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百姓大多终其一生困在土地上，由于较少接触，充满智慧的古代劳动人民对陌生的海洋有许多想象与期待。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幻想海上有奇珍异宝、异国奇民，甚至长生法门……他们将对海洋的无数想象寄托在文学作品中，这些作品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诗经》、《楚辞》、《山海经》、《庄子》、《列子》……在古代人民眼中，海洋是拥有无数奇珍异宝的藏宝地，是冒险者追求刺激的天堂，也是陆地上艰难求生的人们对想象自由生活的寄托，而海洋历险故事则记载着古代人们不屈不挠的意志与无穷无尽的探索精神。在明清时期，经济中心向南方转移，东南沿海地区贸易发展，但朝廷却实行海禁政策，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涌现了许多涉及海洋历险描写的通俗作品，小说《三宝太监下西洋》（《西洋记》）和《镜花缘》就是其中的翘楚。虽然海外历险的主题相似，但是由于成书时期不同，作者的创作个性等一系列因素的不同，创造出了这两本中同而不同、各有千秋的海洋历险叙事。
一、同而不同的目的
大海是未知，而未知往往是最可怕的，它的广阔无垠与狂风巨浪为出海远行制造了无数风险，因此出海成为了一种冒险行动，但这种风险阻挡不了古代人民对神秘的海洋有无限的好奇与期待，尤其是当明清时期私人的商船往往获利巨大时，更抵挡不住探险的诱惑。小说中主人公们不顾生命危险，毅然出海的共同目的是为了领略与中原大陆完全不同的文化，了解海外各国的风俗，满足自我追求刺激，满足猎奇感的心理。但是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两本小说的核心目的并不相同。
《西洋记》中郑和下西洋的中心使命是“宣扬国威”。小说开头他受命为“征西大元帅 ”，率领“宝船”千号，战将千员，声势浩大地出海，沿途诏谕各地，要求他们接受新的“正朔”，奉上降书降表和通关牒文。海外诸国听说了郑和一行人的来历介绍后大多诚惶诚恐，表示愿意归顺大明，归顺各国进献贡品，国小民贫的国家也愿意上交表章，以示臣服。郑和也回赠礼物以示友好。在小说第九十九回“元帅鞠躬复朝命，元帅献上各宝贝”中列举了各个海外异国的表章与朝贡，君主赦免了不愿意归顺国家的俘虏以示“天恩”，全书是在对天朝上国以及对皇帝的推崇褒扬之中结束的。
征西大元帅
《镜花缘》的出海目的与《西洋记》大不相同，显得更为复杂和意蕴深远。《镜花缘》中的主人公唐敖出身于书香世家，好不容易中了个探花，又被人告发和骆宾王关系密切，于是被取消这个功名，他在经历打击之后大彻大悟决定避世出海，寻求超凡脱俗的世外生活，对海洋有一定的“桃花源”情结。此外，《镜花缘》的主人公海外历险故事主要以商业贸易为线索，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林之洋是海外贸易的主要经营者，年轻时也追求过功名，但他早就体验过秀才年年应试不中的痛苦，认为科举考试是“活地狱”，于是弃学从商，成为周游海外列国的商人，还有多九公，幼年曾求学应试，感到科举难中，便脱了儒巾，出海经商，成为经验丰富的商船舵手。从此可以看出，海外贸易也是《镜花缘》中海洋历险的重要目的之一。而这目的也集中体现了作者及同时代人的观念：海洋是一个获取金钱宝物的优越场所。
二、同而不同的经历
两本小说在描绘海洋历险的经历中都呈现出了真实与虚构交织的独特风貌。《西洋记》演绎了明初郑和、王景弘等人奉天子之命下西洋通史三十国的历史，书中西洋各国魔怪丛生，金碧峰、张天师一路降妖除魔，乘风破浪；《镜花缘》前四十五回中唐敖随小舅子林之洋经商游历海外各国，包括君子国、无肠国、小人国、大人国、黑齿国、白民国、淑士国、两面国、犬封国等三十多个国家，也见识了各种奇人异事、奇花异草、奇风异俗。小说对海外历险经历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各个奇异国度之中，如都写到的女儿国等，通过这些国度中与中原大不相同的奇风异俗，展现海外的缤纷神奇，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或褒或贬。但是在具体经历中，《西洋记》偏向于战争与政治外交，而《镜花缘》则偏向于平凡游玩中暗讽现实。
《西洋记》中，郑和一行人在异域番国游历时，一方面通过感化的方式使各国心甘情愿臣服于天朝，每到一国必定拜访国主，这属于友好政治外交；另一方面通过武力使不俯首称臣的国家投降，因此《西洋记》也多有描写战争场面。金碧峰和张天师法力无边，一些不愿臣服的小国，往往是自恃国力强大，又有一些通晓法术的“大仙”，如金眼国等，就由他们二人出马，有时运用自身法力，有时请来救兵，对这些国家实行武力征服。因此，《西洋记》中的海外经历时常集中在一些奇幻战争场面或是小国进贡的奇异宝物之上，多带有想象魅力和神幻色彩。其中奇邦异国确实令人好奇向往，却缺乏引人深思的深层底蕴。
在《镜花缘》中唐敖全无漂洋经历，而林之洋和多九公二人常年漂泊海外，熟悉异国风土，于是都由见多识广的多九公担任导游，有时林之洋一人去市场进行贸易，唐敖和多九公则到处游玩，一行人一路游山玩水、寻怪觅奇、谈天说地、聊艺论学，优哉游哉。《镜花缘》比之《西洋记》更集中展示了海外各国的不同风情，并由此引发对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的深层思考：在白民国和淑士国中的游历刻画了儒生可笑可叹的面目，用先扬后抑的手法，先对白民国与淑士国表面的社会氛围、国民的外在气质进行了表扬，经过实际的交往过程才将其傲慢、无知的特点揭露出来，对比鲜明，突出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形象。小说中写女儿国用了七回，在海外诸国中篇幅最长，情节最曲折，喜剧意味最浓，而现实讽喻性也最为强烈——林之洋被国王看中，选为王妃，体验了换女装、缠足、穿耳等女子之事，用女子统治男子的“权利颠倒”使读者反思男权社会的不合理之处……《镜花缘》于游玩嬉闹中蕴含深意，思想意义深远。
林之洋在女儿国被选为王妃
三、同而不同的寄托
明清时期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往往使得平凡人的理想难以实现：战乱、贵族欺压、严格的八股取士、残酷的文字狱……使平凡人生活在巨大生活压力之下，转而将目光投向未知的领域——海洋，使其成为精神上实现自由的舞台，《西洋记》和《镜花缘》都体现了作者及同时代平凡人对于海洋的精神寄托，但两本小说分别体现了所处时代各自的愿望，不同时代，人们的愿望会发生变化，因此把握两本小说寄托愿景的差异性，最重要的是要将两本小说放到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西洋记》成书于明代，生发并保留下明代许多关于郑和的传说和史料，但由于明代受到周围少数民族侵占，时有战祸，尤其是明代后期，国家国势衰微，中原百姓呼吁能有像郑、王那样的将帅能够威振敌军，重整朝纲。另一方面，明朝是汉民族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后重新确立华夏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因此，在明代社会，古人思想意识中的“天朝上国”理念又得到强化和巩固。他们坚信中国位于世界体系的中央，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周边各国皆是夷族，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他们必须向“中原”主人进贡臣服。这种复杂的思想情绪与愿望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小说中主人公的行为举止反映出来了。小说中郑和一行人视所经历的海外各国为“夷国”，自身是“上国”代表，要求他们臣服上贡，在攻打不顺服的国家时，军队也勇武非常，小说实则寄托了明代百姓渴望“强国”的愿望。
《西洋记》封面
《镜花缘》成书于清朝，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达到顶峰的时代，康乾盛世的余韵尤在，而列强的隆隆炮声也尚未惊醒“天朝上国”的美梦，这时南方城市经济发达，东南沿海地区贸易往来频繁，虽然有“闭关锁国”的政策，也挡不住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探索。《镜花缘》中作者将笔触伸向了海洋，体现出了时人对海外文明的好奇与探索。尽管小说的某些观念还相对保守，但已开始“开眼看世界”，有正视海外贸易现象的存在。书中林之洋一行人都是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的，他们从地位最高的“士”转变为地位最末的“商”，更冲破了海禁成为海商的界限。作者通过塑造这类具有新思想和勇于“历险”的“商人”，实际上是在塑造一群积累原始财富的资本主义者。小说也表现了作者抨击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政策，体现出对民间海外贸易较为积极的态度，开始为自由开放而发声了。
总而言之，通过《西洋记》与《镜花缘》中海洋历险的对比，可以直观地体味出明清时期海洋历险文学的一些特性：难以掩盖的“天朝上国”观念，对海外异域风俗与宝藏的向往，叙事虚幻与现实交织，充满神奇想象……但也认识到两本小说在历险目的、经历特色及其背景观念方面的差异性。总体而言，李汝珍《镜花缘》的意蕴以其对社会现实的讽刺意识和海外贸易的先进思想，比《西洋记》更甚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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