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般法，是唐宋两代极为重要的漕运之法。然而，与“府兵制”、“均田制”这样自诞生之初便影响了一个时代进程的制度不同，漕运转般法由于其本身并不直接与财政和军事挂钩，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而转般法的名字同样极具迷惑性，“转般”之名，似乎旨在说明，这种漕运方式，仅是转运和搬送的集合。

从它的创立过程中，我们好像也可以得到这样的观点，唐开元二十二年，宰相裴耀卿在古汴河口处建造河阴仓，以此来收容江淮地区转运至此的漕粮，这些漕粮，在这里堆放，等待京城的渡船沿着黄河-渭水水道至长安储存。所谓的转般，似乎就是对这种漕粮运输中流程的一种概述。

漕运

但这种印象并不全面。转般法提出时，已经到了大唐开元时代的末期，这一时期，唐王朝正因为之前的种种积弊而逐渐走向没落，如日中天的表象下，是沉疴盈身的残酷现实。也正因此，在这种大势之下，裴耀卿所提出的转般法，并未能如同“府兵制”、“均田制”一般，成为众人心中成就一国崛起的柱石。但即使如此，这一制度中所凝练的，依旧是古人在解决现实问题时最为珍贵的智慧结晶。

它虽然并不能挽救大唐这一转瞬败落的王朝，却依旧在接下来的二百多年时光里，逐渐沉淀成整个政权不可或缺的制度基石。

那么，唐代转般法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主要内容。

一、唐代初期漕运概况：仰赖前朝遗泽得以稳定维系的小规模漕运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这首《汴河怀古》，可能大部分读者都曾经听过。这也是隋炀帝这位历史上有名的昏君留给后世最深远的遗泽。但在当时，所谓的“共禹论功不较多”仅是诗人皮日休等少数人对于京杭大运河的评价，却不是唐人在品评隋炀帝功过时最主流的感情倾向。

事实上，由于李唐出身于北周八柱国集团，在评价前朝功过时，只好想方设法的避免对北周皇室及贵族集团的批驳，所有的罪愆无疑被归于隋炀帝一人。

雄心勃勃却又刻薄寡恩的隋炀帝杨广

正因如此，隋炀帝这位二世皇帝几乎成为所有负面形容词的集合。

诚然，这位皇帝性格上，的确有着好大喜功、刻薄寡恩等诸多缺陷，但将其全盘否定同样不可取。以其主持修造的京杭大运河为例，这条全长两千多公里的南北运河，成为我国沟通南北最为重要的物资交换通道，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国内这五大水系得以联通，都仰赖与此。可以说，直到现在，这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仍然在发挥着它最基础的功效。

唐代漕粮运输的基础，也源自于此。可以说，正是因为这条水运航线的存在，从江淮地区到洛阳的漕运，才能如此畅通无阻。

京杭大运河

但另一方面，这仍然不是事情的全貌。京杭大运河的修建，虽然带来了种种好处，但是隋炀帝本人不恤民力，肆意征发民众修建大型工程的行为，却依旧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因他的肆意妄为而病死累死的民夫，同样不可胜计。史书称：“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如此惨烈的死伤，几乎耗尽了其父隋文帝一统寰宇所辛苦赢得的所有民望和民心。

隋文帝

正因如此，在评价隋朝二世而亡时，京杭大运河等诸多工程的修建仍然是最重要的内因。

有鉴于隋朝灭亡的前例，唐代在开国之初，就定下了“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政策基调，无论是唐高祖还是唐太宗，在生活上都“务从俭约”为旨，并贯之始终。

封建时代，皇帝的态度如何，往往是一个时代最鲜明的风向标，帝王尚且如此，贵族阶层对于物奢侈品的追求也被抑制在一个较低的范畴，在这种风气下，一个“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的盛唐开始凝练而成。

盛唐气象

初唐的漕运压力，也因此而得以宽减。

这也是为何本章的题目中，将唐初的漕运称之为“小规模”的原因，没有大规模货物的流入，也没有大宗军粮调度的压力，初唐时代的漕运，在前朝运河工程的遗泽下，以一种“小而美”的态势，稳定的运行着。

二、弊端初现：天灾人祸的影响下，高宗不得不就食于洛阳的尴尬与凄惶

前文我们提到，唐初漕运小规模化的原因，主要与初唐时期国家用度的宽减有关。这就意味着，这一时期的漕运，只是因为需求量不高才没有出现问题，但其本身并非毫无缺陷。也正因此，在供需要求发生变化后，初唐以来漕粮运输的弊端便初步显现。

这种变化，开始自高宗时代。唐高宗、唐太宗两位统治者去世后，他们的继任者并未直面过战争时代百废待兴、民生凋敝的乱象，其行为和追求自然有别于开创者。

这几乎是历史的必然。

而另一方面，自高宗李治继位后，唐朝频频爆发的政治斗争同样在增加这部分内耗。

当然，将所有耗费的增加都归咎于统治者自身的奢靡和内斗显然也有些偏颇，客观的来讲，关中本身的粮食产量限制才是其在灾害频发时不得不就食于外的主要原因。

即使是在唐初到贞观初年，灾害频率和严重程度都普遍较轻的这段年景，关中仍然发生出现了三次“大饥荒”：贞观元年、贞观二年以及总章二年，这三年中，关中每年都发生了至少两次以上的灾情。尤其是总章二年的全国性大饥荒，导致“诸州四十余饥，关中尤甚（《新唐书》）”。

干旱的大地

这还仅仅只是初唐时期关中灾荒的影响，到了高宗时代，灾害的发生频率呈现出直线上升的态势，仅高宗一朝，就出现了8次一年多灾的情况。其中甚至有两次是一年三灾。

灾害的频发，带来的是更加频繁的饥荒。高宗享国45年，而长安竟有13年都被记载为灾荒之年！这13年中，高宗不得不带领群臣就食于洛阳多达7次。

逃难的灾民

这种灾难性的饥荒，即使是再注重所谓体面的统治者也无法忽视，以至于在其东幸洛阳的诏书中，就多次明确写道“关中饥饿，斗米三百，将幸东都”。

更加凄惶的故事发生在高宗驾崩于洛阳之后，武后本想率群臣护送高宗灵驾返回长安，没想到却被陈子昂所阻止，而理由只有一点：关中无粮，若是返回长安，文武群臣乃至护驾军队的粮食从何而来？（“欲长驱大驾,按节奏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

武后与李治剧照

之后的一代女皇武则天，此时竟然连护送丈夫的遗体回宫都无法办到，其中的艰难与凄怆，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

然而，即使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唐初那种小规模的漕运却依旧没有能够有所起色，甚至在京师大饥这样的危机时刻，仍然不能提供足够的漕粮运抵京师。

那么，问题来了，这一时期的漕运，为何不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三、唐初直达法的弊端：居高不下的折耗，与难以提升的运量

事实上，漕粮的运输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问题，限制它发展的，往往是运粮成本。

东都洛阳与长安之间的函谷道，是唐代君臣就食洛阳时最便捷的选择，这条贯穿东西的交通线，一直都是唐廷扼守关内最重要的军事通道，但在饥荒之年到来时，同样也能转化为千里馈粮的通道。

然而，陆路运输虽然在速度上要快于水路运输，但是其成本和运输能力上却远逊于后者。这也是为何历朝历代，国家大宗粮食的稳定运输皆以水运为主并形成“漕运”这一特殊名词的原因。

函谷道三维图

正是因为成本上的考量，即使是在大荒之年，唐朝真正采用的仍然是速度较慢但体量更大的漕运之法。

自高祖、太宗十代开始，每年便有至少二十万石左右的谷粟自江淮地区运抵长安附近的太仓，而随着长安及关中地区粮食补给问题的加重，朝廷开始试图进一步增加漕粮的运量。

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唐高宗李治，这种漕运的运输量依然未能达到开元时代动辄二百余万石的高峰。

最主要的问题，其实与唐初漕粮的直达法有关。

上文我们提到，隋代所开辟的京杭大运河，其实是一条沟通南北两地物资流动的重要经济动脉。然而，作为一国之都的长安，却往往享受不到这种运力优势带来的好处。

这是因为，京杭大运河最重要的枢纽其实是东都洛阳，而长安，却只能依靠渭河这条支流支撑起关内与洛阳的水运交通线路。

黄河最大支流渭水

在玄宗之前，江淮地区的漕船，沿运河直达洛阳，这些漕粮被储存在洛阳的含嘉仓，之后再经渭河水运运送至长安太仓。这种方式被称之为漕运直达法。

这种直达法的好处一目了然，从江淮到含嘉仓，再到太仓，漕粮的运输路径清晰明了。作为统治者而言，这种直接明了的运输路径，使得他们可以直观的了解漕粮运输的情况，在唐初，这种简洁的运输方式对于降低行政成本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它的负面效果同样明显：一刀切式的运粮方式，极大的浪费了河流的运力。关内位于我国西北，而我国地势东南低而西北高，这在军事上自然是所谓“形胜”的地利优势，然而对于漕船而言，往关中运粮时逆流而上成了一种常态，以洛阳到峡州一段为例，本就因河流流速过大而舟楫难行，更碰上了三门峡砥柱这样暗藏杀机的危险地段。在这一段路上倾覆、撞毁的舟船数不胜数。

暗含杀机的三门砥柱

若想要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最好的办法是在河流东西两段分别运输漕粮，而中间阶段部分代之以陆运。

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无论是玄宗时期的宰相裴耀卿还是代宗时期的漕粮转运使刘晏皆是这般行事的。但是，在高宗及武后时期，这样的权宜之计却始终无法实行。

直达法的弊端很快开始显现，唐初漕粮的运输损耗，随着体量的增大而剧烈膨胀。一到灾年，外地的漕粮转运至京师，其价格已经不比当地粮食便宜多少。

在平常的年景，由于关中自身粮食的产量尚可支持，长安粮价还远没有迫使百姓“易子而食”，但相较于《仓库令》中规定“一斛耗一升”的官方比例而言，漕粮在运输途中的耗费已经达到了一个让唐廷都难以承受的地步。

纤夫挽船是古代船只逆流时的重要助力

这些耗费不仅仅与漕船的倾覆有关，逆流而上所需担负的纤夫“漕挽”之费，疏浚黄河运河河段需要承担的工程之用，乃至在陆路运输中需要额外提供民夫的脚值钱，层层叠加起来，将原本因运河存在而变得低廉的粮价抬升至一个骇人的地步。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高宗李治在诏书中所说的“斗米三百”，并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

但唐初的漕运为何会这般不堪呢？那些在初唐时期曾经名耀于世的一代代人杰们，又为何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事实上，相比于唐初的直达法，裴耀卿推行、刘晏进一步完善的转般法，并没有太多看上去惊才绝艳的制度创新，更多的反而是如同在三门峡设立陆路中转这样的修修补补。

以洛阳为枢纽的初唐漕运

但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些看上去如同小打小闹的制度补丁，将原本既不能提高运粮数量又不能降低成本的漕运再次救活。

那么，问题来了，直达法真正的弊端究竟在何处？转运法又是怎么改善了初唐以来漕运的种种问题的？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唐代漕运体系的组织架构。

四、令出多头：唐初直达法最深层次的制度缺陷

在后世，漕运是被视为事关一国经济命脉的头等大事，也正因如此，在明清两代，漕运的管理一直被统治者所重点关注。

初唐时期，由于关中屡屡爆发的饥荒，统治者对于漕粮安全同样十分关注。但有意思的是，这种关注似乎与它管理结构的臃肿繁复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三省六部制

与之后的朝代不同，唐代漕运事务分别交由多头管理。在中央，度支、金部、仓部、水部、比部、舟楫署，都有着管理漕运的职能和责任，除此以外，唐代实行三省六部制，而金部、仓部，水部等虽然名字里都有“部”，但均不是六部本身，而是属于六部之下的二十四司。

比如度支、金部、仓部为户部三司，水部归属工部，比部归属刑部，而舟楫署则为都水监（唐治水机构）管理。地方负责管理漕运的机构同样不少：支度使、司仓参军以及司户参军，都是漕运管理中具体事务的参与者。

对唐廷而言，这种令出多头的现象，并非偶然，所谓“各统其属，分职定位”正是唐朝三省六部制最初设立时的宗旨所在。

人们传唱的魏晋风度背后，是士族与皇权惨烈而漫长的博弈

三省六部制的设立，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当时，皇权与士族权力博弈时经常因获取信息困难而处于劣势。有鉴于此，为了缓解权力阶层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同时缓和士族对皇权的压力，以三省宰相为核心，一个对皇权的制约体系开始建构。这种权力结构本身也是两股利益集团彼此妥协的结果。

这种制衡关系，起源于魏晋，在隋代得以成型，而到了唐代，三省六部的体制最终完全定型。然而，制度上的妥协和退让，带来的其实是运转效率和效能上的弱化。

这种弱化，在漕运一事上体现的极为明显。

在漕运各司的实际运转中，政令的签署需要由户部度支同金部、仓部等部门联合商议，并结合刑部所辖的考比部门（比部）根据上年度的财政情况进行调整，虽然自武后、玄宗时期开始，朝廷官员的总数相较于唐初有了数倍的提升，然而度支、仓部这些有着漕运职责的各司，均不是与六部同名的所谓“本司”（比如户部下面的户部司，刑部下面的刑部司），不仅不如前者受重视，而职能也更加驳杂。

人数偏少，职能驳杂偏偏又归属不同，唐代漕运体系的运行速度也就可想而知。这也是开元时代转般法中，那些看上去平平无奇的流程改进，就是无法在初唐推行的原因。

与低效而复杂的唐初漕运管理体系鲜明对比的，则是开元时期裴耀卿的转般法改革。

五、跳出“三省六部”之外的转运使制度，才是转般法最重要的内核

开元二十一年，在裴耀卿上书玄宗的奏折中，他指出，唐初漕运最大的问题，是漕运各司各不同属，只能各行其是，以至于只能采用流程最简单的江淮-洛阳-长安航线的直达法。

一些艰险的航段舟楫难行，漕船却因为没有规划而拥堵在一起。以至于“停滞日多，得行日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一些航段看上去继位拥堵，但是在一些航运并不繁忙的时段，这些航段其实极为冷清，这显然是一种对于航运资源的浪费，为了减少这种浪费，裴耀卿上书玄宗，分设河阴仓、柏崖仓、集津仓、盐仓四仓，漕粮的开始由“直达”变为“转般”。

洛阳含嘉仓遗址

这四仓分别位于漕运航道的不同节点，漕船将漕粮转至五仓（包括之前建立的洛阳含嘉仓）保存。航道运力饱和，便停止运粮，而一旦航道畅通，则加紧输粮。这是大多数人认为的漕粮转般法的全貌。

然而，这仅仅只是漕运转般法的冰山一角，为防止令出多门，并减少沟通不畅，裴耀卿几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打破“三省六部制”的成规，以转运使的身份统筹从江淮到长安的全部漕运事宜。

这种公然侵夺尚书省权力的行为，自然会引人诟病。但是，以事态的总体发展来看，自初唐建立后，三省六部制这种以三省权威制衡帝权的方式，本身就因为皇权的大兴而遭遇挑战，而漕运的安危更是事关一国兴衰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以转运使这种不在三省六部管辖之内的职位重新界定皇权与相权的边界，同样也是一种大势所趋。

古代漕运

而之后的历史发展同样印证了转般法的可行性，《新唐书》记载，转般法运行三年，“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

与初唐时期“岁不过二十万石,漕事简”相比，这一时期的漕运体量，增加了何止十倍。

六、结语

与军事和经济制度不同，与漕粮运输有关的制度，往往因为“太接地气”，而被人们所忽略。这并不是只有我们才犯的错误，事实上，如果从史书记载的来看，这种观念早已根深蒂固。事关一国国都稳定的漕运制度，因为为人所轻，往往只被记载进所谓的《食货志》中。

无论如何精锐的军队，背后都需要充足的补给作为支持

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几乎无一例外与饮食有关，所谓“民以食为天”可不仅仅是餐饮业用于标榜自身的老套说辞。

正因如此，唐代转般法的影响才会如此深远。在表面上看，这种对于转运漕粮的细节设计似乎无足轻重，但事实上，那些看上去举重若轻的改革，正是因为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才得以推行开来，从这一点上来讲，唐代转般法的历史地位其实是被许多人所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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