斷集聚不滿。

太平天國起義摧毀了清廷在南方的控制手段(八旗),清廷不得不允許漢臣成為地方掌權者。此時的漢臣們,還在思考如何維持清廷安穩、維持封建禮儀運行。直至連續的戰敗、賠款、割地之後,原先封建禮儀逐漸崩塌,一種“以下克上”的形態就替代了之前安穩的封建禮儀【如袁世凱、孫文】。



圖片均來源網絡


史之為用


東漢末年的亂局是地方諸侯做大,把皇帝架空了。開始是宦官專權,殺了外戚、大將軍何進,而後何進的部下袁紹等人殺盡了宦官。這時候將軍董卓趁機進入首都洛陽,廢漢少帝立漢獻帝,把持了朝政。各路諸侯就開始討伐董卓,司徒王允利用呂布殺死了董卓,又被董卓的部將李傕、郭汜等人殺了,漢獻帝被逼得東躲西藏。曹操看到皇帝的價值,把漢獻帝迎回他的地盤,挾天子以令諸侯,相繼打敗了袁術、呂布、袁紹等諸侯,統一了北方,與孫權、劉備形成了三國分立。這裡要注意的是,曹操一直供奉著漢獻帝,自己當了魏王,並沒有當皇帝,是他兒子曹丕讓漢獻帝禪位,登基建立魏國,東漢才正式結束。

清朝在鎮壓了太平天國後,為什麼沒有陷入東漢末年的那種亂局?首先就是沒有出現董卓、曹操式的人物和諸侯割據的局面。曾國藩有這種可能,投降他的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也勸過他,在自白書中有記載。但曾國藩權衡再三,沒有輕舉妄動,迅速殺了李秀成,刪節了向朝廷上報的李秀成自白書。究其原因,首先是曾國藩還有忠君思想,就像當年的曹操,最終也沒有篡位當皇帝的打算。而且,曾國藩感到自己也沒有絕對的實力造反。他曾經的部下李鴻章和左宗棠可以跟他打太平天國,但可能不會跟他一起造反。還有一條就是人心的背向,百姓對大清國還抱有希望,經歷了十幾年的戰亂,人心思定,並沒到改朝換代的時候。

就清朝本身來說,已搖搖欲墜了,但還能維持下去。原因之一是最高統治者慈禧很有政治手腕,牢牢地把控著權柄,控制著地方大員。而且,滿清軍隊包括蒙古騎兵還有相當的戰鬥力。原因之二是帝國主義國家支持清朝政權,和清朝簽訂條約、攫取利益。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有一條就是反對洋人,不保護洋人在華利益。於是導致洋人支持清朝,提供洋槍洋炮打太平天國。

清朝的衰敗是在慈禧死後,沒能順應世界潮流,政體換湯不換藥,新軍取代了滿清八旗軍隊,漢人把持了地方政權。辛亥革命應運而生,清朝的滅亡就指日可待了。


瀾石記


不請再來,問得有點意思。二者的確相似,太平天國時清廷下令各省自籌糧餉,不用去京城報賬,跟東漢末年的州牧制度頗為相似,各省逐漸具備了各自為政的資本。但世道終究還是沒有亂起來,清廷依舊牢牢地把控著地方官員的任免權,甚至出現了洋務運動和短暫的“同治中興”,又苟延殘喘了近四十年。

各中原因,在於形勢不同,人物不同,時代也不同。


勢:滿清氣數未盡,東漢積重難返

是用傳檄遠近,鹹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討粵匪檄》

太平天國的失敗既有對手太強的因素,也有內訌不止的作死,更多則是不得民心的表現,曾國藩的一紙檄文擊穿了太平天國的政權合法性,核心就在於孔孟之道的維護,而他們則寧可守著邪教裝神弄鬼,也不願意舉起民族的大旗。

所以,他們面對的是一群同仇敵愾的對手,教科書告訴我們,太平天國亡於“中外反動勢力的共同絞殺”,劊子手除了湘軍,還有李鴻章的淮軍、左宗棠的楚軍和戈登的洋槍隊。

滿清也並非一觸即潰,兩百年的奴化教育令他們的統治根深蒂固,當時尚有曾、左、李等當世英才將為朝廷效力作為人生的追求,二十年後尚且能夠在鎮南關擊敗法軍。這些都是氣數未盡的表現,而非明朝末年的外強中乾。

漢末則不然,黃巾起義雖然勢大,充其量不過攪屎棍而已。朝廷放權於州牧才是昏招,太守、州牧們紛紛擁兵自重,他們各懷心思,帝國危機由民變換成了割據。

此時尚有挽回的餘地,只要中央給力並慢慢“削藩”,局勢尚有可為,但漢靈帝昏庸無能且死的突然,導致主少國疑,加之董卓進京這麼一鬧,天子的“勢”蕩然無存,中央幾乎喪失了對地方的控制力,“十八路諸侯”的討伐(史冊上是六路)也給了他們趁機作亂的資格和軍隊的合法化,這才導致了最後的不可收拾。

人:不想也不能造反

曾、李、左三人都是當世人傑,但他們對造反都不感興趣,作為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封侯拜相對他們的誘惑甚至大於割據一方或九五之尊。

在鎮壓了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藩第一時間就開始了對湘軍的裁撤,處處低調,甚至不惜參和“天津教案”來自汙,空出的廟堂留給了弟子李鴻章。隨後左李鴻二人開始內鬥,但也只是黨爭,從無非分之想。

而事實上,曾國藩想造反並不一定能成功,由於左宗棠跟他一直不對付,朝廷索性提拔左氏,在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時,左宗棠已經成為閩浙總督,很明顯清廷對曾國藩不放心,也做了兩手準備。

湘軍內部在攻佔南京之後也出現了分裂,以曾國荃為代表的勢力希望主帥黃袍加身,也有很多人等著升官發財。

至於李鴻章,淮軍的組建也是來自於朝廷的支持,他是曾國藩的弟子,卻非門徒,二人乃同僚關係而非上下級。

▲真實的洋槍隊

而洋槍隊的參與意味著外國勢力干涉了中國內政,誰能保障他們的利益,他們並不介意承認誰是中國的主人,所以後來悍然撕下了“中立”的面紗,全方位的協助清軍“剿匪”。這也意味著,他們放棄了跟太平天國合作的幻想,繼續將腐朽軟弱的滿清繼續扶持為利益代言人。

想必曾國藩一旦造反,很多人都不介意用他的首級換取更大的頂戴花翎。

最重要的是,曾國藩舉兵用的是孔孟“忠君愛國”的號召力,如果在造反豈非打自己臉嗎?

而漢末則截然相反。除了袁術之外,馬騰、曹操、袁紹、孫氏和劉備等人打的都是匡扶漢室的旗號,卻又相互掐的不亦樂乎。

▲十八路諸侯討董卓

誰忠誰奸並不好說,或許都是野心家才對,但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當曹操行刺董卓或者攻佔洛陽之後孤軍追擊的時候,你能說他“奸”嗎?至於後來,既有被手下利益集團綁架的現實因素,也有逐漸滋長的野心。

時:東漢膨脹的豪強勢力

靠豪強起家的東漢王朝在維護豪強利益方面可謂不遺餘力,兩百年後,他們通過政府的人才舉薦制度和地方莊園彙集了不可想象的實力。而東漢王朝被宦官、外戚和小皇帝輪流折騰了百餘年後,豪強們對朝廷失去了敬畏之心。

所以在他們擁有兵權之後,亂世也是必然的。

而滿清則不然,湘軍、淮軍和楚軍都只是以同鄉為骨架組件的軍事集團,並非豪強勢力中盤根錯節的血緣、主僕或門生的關係,忠誠度不可同日而語。


太平天國雖然沒有推翻滿清王朝的統治,卻撬動了王朝的根基,漢族官僚集團迅速崛起,而戰時的各省財務獨立制度也沒有取消。

這也埋下了割據的根源,到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後已經全面失控,而慈禧的去世則令他們不再投鼠忌器,一個個亂世英雄橫空出世,割據一方,而此時與漢末才是真正的神似。


涼州七里


其實從對比清朝時期的太平天國和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就能夠發現,鎮壓太平天國後清朝沒有陷入東漢末年的那種亂局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清朝比漢朝強化了“中央集權”

對比清朝和漢朝的官僚體制會發現,在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時期的王公貴族和地方割據勢力非常突出,而對於此時朝廷的統治來說,卻是被削弱的。而太平天國的出現,卻在清朝強化“中央集權”的“鼎盛”時期,朝廷對地方勢力有較大的掌控力。


二、太平天國集團內部的“分崩離析”

雖然太平天國經歷了十四年,達到了舊式農民起義的最高峰,而且不僅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波及全中國的農民戰爭,也是世界歷史上規模空前的農民起義。但是在太平天國集團的內部管理,是非常混亂的,據史料記載,太平天國在定都天京後,初期的封王,一開始就埋下了禍根,東王佔有絕對的軍政大權,導致野心的擴大,想取代天王。太平天國領導核心的分裂,也使得起義軍“民心渙散”、“大失所望”。也讓朝廷統領下的地方勢力有可乘之機。


三、外國列強對清朝“正統”的扶持

在東漢末年,地方勢力大於朝廷集權的情況下,亂局很容易形成,朝廷統轄的疆域也很容易分崩離析。而在清朝晚期,太平天國的“理念”觸痛了列強的“利益”,而由於列強與清政府的合作,並對清朝“正統”的扶持和對太平天國起義軍的絞殺,在一定程度上也剿滅了可能形成“割據”的地方勢力。


所以,綜合前面的分析,因為多方面勢力因素,使得清朝和列強聯合鎮壓太平天國後,沒有陷入東漢末年的諸侯崛起的亂局。


草竹道人


鎮壓太平天國後,清朝為啥沒有陷入東漢末年軍閥割據的亂局中呢?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尋找原因。

一、清廷根基末倒,對地方的統治能力仍然比較強

清朝雖經大亂但是根基還在,還沒有到因為朝廷無力駕馭地方大員,以致於地方勢力做大,進而挑戰朝廷權威的時候。各級官僚依然忠於朝廷,清廷的號令也依然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也就是說雖然自1851年太平天之起義,直至1864年7月天京陷落止,歷時14年的太平天國大起義,雖然給了清朝以沉重打擊,但卻並沒能徹底的瓦解掉清朝的統治基礎。

也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清朝的統治秩序,那些漢族大地主與大官僚,依然支持並擁護清廷的統治。於是在人心尚未離散,朝廷權威猶存的情況下,自然沒有誰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揹負著亂臣賊子的汙名,企圖搞什麼割據地方自立為王了。

二、曾國藩等人忠於朝廷,割據自立不符合其政治理念

無論是曾國藩還是李鴻章,抑或是左宗棠與胡林翼等人,憑藉他們的本領足以擁兵自重割據一方。

但是這些飽受傳統儒家思想薰陶的人,卻都無一例外的把忠君報國視為最高理念!因此對於這些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來說,既然清朝已經有效統治了200餘年,那麼自然應該被視為中華正統了!

而且在這些人的眼裡,太平天國則被視為“亂賊”。他們認為正是由於太平天國的“犯上作亂”,才帶來了天下大亂、百姓遭受苦難的局面!

因為擁有兵權的曾國藩等人,無不把忠於朝廷和維護清朝統治,以及早日平定太平天國起,當做最高理想!所以試圖讓這些平叛者,反而趁機擁兵自重搞割據,是不可能被這些人接受的。曾國藩等人既不願揹負叛臣的汙名,也不敢冒險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做賭注,更不願放棄榮華富貴和高官厚祿的待遇,反而去做虛幻的“土皇帝”之夢!

三、清廷馭臣有術,對有功之臣封賞極為優厚,因此曾國藩等人沒有必要搞割據

在鎮壓了太平天子起義後,清廷統治者慈禧太后大耍手段,對有功之臣大加封賞籠絡。無論是曾國藩還是李鴻章以及左宗棠等人,該封爵的封爵,該封官的封官,能擔負樞臣之責的就調入朝廷。

不能進入朝廷的,就讓其擔任地方大員的職權。而這種地方大員雖然權高位重,但卻要受到多方牽制!清朝在各處重要城鎮駐有八旗軍——雖然八旗軍的戰鬥力低下,但卻依然能夠發揮出一定的震懾能力。

清朝在地方官制上通過巧妙設計,早就把督撫互相牽制與監督制度玩得爐火純青!因此即便是讓這些有功之臣擔當了地方大員,他們也不可能擁有割據地方的實力和機會。

更何況如果這些人想要搞割據,必須得有兵有將才具有這個可能。然而在太平天國被鎮壓後,他們的兵權大多都被朝廷收回了,原來的部隊也被遣散了。除了李鴻章手裡的淮軍以外,其他人手裡基本上都是既缺兵又少將的!如此一來,這些人又哪裡會有割據的本錢呢?

綜上:清廷通過一系列巧妙設計,在對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有功之臣大加封賞的同時,也把他們手裡的兵權收回了!慈禧太后對漢臣一向是用而又防的,因此在清廷實力猶存,曾國藩等人忠於朝廷,各位功臣手裡的兵權大多已被收回的情況下,當然不會出現類似東漢末年那樣的軍閥割據局面了!


北疆同心侃歷史


呵呵,這個問題真問得好。鎮壓太平天國後,大清的確沒有陷入東漢末年那種亂局,甚至一度貌似中興。

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與晚清太平軍起義,都是帶有宗教色彩的農民軍起義,最終當權者都成功鎮壓了起義軍,但是當時局勢環境過程都不一樣,所以鎮壓太平天國後,清朝並沒有立即出現東漢那樣的亂局,具體原因有以下幾點

1、制度不同。東漢是封建制度的初級時代,統治手腕還不夠,保留著分封制與門閥,各地本就有豪強勢力,原本就有割據的危機,農民起義反而讓地方勢力有了擁兵自重的機會; 而觀清朝,它是封建制度的高階時代,講的是九品中正制與科舉,在太平軍起義前,除了朝廷軍隊外國內無任何其他武裝,無任何割據勢力存在,原本的統治環境對平亂後的穩定起了支撐作用。

2、應變不同。漢靈帝為應對黃巾軍,將剌史改為州牧,全權主理一地軍政財稅,更是壯大了地方勢力。而慈禧在打擊太平軍的時候,除非不得已才會短期將軍政託一人,但很快就積極收權,不利於下方勢力坐大,而且她還盡力扶植髮展出了幾股勢力,使之相互制衡。並且鎮壓太平軍的鄉勇們的軍餉還掌握在朝廷手中,故而他們在戰勝太平軍後也不敢犯上作亂。

3、對手不同。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的主力不到一年就被消滅了,更多時間是圍剿零星殘餘黃巾軍,對地方勢力而言沒多大打擊,反而利用平亂各自都快速發展壯大了; 而太平軍起義卻打了14年,將清廷內部各股勢力都極大削弱了,無論是朝廷中央軍還是地方鄉勇都損失巨大,打累打疲了,也打窮了,財力也不足以支持各路地方軍割據作亂。

4、外部環境不同。東漢時期外患不太嚴重,不足為懼,各方勢力以內鬥為主,誰都想問鼎天下。清朝有西方勢力的存在,若欲割據還要考慮洋人的動作。在外部危機重重且不好預測之下,新產生的湘軍、淮軍誰也不敢冒然作亂。

5、鎮壓力量不同。東漢是皇親國戚地方權貴鎮壓,他們幾代富貴,本就想相互傾軌,擴充自已勢力,不念國恩,如孫堅、曹操、劉備都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為自己撈取了政治資本; 清朝則是在中央軍多次戰敗後,啟用了許多出身低微的文人士子來鎮壓太平軍,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他們原本品級不高甚至是布衣,卻因鎮壓太平軍有功而從此改變了命運,獲得了爵位。他們多少會念及國家恩情。再者他們出身太低,若欲割據,根基恐怕也不夠。

正是由於以上五點不同。東漢未年黃巾軍起義之後,接下來就是嚴重的諸候割據,並且經常發生諸候吞併戰,最後形成三國。而太平軍在給鎮壓之後,晚清一度出現了中興的回光反照現象。

但是,太平軍也給晚清後來的亂局埋下了隱患,清朝的嫡系八旗軍算是打廢了。一個沒有強大中央直屬軍的朝廷,各地方勢力與派系(湘、淮)發展崛起也很快。事實上,清朝在鎮壓完太平軍後已陷入了另一場不同於東漢的亂局: 貪腐日重,地方勢力快速成長,而清王朝無力有效管控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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