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过程中，有竞相争艳的各种治疗方式或药物，但是目前除外“瑞德西韦”之外，目前还没有一个药物是确切会、或者将会经受住严格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的考验。当然，选择性的避免去做这种自毁前程的临床研究，或者假惺惺做一些无关痛痒的研究，也是可能会绝大多数方法或药物采取的应对社会关注，又添加粉丝信心的做法。
既然没有把握，也不大可能或不愿意做严格意义的临床研究。那为什么还要用呢？因为，很多人认为无药可用，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既然没有特效药，那为什么不让这些模棱两可的药去试试。
无药可用，不等于非得找点药给用上去。无药可用，不等于没有治疗。
很多的轻型患者，隔离或注意保持自身正常免疫能力，一段时间能恢复正常。而对于一些重症，目前已经在做的、或既往其他危重疾病一样，予以的吸氧、呼吸机支持、血压维持、营养支持，隔离，生命体征监测，这些都是有效的、确切的医学治疗方式。
而用不着我们匆匆予以没有依据的抗病毒、或一些本来就没有太多证据或严格做循证证据的传统医药。从历史历次大规模的瘟疫，没有一个是真正靠药物来大获全胜的，都是通过有效的卫生干预，才最终远离瘟疫。放弃对于药物的过度迷恋，做好对于新冠病毒的早识别、感染隔离、以及不挤兑医疗资源予以对危重治疗。
1.满洲鼠疫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11 年的满洲大鼠疫。在最初的鼠疫传染期间，感染的多数是中国人，但居住在当地的日本人、俄国人却没有感染。当时都还没有抗生素、也没有疫苗，但是为什么差别这么大。才发现，日本人、俄国人在当地更多的是有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知道传染性疾病的危害和隔离，就主动远离感染者，并做好洗手、戴口罩等防护。而中国人当时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且不相信看不见的鼠疫杆菌，不愿意戴口罩、更说不上洗手或隔离防护。所以，感染的人多数为中国人。即使当时公办的人员，要求强制戴口罩，也是半拉子把口罩戴在鼻子下。
瘟疫中燃烧的房子
当时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留洋归来的伍连德博士倒逼做的事情就是查明大传染的原因“鼠疫杆菌”，采取隔离、防护，还有当时惊动朝野的“集体焚尸”。因为发现即使将已经感染的隔离，但是还有有不断的人继续感染。伍博士发现，是因为死去的人有土葬习惯，鼠疫杆菌仍可以在尸体与人之间传播。所以断然采取焚烧尸体，当时这么多尸体足足烧了一个月。但是足可见，当时那种“人死为大，入土为安”情景下，阻力也是相当大的。
2.母亲们的救星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匈牙利的塞麦尔维斯（塞医生）对于产妇因产褥热死亡的贡献，那个时候的生小孩医生更别说产妇，都不知道有消毒这回事。妇产科医生从尸体解剖完，或者说是生产完一个产妇，就跑来接产另外一个产妇。所以在这里，即使当时塞医生所学习工作过的，当时最好的医院维也纳医院，生产有20-30%死亡率不说，就是生产完渡过一层鬼门关，这个后来就发热、浑身发烂、恶臭，死亡达30%。当时认为是产妇的羞愧感，或产妇的航脏感导致这种惩罚与恶臭。而就是这位塞医生，坚持认为，这是由于感染导致的，是由于在接产过程中没有很好的消毒（当然，当时没有消毒这个概念）。不过，塞医生仍在病区艰难测试了让医生使用漂白粉溶液消毒接生人员的手和器械，结果这一洗就直接把病区的产妇产褥死亡降低到10%左右。
塞麦尔维斯医生
你看，这个不是药物，但是不亚药物的方式，挽救了多数产妇。所以，塞麦尔维斯被称为“母亲们的救星”。
当然说句题外话，塞医生当时的处境，非常不被理解，因为触及到了一些名流医界的神经。
3.污水与腐食
而欧洲从19世纪开始，当时还不明确有微生物的存在，但是对于污水、污染食物等有一定认识，知道要喝干净的水，要处理好大便，不吃腐烂的食物，仅仅这些就大大提高的人均寿命到50多岁，以前可平均只在30多岁的。
4.慢性病
除外感染性疾病，这些非药物、但是卫生健康处理的重要性。即使慢性疾病，除外药物之外，糖尿病、高血压、痛风、心脏病等，卫生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也是何等重要。比如脂肪肝，还没有一种特效药物可以逆转或对于肝损明显有效，但是通过运动、或体重降低，就明确会改善肝损害甚至逆转肝细胞脂肪浸润。
所以说
无药，不等于等死。无药，不等于要忙活着上急于表现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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