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閒話歷史，說起了明朝。我問他，提到明代，你最先想到的是什麼。他抿了口茶，脫口說道：“魏忠賢。”
提起魏忠賢，這位晚明的大宦官，中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代權閹，大家對他還是很熟悉的。這回咱們不聊魏忠賢，咱們說說權閹，或者說宦官干政。
在我國曆史上，有幾個朝代宦官干政的現象比較突出：東漢、唐朝，還有明朝。那麼，三個朝代中，宦官專權最嚴重的是哪一個王朝？比較一致的看法應該是大明王朝。《明史》有言：“考其禍敗，其去漢、唐何遠哉。”
然而，大家是否想過，明太祖朱元璋，把起自春秋、延續千餘年的宰相制度都給廢除了，怎麼會使朱明王朝出現嚴重的宦官擅權的現象呢？實際上，這事決不能算到老朱同志頭上。朱元璋從來就不信任宦官，更不要說縱容宦官了，而且，他還對宦官這個群體進行了極為嚴格的限制。
朱元璋初定江左（即江東），“鑑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這是老朱同志的第一招：限制宦官數量，儘量少用，以便於管控。
直到洪武二十八年，重新修訂的《皇明祖訓》頒佈，其中專門有一章內官篇（宦官，又稱內官），規定了內官的職責、品秩及機構設置。據此，明朝廷設置了司禮監、尚膳監等十二監，惜薪司、鐘鼓司等四司，酒醋面局、針工局等八局。十二監、四司、八局，此即常說的二十四衙門。至此時，明宮廷的宦官機構才算比較齊備。（稍稱備員矣。）
起初只有幾十個宦官，容易管控。但是，隨著二十四衙門的建立，人員多了，就不那麼容易管控了。並且，這幫人整日伴隨在皇上週圍，如何才能有效防止這些人擅權干政，這的確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經過仔細考慮，朱元璋決定給宦官們“約法三章”。
這幾條規定是：一是“不得兼外臣文武銜”，把內官、外臣嚴格區別開；二是“不得御外臣冠服”，只是官銜不一樣還不行，官服也必須區分開；三是“官無過四品”，此即限制宦官的品級，不準超過四品（十二監各設“太監”一員、正四品）；四是限制待遇，“月米一石”；還有一條規定是“衣食於內庭”，也就是說，為避免宦官交結外臣，限定他們日常起居就在內廷。
這幾條規定不可謂不嚴。可是，老朱同志仍然不放心。為了避免時間長了容易忘記，洪武十七年，朱元璋下令鑄造了一塊鐵牌，立在宮門口，文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起到時常敲打、提醒之作用。
看著這塊鐵牌，老朱同志還是不放心，心想自己百年之後，這塊牌子會不會成為一塊立在宮門口的廢鐵而無人關注鐵牌上的內容（後來的事實證明老朱同志絕對沒有多慮）。為此，又規定“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即嚴禁內官和外臣有任何公文往來。
對於宦官這個群體，明太祖朱元璋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評語。朱元璋曾對侍臣講：“朕讀《周禮》，那時的閹寺（即宦官）不及百人。後世王朝所用宦官竟至幾千人，是因為這些朝代對宦官的定位根本就是錯的，沒有使用對。對於宦官這個群體，只能讓他們端個茶、倒個水、打掃一下衛生、乾點雜活而已。如果要讓他們辦個別的差事，則必須經過特別批准，並且要嚴格要求，絕對不能讓他們干預過多。”朱元璋還說：“宦官啊，千百個裡也挑不出一兩個好人來，奸惡之人倒是成千上百。用他們作為耳目，則耳目蔽；用他們作為心腹，則心腹病。要想管住他們，唯有使他們敬畏律法，絕不可使他們有功勞。知道敬畏律法，則行為檢束；一旦讓他們有功，則易驕恣。”（朱元璋原話見《明史•職官志》，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原文更有味）
這段話既直觀的體現了朱元璋對待宦官的真實態度，又體現了他對宦官的精準定位，還淋漓盡致的展現了他對宦官的獨特治馭之道。每讀至此，筆者就對老朱同志感佩的五體投地，只能說老朱同志的觀點很犀利啊。
老朱同志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說到做到。他不僅是這樣規定的，也是嚴格按照這些要求進行管理的。
曾經看過相聲演員岳雲鵬的一個訪談，他提到學相聲有一個階段叫“燻”，就是初學相聲者，每日在茶館裡聽別人說相聲，聽得多了，慢慢地就能聽出裡面的門道。這個“燻”實際上很重要。我們常說家庭教育的關鍵是“言傳身教”，本質上就是這個“燻”的道理，薰陶，耳濡目染，這種教育是潛移默化、影響巨大的。為什麼要說“燻”這個事呢？雖說朝廷對宦官作出了很多限制，管理極為嚴格，但是，他們總歸是生活在宮裡，滿眼望去，不是皇親國戚，就是文武大臣，所聞所見都是朝政國事，經年累月，“燻”得時間長了，他想不知道政事都難。有一位上歲數的老公公，在皇宮裡待了好多年了，“燻”得年頭也不短了。一日，在和其他公公扯閒篇的時候，這位老公公不經意間說了幾句關於朝政的話，連他自己都沒注意到說的是朝廷的事（有老閹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朱元璋聽說後，大怒，當日就將這個老公公逐出皇宮、遣送回鄉了。
還有一個叫杜安道的人，曾為御用監，準確的說，他是朱元璋的專用理髮師，並且，這個活一干就是幾十年（以鑷工侍帝數十年）。杜理髮師能給老朱同志理髮幾十年，技術那是肯定沒得說，但這並不是最關鍵的。杜理髮師最大的優點是“性縝密不洩”，用現代話說，就是嘴嚴，這才是朱元璋最為看重的。朱元璋與大臣討論軍國重事，從來不揹著杜安道（帷幄計議皆與知）。但是，幾十年來，沒有任何一個人從杜安道嘴裡聽到過任何消息。杜安道每次從大臣們面前走過，都是拱拱手，行一揖禮，從不說話（過諸大臣前一揖不啟口而退）。因此，“太祖愛之”。即便是這樣一個人，老朱同志也只是將其升為光祿寺卿，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恩寵（然亡他寵異）。
洪武朝，因朱元璋對宦官管控極為嚴格，根本就不存在宦官干政這個概念。
繼朱元璋皇位的是皇太孫朱允炆，此即建文帝。建文帝最大的特點是“仁厚”。寬仁的建文帝對宦官持何種態度呢？史料記載：建文帝嗣位，御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建文帝雖說仁厚，但深知宦官干政的危害，所以對宦官的管理，比朱元璋還要嚴格。可惜的是，建文帝防住了宦官干政，可是沒防住他四叔朱棣篡權奪位。
明成祖朱棣，“雄武之略，同符高祖”。這位脾氣秉性和朱元璋極為相似的永樂皇帝，對宦官的管控是否同樣嚴格呢？
史實卻令人大吃一驚：明代宦官參與政事正是起自永樂朝。《明史》記載：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明成祖朱棣 畫像
那麼，宦官干政為什麼會始於滿腹文韜武略的一代英主永樂皇帝呢？難道他不知道宦官干政的危害嗎？有句俗話：皮褲套棉褲，必定有緣故。哪有無緣無故的愛，朱棣之所以寵信宦官，這是有著歷史原因的。當燕王朱棣的北軍打到江北（江北指長江以北，淮河以南，即江淮地區）、逼近南京城之時，很多宦官叛逃到北軍中，告之以朝廷虛實，以邀軍功。從戰爭進程上講，這的確幫助朱棣加速擊敗了南軍。因此，朱棣認為這些宦官是有功於自己的，對他們也格外寵信，即位後，有些重要差事也開始委派給他們。（文皇以為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
永樂元年，委派內官監李興前往暹羅（xian luo，今泰國），慰勞國王，“此奉使外國之始也”。
永樂三年六月，朝廷以三寶太監鄭和為正使，率大船六十二艘、兵士兩萬餘人，“行賞西洋古裡、滿剌諸國，此將兵之始也”。（關於鄭和下西洋，學術界是有爭議的。在此，只引用史料，不做討論。）
永樂八年，敕令內官王安等監督都督譚青等軍，“此監軍之始也”。
永樂十八年，始設東廠，命中官剌事。
用《明史》中的一句話總結一下：顧中官四出，實始永樂時。
客觀地看，雖說宦官參與政務始於永樂，但是此時的宦官對朝廷、對明帝國影響不大。一則由於此時的宦官尚未形成氣候；二則他們還並未攫取朝廷中樞之權，尚未參與軍國要務；三則朱棣對其管制還是比較嚴格的，如永樂十年秋，七月癸卯日，朱棣下詔：禁中官干預有司政事。
實際上，此時的宦官之所以掀不起什麼風浪，倒不是這撥太監比後幾撥太監覺悟高，而是他們想幹點事都難，因為不識字。這一時期，要想從宦官中找幾個認識字的都難，更不要說有文化了。但是，宣德四年，事情開始起變化了。
宣德四年，明宣宗朱瞻基不知是不是心血來潮，準備要好好搞搞對於宦官的教育工作。估計宣宗實在是嫌棄這幫人文化水平太低，想找幾個幫著乾點活的都找不到。於是，宣宗下令設立“內書堂”，本著教育從娃娃抓起的理念，挑選聰明機敏的小內使（小宦官，之所以不選年齡太大的，一是學起來慢，二是學成後也用不了幾年）入內書堂讀書，並且還給他們找了一位相當了不得的老師--謹身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陳山。於是，“
太祖不許識字讀書之制，由此而廢”。明宣宗的出發點無非就是想培養幾個能幫著自己乾點活、分擔點工作的太監，以便自己能喘口氣、偷個懶，可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他這一普及教育的舉措，竟給大明王朝帶來如此大的影響。從此，宦官們“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數傳之後，勢成積重”。禍害大明王朝的第一個權閹王振，就是內書堂的“優秀”畢業生。正如前幾年流行的那句話：“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從永樂朝至宣德朝，雖說宦官“漸加委寄”，但是，他們仍然“不敢肆”，因為一旦發現有宦官犯法，“輒置極典”（即處以極刑）。所以，明興以來，直至宣宗，還沒有出現權閹擅權干政、禍國殃民的現象。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明宣宗在其父祖治理的基礎上，將大明王朝推向了國強民富的盛世時代，史稱“仁宣盛世”。
明宣宗朱瞻基 畫像
明宣宗十年春，正月乙亥日，（宣宗）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八。壬午日，皇太子朱祁鎮即皇帝位，以明年（第二年）為正統元年，是為明英宗。正值盛世的大明帝國，進入了英宗統治時期。可是，令大明朝野上下想不到的是，盛世大明竟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危機，而製造這場危機的人，竟是一個太監--王振。在王振的為禍之下，大明朝遭逢土木堡之變，直接導致英宗被瓦剌所俘，進而致使瓦剌大軍圍困北京，一個盛世王朝竟被一個太監折騰到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幸虧有一代賢臣于謙成功指揮了北京保衛戰，大明王朝才轉危為安。（關於王振擅權、土木堡之變以及北京保衛戰，大家比較熟悉了，在此不再贅述。）
總之，一代權閹王振開啟了明王朝宦官專權的歷史大幕。繼之其後的，憲宗朝之汪直，武宗朝之劉瑾，熹宗朝之魏忠賢皆權傾朝野，擅權亂政，為禍之深，直至明亡。
《大明王朝1449》王振 魏宗萬飾演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明朝的閹宦之禍，如果僅僅只是宦官集團，可能不會如此嚴重，從武宗朝的劉瑾開始，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為士大夫集團中有些人開始加入到宦官集團。這些文臣武將黨附於權閹，是為閹黨，他們的歸附使宦官集團羽翼更加豐滿，勢力更加龐大，破壞力更強，若非他們助紂為虐，明代閹宦之禍豈能如此之重。《明史•閹黨傳》的評價甚為恰當：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
明朝中葉以前，士大夫還是相當重視名節的，即便王振、汪直如此蠻橫跋扈，也沒有幾人加入閹黨。但是，到了劉瑾竊權之時，事情發生了重大變化，明代首次有內閣大臣開始黨附於權閹，於是，六部公卿、內外大臣爭相獻媚於太監，從此，司禮監之權開始居於內閣之上，因此，司禮監又有“太上內閣”之稱。這個首開內閣輔臣加入閹黨先河的人便是焦芳。
至於焦芳是何許人也，下回再和讀者朋友們分享。
本文所據史料主要來源於《明史》，具體為《太祖本紀》、《恭閔帝（建文帝）本紀》、《成祖本紀》、《宣宗本紀》、《英宗前紀》以及《職官志》、《宦官傳》、《閹黨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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