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從1871年統一至今，短短150年的時間裡數次衰落又走向復興，其歷史向我們真切地詮釋了大國“成於謹慎敗於驕狂”的道理：世界上不可能產生絕對霸權之下的“世界大國”，所謂“世界領導權”往往是指對部分區域實現主導，對其他地區通過結盟、外交手段和偶爾的軍事行動施加影響；權力本身並不是國家根本利益，任何大國的影響力最終要為國家利益服務而不是相反；優勢是相對的，大國崛起的過程中只能追求可行合理的戰略目標，在“必須”與“應該”之間保持平衡。
德國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受限於地理位置與地緣環境：地處歐洲中心，周邊均有強國，陸上東西兩線是俄、法，海上容易被英國封鎖而失去進入大西洋的通道。
由此，德國不僅面臨海陸雙方向性的安全威脅，還面臨著陸上多線戰略衝突的可能。德國必須因時因地兼顧海陸、以及陸上的東西兩線，否則極易遭受失敗。從腓特烈二世(1702～1786年)起，無論是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還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都因陷入陸上的東西兩線作戰而慘遭失敗。
德國在1871年統一之後之所以節制海外擴張，根本原因就在於崛起之初的德國必須先陸後海，必須以穩定陸上格局為首要。俾斯麥曾說，“獲取殖民地不會是德國強大的來源，而是虛弱的來源，因為殖民地只能由強大的艦隊來保護，而德國的地理位置並不適合發展成一個一流的海軍強國。”
因此，德國面對資本主義在全球進行殖民地瓜分的狂潮，明確定位為地區國家，拒絕任何全球性的戰略企圖，避免成為時刻引起鄰國不安的挑戰者。德國造船和航運雖然發展很快，但海軍始終沒有同步發展，保持了低姿態和近岸防禦。這樣德國把自身發展的需要與外部條件的允許很好的統一起來，在捍衛自身合理地緣利益的前提下，將共贏作為與強鄰相處的戰略目標導向，避免了與陸上強鄰間簡單的零和戰略博弈，更消除了海上霸主英國的顧慮和敵意。
但是1891年之後德國決策層完全喪失了大戰略意識。威廉二世無視德國的地緣劣勢，不僅公開表達對現存國際秩序的不滿，而且不分先後、不分輕重地挑戰所有鄰國。
由於缺乏統一而清晰的大戰略和大思路，使得不同的部門和利益集團都在自行其是：海軍只考慮將來同英國的戰爭；陸軍的計劃是消滅法國；金融家和商人們則希望進入巴爾幹、土耳其和近東，並在此過程中消除俄國的勢力。
尤其是其總參謀部，在總參謀長施利芬的領導下，堅決不過問政治上的事務，將自己的精力全部集中在軍事領域本身。這種對軍事的專注的代價就是軍事與政治兩個領域的完全割裂，施利芬的作戰計劃制定基本上不考慮任何非軍事因素，單純通過距離、兵力、火力等數據的計算來制定出一整套戰略或者說是戰爭計劃，而最後政治和外交則不得不服從這種計劃。
各部門自行其是的另一個後果就是，安全環境的判斷絕對化。“最壞可能”是戰場指揮員在敵情判斷中的一個標準，是德軍的一種傳統，但這種思維模式逐漸從戰術層面上升到戰略甚至大戰略層面，從“最壞可能”來看待德國的安全環境成為了一種“自我印證”，對外關係的處理上越來越強硬。
雖然1913年英德在巴格達鐵路問題、瓜分葡萄牙殖民地問題、巴爾幹戰爭等等方面出現了一定的妥協、形成了“歷史的空隙”，但當時德國的政治家和軍事領導人都沒有關注到這些微弱的苗頭，而是將注意力放在協約國方面特別是俄國軍事力量的迅速增長上，戰爭不可避免、戰爭是可以接受的選擇。最終，政治服從於策略需要，戰略服從於戰術要求，缺少了關照德國地緣特點的戰略統籌，德國在一戰中的巨大失敗成為必然。
一戰末德國簽署投降書
冷戰格局下，兩德不僅受制於兩大陣營，同時也是歐洲諸多國家政治、經濟利益博弈的陣地。歷史和地理上的糾葛，使得德國必須以極大的戰略耐心，特別是恰當的地緣戰略手段來實現統一。
在前蘇聯、東歐地區社會劇烈動盪之機，德國果斷展開“銀彈”外交，用馬克擺平了來自東方的障礙；面對英法的強烈反對，德國以美國的支持進行化解。在這一過程中，德國充分利用自身所處的地緣環境、時代條件以及自己的戰略文化傳統，運用非軍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最能發揮自身戰略優勢、同時又能儘量避免鄰國戰略牴觸的手段，通過精心的戰略設計、巧妙的戰略平衡，實現了德國的再次統一和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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