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從頭條裡看到一篇文章，說是北大圖書館一標誌性的石獅子陽具居然讓人給掰了，引來評論聲一片。
看完這篇文章，忽然對那位做出這一義舉的無名好漢頓生敬意，此人不僅人高義膽大，而且直擊要害，可謂妙手毀春也！
想想如今的北大雄風早已不在，既然沒了傲骨和雄起，沒了能風乍起的功能，那玩意也就成了多餘的擺設，學校只適合培養宮廷裡的某類人才，才如這閹割的獅子一般。
歷史上民國時期的北大可謂雄姿英發，群星閃耀，精英薈萃。
以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胡適等為代表的一批精英，引領了一場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似一股清流滌盪著華夏大地，把中國的舊思想，舊文化沖刷的支離破碎，讓中國的文化煥然一新。
在這股清流裡時不時泛起或大或小的浪花，似豪邁，似熱烈，似委婉，似雋永……
看到他10歲就在國外求學，這你一定覺得他一定會是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吧？一定會是鼓吹西方新思潮的吶喊者，宣傳員吧？如果你真這樣想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骨子裡的辜鴻銘是一位極為矛盾，極為悖論於一身的中西方文化混搭者。青年時鼓吹過西學，到了老年又弘揚國學，貶斥西學。和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引領者針鋒相對。
10歲留洋，但一生都留著清代的長辮，唯一一次剪了長辮也不是響應新文化運動，而是獻給了愛情，作為定情物給了初戀的情人。可惜舍了身，卻沒得到情。從那時起就又續起了長辮，並伴其一生。
他操著一口標準的英式英語，卻滿口主張男人應該納妾，而且不止一個妾，而是一堆。他把男人納妾比作茶壺和茶杯，從來都是一個茶壺要配許多茶杯，但從沒聽說一個茶杯配許多茶壺。由於辜鴻銘名氣太大，當他說出這番話時，遠在大洋彼岸的一位美國女權主義者，跨過萬里重洋跑來和他辯論。女權者說的洋洋灑灑。
辜鴻銘靜靜地聽完，敲了敲手中的菸袋鍋，慢條斯理的問道:你家有車嗎？答:有，辜繼續問:車有幾個輪子？答:當然是四個，辜又問:四個輪子配了幾個打氣筒？答:一個呀，怎麼了？辜得意洋洋的說道:這不就得了，你家四個輪子配一個打氣筒，輪子就好比是你們女性，打氣筒自然是我們男人了。所以說麼，打氣筒可以給四個輪子打氣嘛，而你家不可能為四個輪子準備很多打氣筒吧？這位女權者氣得滿臉通紅。撂下一句:out of all reason，回了大洋彼岸。
辜鴻銘不僅主張納妾，而且對女人的喜歡到了變態的程度，特別是對裹了腳的女人情有獨鍾，尤其那散發著“六必居”式的雜臭，聞的他如痴如醉。
看到這你也許會懷疑，一個沒落國家的進士有那麼大名氣嗎？至於讓一個美國女人跨越萬里來與他爭辯？這你可真不用懷疑，人家的名氣那可真不可小覷，當時在國外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來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但是不能不看辜鴻銘”。想當年人家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講“春秋大義”時，票價可是高達兩個大洋，而且是一票難求，座無虛席。同時期的梅蘭芳的演出也才是1.2個大洋。光這一項你就知道他的牛氣和名氣了吧？！
而且俄羅斯著名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和他經常保持書信往來。英國著名作家毛姆轉成從英國跑來看他。
說起毛姆拜會辜鴻銘也頗具風趣。毛姆從英國來到中國住進了北京最好的六國飯店，一住下便託人給辜鴻銘送去一紙條，內容是請辜鴻銘方便時去六國飯店一敘。然而時間過去兩星期絲毫沒見到辜鴻銘的影子。這時毛姆似乎明白過來，趕緊僱上人力車伕前往位於北京東椿樹衚衕，在左穿右行中來到了一所略顯破敗的四合院，進了屋毛姆在擺滿書卷客廳裡打量了好一會，辜鴻銘才從屋裡出來。一張口就對毛姆進行了指斥:你們洋人就認得兩種中國人，一種是買辦，一種是苦力。你們以為所有中國人都和這些人一樣，任意聽你們擺佈的嗎？我辜鴻銘就不是隨意聽人擺佈的。說完毛姆聽得已是滿臉通紅，一臉的尷尬。一個勁賠禮道歉。氣氛緩和之後，兩人開始了熱烈的交談，從西學談到了國學，一談就是半天。
臨別時毛姆想求得辜鴻銘一幅字，一作為紀念。辜鴻銘看也不看隨手抓起書桌上的寫滿字的紙箋塞到毛姆手裡。毛姆如獲至寶，拿回英國後迫不及待找來精通中文的漢學家翻譯。誰知一翻譯才得知，紙箋上是辜鴻銘寫給一個青樓女子的情話:“你不愛我時，聲音甜甜，眼波含笑，素手纖纖。待你愛上我，聲音變得悽楚了，滿眼是淚，睹手痛惜。傷心哪，傷心之愛使你不愛……”看完這樣的文字，弄得毛姆哭笑不得。
辜鴻銘之所以不剪辮子是有其深刻原因的。他身上對大清有著濃厚的個人情感，這種情感但不是完全贊同大清腐朽沒落制度和文化。而是一種純粹的個人情感。
清末辜鴻銘在張之洞手下做幕僚文案工作，主要從事翻譯工作，張之洞非常器重他的才華，他乾的也是如魚得水。所以大清倒了他是比較失落的。正是有著個人的複雜情感，才成了張勳復辟時的幫兇。作為張勳的說客跑去天津去勸說段祺瑞。誰知一下火車就看見段祺瑞正在召開誓師大會，決定要討伐張勳，聽說辜鴻銘來當說客，當即派人去捉拿他，嚇得辜鴻銘趕緊躲進租借地才躲過一劫。灰溜溜回到北京，被張勳好一頓臭罵。
但如果你真覺得他是典型的帝制擁護者那你恐怕又謬以千里了。
袁世凱搞復辟，要當皇帝。拉攏一幫人來充當傀儡議員，目的是為他當皇帝搖旗吶喊。辜鴻銘的名氣所在，自然是被拉攏的對象。到會的每個人都發給三百大洋。誰知辜鴻銘拿著三百大洋，一天會也沒參加。三百大洋很快就被他在青樓窯子裡揮霍一空，之後照樣大罵袁世凱。
這還不算，袁世凱死後政府宣佈默哀三天，不許娛樂。辜鴻銘卻邀請了一幫洋人，請了戲班子敲鑼打鼓唱起了京戲。警察問訊趕來，一見這麼多洋人，敢怒不敢言的準備退出，這時有個愣頭青的警察對著辜鴻銘大喊:舉國哀喪你居然敢違抗命令。辜鴻銘拎住那位不知好歹的警察:沒看見大爺我請朋友觀戲呢？還不趕快給老子滾一邊去。警察一看這傢伙不好惹，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辜鴻銘就是及悖論與矛盾於一身的人，早期宣揚外國文學，後來又極為推崇國學，並翻譯了很多國學名作。
由於早年一直在國外，回國後他的國學並沒多少功底。
那時仗著年輕，英語又極為的標準，免不了就會顯擺顯擺。一次在英國坐在公交車上，辜鴻銘故意拿著英文報紙倒著看，車上的老外一看腦後一根大長辮子的中國人，倒著看報紙，一個個忍俊不禁的笑出了聲，用英語嘲諷這位中國土包子，不懂裝懂裝文人。辜鴻銘聽後，不慌不忙地開口道:“英語太簡單，根本用不著正著看”。說完用標準的英語發音大聲念起了報紙。讓車上的老外目瞪口呆。
而每次他回答起問題來也是不走尋常路。一次他在房間擺好祭品，對著東方磕頭祭拜。房東太太不解，問他:“你擺這麼多吃的，你天堂裡的祖先能吃到嗎？”他對著老太太說:“等你的祖先聞到你們送來花香時，我的祖先也就能吃到我供奉食物了”。
一次在慶祝張之洞祝壽宴會上，辜鴻銘仗著自己留洋的背景，大談特談西方文學，引得一群人對他大加讚賞。可偏偏沈植卻一言不發，對其送去了蔑視的一眼。辜鴻銘頓時對沈植說:“為何一言不發？為何那樣看我？難道你比我強？”沈植說:如果我一開口，恐怕你得讀二十年的書才能聽懂。事後辜鴻銘請教張之洞:沈植說話何意？張之洞告訴辜鴻銘:外語你的確厲害，但，要論國學，你和他比可差的十萬八千里有餘了。
從此辜鴻銘一頭鑽進國學堆裡，埋頭苦學，四書五經瀏覽了個遍。
二十年後真是機緣巧合，讓這兩位冤家再次相逢。辜鴻銘找到了發洩的機會，命人將《大學》《中庸》《論語》等等儒家經典之類的書放在沈植面前，拱手道:沈老前輩隨便點任何一部書，晚輩皆能倒背如流。這就是辜鴻銘，用學霸稱他一點也不會誇張。
即便是集東西方文化於一身的他，在北大教書時也犯過低級的錯誤，一次在給學生講《晏子春秋》時，誤把“晏”寫成了“宴”。被學生指出後，他邊改邊發牢騷:中國字就是麻煩，“日”字的位置從上到下，意思就完全變了，要是英語就沒有這樣的麻煩。誰知有個聽課的學生不服氣，回懟道:英語裡“god”（上帝）倒過來就成了“dog”（狗）意思也完全變了。弄得辜鴻銘一臉的尷尬。
隨著年齡的增長，辜鴻銘就越發的保守起來。
那時的北大基本上已經形成了新舊文化的兩種碰撞。
以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劉半濃、沈尹默為代表新潮派。和以劉師培、黃侃、馬敘倫、梁漱溟為代表的國學派，在文化上彼此針鋒相對。
辜鴻銘算不上頑固的國學派，他的身上本來就充滿了矛盾與悖論。這體現在他第一次給學生上課時，那時人們早已經剪去了象徵舊觀念的長辮，而辜鴻銘卻留著長辮走進教室，引來臺下陣陣私語嘲諷。面對這樣的嘲諷，辜鴻銘轉過身對學生說:“我腦後的長辮是有型的，去之容易，而各位內心那種無形的長辮恐怕就不是那麼容易去除的了”。雖然時不時把西學掛在口頭，但同時對新潮派也是時有攻擊。
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過一篇《文學改良芻議》，就引來辜鴻銘的極為不滿。他在一次開學典禮上，就對新文化運動代表胡適進行了諷刺，他說:“現在的人文章都不通，他們所用的名詞就更不通。譬如說‘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不說‘改良’。你既然已經是‘良’了，你還改什麼，你要改‘良’為娼嗎？”在場的人頓時笑的前仰後合。
這就是辜鴻銘一個怪誕，詼諧，恃才傲物於一身的奇才。
辜鴻銘不僅對國學精研紮實，還能活學活用。一次一外國友人邀請辜鴻銘來家中一聚，辜鴻銘一到才發現只有自己一箇中國人，剩下全是白皮膚藍眼睛的洋人。以辜鴻銘的名氣大家推他坐首席。待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之後，大家都知道他的國學深厚，有人提出讓他講講中國的孔孟之道的精髓，究竟好在哪裡？眾人頓時來了興致，一個個垂耳聆聽。
辜鴻銘呷了口酒，慢悠悠說道:“剛才諸位你推我讓，不肯坐首席，即使孔孟之教，‘不學禮，無以立’。若照你們西方競爭原則，以優勝劣汰為主，勢必爭到勝敗後，才能落座舉箸。若如此，今天這頓美餐，怕誰也別想吃到嘴裡了。”洋人個個聽的點頭稱是。
辜鴻銘掌握了國學儒家經典就開始把國學經典翻譯成英文，讓世界瞭解中國的經典學說。一次日本政客伊藤博文訪華時，正趕上辜鴻銘英文版的《論語》出版。二人見面時，辜鴻銘將一本翻譯好的《論語》送給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對辜鴻銘說:“君精通西學，當知道孔孟之道，在中國行數千年，卻不能行20世紀之今日。”
辜鴻銘也是毫不客氣回道:“孔子教人的方法，譬如數學家之加減乘除，數千年前，其法三三得九，至今20世紀，不能三三得八。”弄得伊藤博文啞然失聲，啞口無言。
辜鴻銘雖然桀驁不馴，恃才傲物，但也有江湖義氣的一面，他感激蔡元培，是蔡元培讓范文瀾去聘請辜鴻銘來北大教學，才有了辜鴻銘的用武之地，所以經常掛在他嘴邊的一句話:“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一個就是他本人”。並稱他要和蔡元培共進退。現實中他踐行了自己的諾言。
這裡就不得不提到蔡元培，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奉行“學術自由，兼收幷包”的辦校方針，雖然他自己是新文化的代表，但，並不排斥舊派專家教授。
正如蔡元培曾聲明:“我聘用教員以其個人學問，造詣為原則，在校課以無悖于思想自由為界限……”
正是有了蔡元培這樣開明，包容，胸襟寬廣的格局，才有了辜鴻銘這類人才的用武之地。
如今在北大的網站的名人錄裡，已找不到辜鴻銘的名字。這是十分可悲的，也是短視人的目光所為。一個大學要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觀點才能培養出真正的棟樑之才。沒有了這樣的胸襟就如同那個被閹割了的獅子。沒了蔡元培也就沒了北大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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