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戰疫曙光在即，提振經濟與民眾的消費信心，重新掀起“消費潮”顯得越來越至關重要！
隨即中國市場迎來一系列“紅包雨”，包括從5500億元的增量資金，到23部分聯合發文促進消費，甚至還有地區已經準備好“消費券”……
其中，對於普羅大眾而言，消費券引人矚目：“超3億元消費券！發！”3月13日晚間，“南京發佈”發佈這樣一則消息，總額度3.8億元，涵蓋餐飲、體育、圖書、鄉村旅遊、信息、困難群眾、工會會員等7大類消費券。
同時，寧波也推出1億元的文化和旅遊惠民消費券，在指定景區、酒店、影劇院、書店等文化旅遊場所享受優惠折扣。
可見，消費券將成為當下民眾消費信心的“催化劑”成為一股熱潮，齊魯資管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直接表示：
日前建議“非常時期需要非常規手段”，這個手段就是全民消費券，有兩個好處：第一，可以設定用途，對特定行業形成拉動；第二，可以設定使用範圍，發放給受影響較大中低收入群體，彌補因疫情影響導致收入下滑，保障基本生活。
那麼，回首2008年金融危機消費券誕生，十年後新冠狀疫情重出江湖，消費券是否可行，一直都頗受爭議：有的人認為這是提振民心消費指數的好手段，有的則認為消費券屬於短期刺激，難以真正提振消費內需。
- 因此，隨著這次疫情“消費券”的不斷上演，到底對於消除民眾消費心理不足的“定心丸”到底是否真正有效，我們就從經濟學現象深入“消費券”的本質，從消費券的歷史、本質與現象看看這場“消費大戰”能否突圍。
一、消費券歷史：不可忽視的交易成本
其實，政府發放消費券由來已久，“提振經濟消費券”並不是新鮮事物，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爆發的“場景”中，它是一種最常用的方式，只是這裡面也有些值得我們去深思的內容。
- 1999年，日本政府為應對泡沫經濟和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向15歲以上65歲以下以及弱勢群體發放“地域振興券”，總額達6194億日元(每人2萬日元，約合1500元人民幣)。
- 2009年，我國臺灣地區為緩解島內經濟困局，兩次發放總計857億元新臺幣(人均3600元新臺幣，約合738元人民幣)的“振興經濟消費券”。
- 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國內社零消費總額增速大降，成都、杭州等地發行了消費券，杭州的拉動擴大效應為2.06倍，家電、旅遊等行業拉動效應更高。
除此之外，包括歐美地區的美國、澳洲和德國等都曾發放過食品券和消費券等，這已經是一種屢試不爽的歷史經驗。
可是，消費券同樣會存在著一種不可忽視的交易成本需要引起重視！
畢竟消費券的發放是一種大規模的發放活動，不管是過往的一種紙質發放，還是當前技術發達下的電子券發放等，除了直接用現金轉為“消費券”的固定成本外，難免還會有耗費一定週期內相當大的人力、精力與物力的投入，比如消費券的印刷，或者消費券公共平臺的構建以及相關防偽技術的研發等，根據以往的案例，往往都是需要消耗10—15%。
另外，消費券的流轉要避免“地下交易市場”。比如我不想去旅遊，旅遊消費券是否就會8折轉賣給他人，或者旅行社直接8折回收等。他們就可能通過出售消費券，獲取收益，消費券的發放“錯位”，就會催生了中介市場，更會讓消費券的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消費券的歷史要讓我們看到其中“不可忽視的交易成本”，畢竟消費券是個好產品，就應該要遵循商品的本質。
二、消費券本質：有限資源再調配，消費者層次的篩選
通常有一種說法是：研究經濟學，其實最好要順帶著學習下心理學。經濟學是研究人的學科，從人的所擁有（勞動）和所需求入手。
這次疫情中地方政府發放的消費券，與日常商家營銷活動中持續發放的優惠券、現金券等，發放雖然主體不同，但是消費券的本質是一樣，都是屬於經濟學，本質就是：有限資源再調配，消費者層次的篩選。
商家的邏輯是最大限度的剝削消費者剩餘。如下圖所示：
說明：如果定價在50元，正好供給出清（供給需求就是個流量概念），這時採取的是一刀切定價，消費者剩餘是最大三角，對商家不利。
若採取分級，一部分支付能力高的人定價60元，這時剩下20張咋辦？吸引50元-60元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入場（消費券的金額取決於這部分消費者的彈性）。這時的消費者剩餘為兩個三角區，明顯小於一刀切的定價時的剩餘（粉色部分）。
- 這就是商業消費券的本質，能夠最大化地盤活資源，並對消費者層次進行帥選。
同理，地方政府通過發放消費券，用於指定的消費民眾，用於指定的消費領域或行業，其實也都是一種“經濟手段”在盤活受到疫情衝擊最大的餐飲、旅遊等消費行業，這其實也就是消費券經濟學的內核本質。
而消費券的發送方式取決於客戶結構（包括消費能力、動機等）、提供優惠券成本（到店提供是最節省成本的）等多個因素，這是由於人的需求都是有心理因素的，尤其是理性的成本收益的權衡。
有人說：這次疫情真憋壞我了，疫情期間一直在工作，之前計劃拿著年終獎，春節後帶著家人到南京大牌檔和海底撈好好吃一頓，可惜錢都沒有花出去。因此，我要是搖到那個消費券，估計都能花瘋了。
其實，還有很多女性消費者疫情期間，充分體會到了有錢沒處花的無力感，每天只能逛逛電商和朋友圈的代購“消遣”購買慾，唯一煩惱的就是春節前買的口紅，腮紅和氣墊。如果早知道，她就拿著那些錢再吃一頓不香嘛？口紅氣墊等化妝品花了上千卻無法用，如今有消費券的發放，就是一種“心理消費”的釋放。
同時，消費券應稍微偏向環衛師傅，小區保安等等低收入人群發放，他們在這次防疫中一直堅持崗位，真的非常辛苦，如果他們能獲得實惠就太好了。
因此，通過消費券的發放，本質上就是一種篩選出購買需求更強的消費者，盤活剩餘價值的產品，達成更好的交易，這就是本質。
三、消費券現象：疫情後短期消費刺激價值，不可抹殺
在瞭解消費券的本質後，我們就來看看疫情中消費券的“經濟學現象”，到底消費券對消費者的帶動，能否實現直接刺激需求，迅速拉動即期消費的效果？在這裡，小編始終認為：
消費券發放，作為一種短期內刺激消費需求的措施，具有不可抹殺的價值
- 根據湖南大學發表的《消費券的經濟學解釋及發放策略研究》提出的觀點，消費券從宏觀經濟學的範疇看，主要存在兩大效果：乘數效應和擠出效應。
1、消費券的“乘數效應”
目前疫情個別城市已經數日零新增記錄，意味著恢復商業消費市場迫在眉睫，包括南京和寧波在內發放的消費券特點都是由政府買單。
那麼，這種非商家行為的消費買單行為，不僅不會給商家任何成本壓力，更重要的就是直接形成了民眾收入的增加，這就是所謂的“乘數效應”。如下圖：
說明：初始均衡數即民眾的收入不變或下降，但是政府的支出增加時，消費者的投資與政府支付將會轉移到一個新的“均衡點”，而且這個均衡點是乘數係數，效果極大。
疫情之中，商業基本處於低潮階段，很多商家虧損嚴重，急需緊急造血。南京領導率先前往餐飲業“吃飯”、又到著名景區“消費”，為活躍商業發展起到很好的帶頭示範作用。
- 同時，南京還打出促進消費“組合拳”，除更大力度放開城市服務業、鼓勵外，又統籌資金向市民和困難群體發放消費券，通過政府引導與商家促銷相結合，形成現實購買力，真正達到了一種“乘數效應”的刺激。
因此，消費政策的乘數效應，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消費回補”，即把因疫情延後或消失的存量，儘可能補回來；二是“潛力釋放”，側重於增量，即通過“疫後重建”，促進新興消費、軟性消費、隱性消費等。
2、消費券的“擠出效應”
另外，消費券對民眾的收入還存在“擠出效應”，即政府的支出增加將引起私人消費或者投資減少。最終能夠起到的效果就是：增加現在的消費！如下圖
說明：初始均衡數即民眾的收入不變或下降，政府發放消費券，支出增加，政府支出乘數與支出上升，則民眾收入增加，對貨幣的交易需求增加，產品市場供給不變，自然就能夠達到增加即期效果的成果。
其實，有些需求是被疫情壓制的：
- 最近，“疫情結束後的願望清單”、“疫情結束後你最想做什麼”頻頻登上熱搜，其中公認第一的是吃美食，看電影、去旅遊等也名列前茅。對於國人來說，這些消費現在被疫情壓著，等疫情結束後有望迎來報復性反彈。
當然，基於疫情控制的考慮，目前的人群集聚仍然不受鼓勵，甚至會受到控制，而且餐飲、零售、線下教育、娛樂等復工都有一個過程。但是，百姓線上消費的習慣已形成，再通過發放電子“消費券”，限定使用領域、使用期限，鼓勵線下實體消費，讓線上線下能夠循環起來，打通了“大動脈”，把民眾的消費熱情“擠”出來，從而為徹底的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創造有利環境。
寫在最後：如有條件，期待更多地區給民眾直接發放消費券
我們都知道，疫情對民生領域的衝擊有目共睹，有條件的地區如果能直接向民眾發放消費券，顯然是一種良好的“正向效應”，更何況這種向老百姓發放消費券是一種國際通用的做法。
- 只是，消費券的發放要考慮到經濟學的本質，能夠尋找到更加民生、更加接地氣的行業，有針對性的群體發放，靈活設置發放渠道，推動消費行為的產生。
如果對於餐飲、航空、旅遊、電影文化等不能即期的消費，還可以發放遠期消費券，而企業也可以通過讓利的方式讓民眾預消費，這樣既能起到短期的刺激效應又能保持具有長遠的消費需求，讓民眾享受更多的優惠，相信很多人是願意花錢的。
此外，鑑於通過本次疫情防控，各地已經建立了健康碼等系統，消費券的發放可考慮通過這些新科技系統進行，在刺激消費的同時，進一步推動社會信息，引起行業與消費行為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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