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2期，原文標題《“雨水飄打過我的墓誌銘 春天悄悄地逝去”》，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3月13日下午，詩人楊牧在臺北市國泰醫院去世，享年80歲。詩人彌留之際，他的夫人夏盈盈在耳邊輕輕讀了他的《雲舟》：“凡虛與實都已經試探過，在群星/後面我們心中雪亮勢必前往的/地方，搭乘潔白的風帆或/那邊一徑等候著的大天使的翅膀/早年是有預言這樣說，透過/孤寒的文本：屆時都將在歌聲裡/被接走，傍晚的天色穩定的氣流/微微震動的雲舟上一隻喜悅的靈魂”。
記者/孫若茜
詩人楊牧
詩人瘂弦曾經對楊牧說：“我最喜歡你的兩句詩：‘我從海上來，浪聲滿袖。’”
是花蓮的海讓詩人寫出這樣的詩句。楊牧是臺灣花蓮人，他1940年在那裡出生，寫作也從那裡開始，用他的話說，花蓮是他的“秘密武器”。在他的記憶裡，那兒是“一個幾乎不製造任何新聞的最偏僻的小城”。在那兒，抬頭看得見高山，山之高，讓他感覺中國東半部沒有一座山可以比得上。夏天很熱，但抬頭就可以看到山上的積雪。住在山下，感覺很近，會感到壯觀和威嚴。另外一邊，街道遠處是太平洋，向左或者向右看去，都會看到驚人的風景，感受到自然環境的威力。有如此的景色，正如美國加州大學漢詩研究者奚密所說：“自然風物在楊牧的詩作裡發揮著重要作用也就不足為奇；它不僅作為詩的場景，更是詩人情感與心靈認同的主要泉源。”
當然，楊牧從未將題材侷限於花蓮。他曾在與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副教授翟月琴的訪談中說，雖然在寫作中不惜筆墨地提及花蓮，但“其實花蓮，就是一種象徵”。他說自己寫花蓮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他認為“應該抓住一個鄉土，渲染它的特異性，從中不斷地擴大，變成不只是寫這個鄉土而已”。他並不是做報告文學，也不是研究花蓮，而是“在寫一個土地跟人、跟individual（個人）的關係”。
同樣不惜筆墨書寫花蓮的還有詩人陳黎，很多人對花蓮最初的嚮往都來自他的散文集《想像花蓮》。陳黎比楊牧年輕十幾歲，與他的弟弟從小就是同學，那時他們住得很近。2014年，我到花蓮參加“太平洋國際詩歌節”。空閒時，陳黎曾帶著我們幾人在花蓮的街道之間遊走。路過一扇鋥亮的銀色大門時，他說，那個院子裡面曾經是楊牧的家，他在那裡一直住到高二。想向內張望，但院中的日式房屋幾乎全被院牆遮擋，只能看見房頂、高大的龍眼樹和其他一些植物。
後來，我在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裡見到了院內的面貌。片中，楊牧的弟弟楊維邦帶著楊牧的夫人夏盈盈回到這所老房子參觀。那棵龍眼樹是他們小時候就有的，每逢地震，兄弟姐妹六人就會從屋裡跑出來，抱緊它，繁茂的根系讓人覺得它是安全的避難所。院子裡有很多植物和鮮花，那時院子並沒有圍牆，屋子前面是一片芭樂園。楊維邦說，他們兄弟姐妹擠在一個房間住，只有大哥楊牧享有自己的房間，那間屋子因此非常神秘，楊牧去學校時，他就溜進去看牆上的掛畫，印象很深的是一幅蘇格拉底。楊牧那時就非常不愛出門，因此還被別人笑稱“恐門症”。
可見，楊牧是素來就不喜與人交際的。1985年時，期刊《花蓮青年》近100期時，雜誌的主編邱上林給楊牧寫了一封信，想請他寫篇文章。他的姐夫與楊牧是同學，因此對楊牧的性格早有耳聞，也知道他長時間在美國學習後，對花蓮的文藝環境不再瞭解，就在信中對學界做了詳細的介紹，未想竟真的收到了楊牧的回信。楊牧在信中說，邱上林提到的人當中，陳黎是他的舊識。雖然收到的兩期刊物裡未見他的文章，但看到了中學同學陳東陽談寫字的大作，十分高興。他坦承已趕不上《花蓮青年》百期專刊的投稿。“大函到時，正值本學期匆匆結束之際，忽然大雪紛紛，生活步調亂了，小事大事都忘了兩三件，蹉跎之餘已過截稿日期，很慚愧。”
兩年後，楊牧要回花蓮，他寫信給邱上林，問他可不可以找些花蓮的朋友一起出去走走。於是，陳黎、林宜澐、翁純敏等人就陪他在花蓮轉了一圈。此後，回花蓮時，楊牧常會找他們一聚。1994年楊牧回到花蓮的東華大學，創辦人文社會科學院，招攬了各路英雄，也邀請陳黎到學校兼課。邱上林記得他當時曾說：“如果東華大學沒有足夠的理想和遠見，怎麼可能把150個博士通通叫到一個甘蔗園裡面！”東華大學過去的確曾是片甘蔗園。這片甘蔗園日後竟真的成了臺灣年輕寫作者的一個搖籃。
1997年，陳黎開辦首屆花蓮文學研討會，從那時起，楊牧每年都會到場坐鎮。2006年，陳黎開始籌辦“太平洋國際詩歌節”，最初的十年，只要身體狀況允許，楊牧也幾乎年年參加。
受益於他，也受困於他
大概在20年前，陳黎就曾和太太張芬齡合寫過一篇題為《楊牧詩藝備忘錄》的長文，細緻地剖析了楊牧的寫作。他說，那篇文章寫完之後，他才真正領悟到楊牧是一個在很多方面都開風氣之先的寫作者——化用、融入中國古典文學；自西方古典與現代文學、文化汲取養分；開拓、實驗多種詩的形式，混合詩與散文兩文類成新的文體；省視、追索臺灣歷史、文學史，以後殖民、後現代眼光調理本土元素；以家鄉花蓮為寫作的秘密武器，由眷愛腳下土地擴大為對整個世界、無國界區別的關懷等等。
陳黎說，如果談及楊牧的寫作對他所產生的影響，不得不從兩個方面來說：一則自然是受益於他；二則是同時也受困於他。這就像是在田徑場上奔跑，如果沒有楊牧在場上，像他這樣的後輩根本沒有辦法跑得用力。30年前，大家公認在臺灣影響最大的詩人是余光中。但是陳黎認為，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說，楊牧在臺灣詩人中無疑是數一數二的，每一個時代，楊牧都在不斷地翻新創作的質與量。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是楊牧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首詩。新冠病毒的疫情開始後，網上不斷地出現了對它的轉發。陳黎說，那正是楊牧寫作巔峰時期的作品之一。那時，楊牧剛從美國回來，正在臺灣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他那個階段的詩作既好懂又動人，詩集《瓶中信》《北斗行》在當時都受到年輕詩人的追捧。他大可以保持那樣的風格，站在優越的位置上。但是他根本不在乎去寫什麼所謂感人的東西討好大眾，維持高峰，而是繼續他對詩歌和語言的探索，向另一個更孤寂的山頭走去。
楊牧始終讓自己的作品新鮮、陌生化。這一點也是陳黎對寫作的追求，他樂於將許多不同的元素混雜在一起，其幅度可以說比楊牧更加狂放。除了同是花蓮詩人之外，他們之間還有一些共同之處：都是外文系出身，除了寫詩也都寫作散文，從事翻譯。說回所謂“受困”，很長一段時間，這些“相同之處”，都使陳黎跑在楊牧身後時感到壓抑和挫折——同樣是寫花蓮，你能跟他寫得不一樣嗎？很多方面他原本以為自己開了風氣之先，卻像下圍棋一樣，發現楊牧早有一顆棋子放在那裡了。將近50歲，評論者普遍認為陳黎的書寫已經完全樹立了自己的風格，他才逐漸擺脫楊牧的“陰影”。這並不是陳黎一人的矛盾，焦桐、陳義芝等等與陳黎同代的臺灣詩人都曾談到過這種來自楊牧的“影響的焦慮”。
楊牧的創作在臺灣一直保持著廣泛、深刻和持續性的影響。這不是泛泛的影響，而是給臺灣現代詩的藝術追求提供了一種尺度。就多方面的成就而言，他堪稱一代巨匠，所以像陳黎這樣的“中生代”詩人會一方面受惠於他，另一面又處在“影響的焦慮”中。詩人王家新說，想要擺脫這種影響不容易，因為楊牧也在不斷“前進”，他像葉芝那樣，愈到後來寫得愈好。可以說，他是一位中國新詩史並不多見的一生都在“持續成長、成熟”的詩人（這是奧登判斷一位“大詩人”的標準）。他晚近的詩作仍充滿了動人的想象力，同時又敏銳多思，十分耐讀。
在大陸尚未得到應有的認識
奚密曾評價楊牧為當代的華語寫作者中最偉大的詩人。她的理由是，從1956年起，楊牧的創作生涯已超過一甲子，作品不但沒有間斷，而且屢有突破。以“葉珊”為筆名的寫作時期，年輕的詩人即沉浸於中國古典詩詞、英國浪漫主義和歐美現代主義。60年代中到70年代中，從中國臺灣到美國，從大學畢業生到比較文學博士，他將這三股文學資源有機地融為一體。由“葉珊”到“楊牧”的過渡象徵了詩人更開闊的視野、更成熟的語言。所謂“楊牧體”，表現在他獨一無二的語法、語氣、文字、意象等多方面。他擅長“戲劇獨白”（dramatic monologue），將這個來自西方的形式帶到一個現代漢詩不曾有過的高度。與此同時，由於馬悅然的翻譯和推薦，楊牧也曾被認為是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詩人之一。
相比這些高調且不斷引發爭議的評斷，楊牧在大陸被接受的情況低調許多。這與他的作品很晚才正式在大陸出版不無關係。直到2012年，楊牧才正式授權《中國新詩百年大典》收錄他的詩歌。2014年起，他的散文集《奇來前書》《奇來後書》，詩集《楊牧詩選》才陸續在大陸出版。而縱觀其一生的寫作，這只是其中極少的一部分。陳黎曾說，如果楊牧的書再晚兩年“登陸”，“大陸讀者們也許都來不及有耐心再讀他那些那麼幽微、曼妙的東西”。也許就是因為資料的缺乏，在大陸，楊牧寫作的研究者極少。而據我所知，雖然喜歡楊牧詩作的大陸詩人有很多，但與之相識的也很少。
2014年，“太平洋國際詩歌節”結束後，詩人王家新曾與陳黎、陳育虹、陳義芝一行四人到楊牧的家中拜訪，那是他第一次見到楊牧。據他回憶，那是一次非常親切、輕鬆的會面，所談大都圍繞著詩和翻譯。楊牧那時身體已在調養，行走緩慢，話不多，只是很注意地聽他們幾人談話，和他詩中那個誠摯、內向、敏感的詩人形象很一致。此後，王家新撰文《我們怎能自舞辨識舞者？——楊牧與葉芝》，就個人而言，楊牧在葉芝翻譯中的讀解力、古典漢語功力和創造性對他很有啟示。他試圖在文中通過對翻譯的探討進入楊牧的整個人生和詩歌世界。
文中提到，楊牧版的《葉慈詩選》有著另一種特殊意義，那是用“另一種漢語”譯出的葉芝。臺灣漢語與大陸漢語本來就有差異，它依然保有傳統的文化意蘊和語言質地，而楊牧在譯葉芝時，有意以更為“古典”的語言來譯，就形成了此譯本典雅、沉雄、綿密的語言風貌。這裡所指的“有意”，是因為相形之下，楊牧同時期的詩作和散文都更口語化一些。在翻譯時採用如此的語言策略，或許與他心目中的葉芝有關。楊牧這樣的翻譯縱然會有爭議，甚或有可能為一些大陸讀者一時難以適應，但王家新認為，“它不僅對翻譯，對漢語詩歌的語言建設都有著啟發和參照意義：如何利用詩的句法和詞語淬鍊譯詩，如何通過翻譯發掘漢語言深厚的潛能，如何在中西之間、文白之間達成一種新的語言張力等等，這些都是楊牧的翻譯所提出的挑戰和詩學課題”。實際上，有關漢語潛能的探索，也是楊牧詩作始終的追求。
王家新認為，總的來看，楊牧一生的創作在大陸並未得到人們充分的和應有的認識。比如說他的散文集《奇來前書》《奇來後書》，他就尚未見到有人專門研究。他認為那是整個中國現代散文的珍品，讀到時感到很驚異，其心智的運作、想象力的展開、文字的精妙、藝術表現力的程度，真是鮮有人能及。楊牧中後期創作中一些以歷史和中國古典為題材的詩，如《關山月》《續韓愈七言古詩〈山石〉》《秋寄杜甫》《林沖夜奔》等詩篇寫得很從容、嫻熟，對他也有諸多啟發；它們立足於當下而又貫通古今，化用古典而又能出新，把傳統重新引入當下而又保持了對“陌生性”的追求。
我很想知道楊牧對更為年輕一代的詩人們的影響是怎樣的，他們是否也正揹負著“影響的焦慮”。相比獲得評論者言辭的褒獎甚至諾獎那樣的文學獎項，作品被後輩誦讀併產生影響，也許才是對寫作者來說最有意義的評斷。
“85後”的臺灣詩人黃岡和我談到了這個問題。她是“楊牧詩歌獎”在2015年創立時的首位獲獎者，她的詩歌寫作同樣以花蓮作為故鄉。她告訴我，寫作的時候，她曾刻意不去讀前輩作家的作品，希望能以此更完全、更忠實地記錄下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得獎之後，她才真正開始研讀楊牧和陳黎的作品。但後來她驚訝地發現，她與兩位前輩詩人做了類似的事情，她也在努力將歷史融入詩歌之中，試圖開創一種地質的書寫、家鄉的書寫。楊牧在美國期間所書寫的花蓮使她極為感動。“每一次見他以一種類似《山海經》的方式把一條條溪流、一座座山羅列出來，見他寫自己正搭飛機經過木瓜山、秀姑巒山，作為花蓮人，我幾乎就像數著自己的肋骨，摸著自己身體的紋路。”黃岡正在美國讀博，她的境況使她感到自己能夠體會楊牧當時的心境，她覺得楊牧越是用力去寫，就會離家鄉越遙遠，而這種越發遙遠的感覺恰恰會使人備感親切。
她從未感到所謂影響的焦慮。她認為，歷代詩人都會不斷書寫相同的主題，但不同的生活觀念、不同的經驗以及不同的視野，甚至不同的性別，都會讓詩人們寫出不同的感受。她的不同之處在於，曾經與花蓮少數民族部落一起生活的經歷為她積累了很多人類學方面的訪談資料，綜合自己的經驗，她在詩中得以拉開不同於兩位前輩詩人的一條女性視野。
她告訴我，她所受到的楊牧的影響中，很重要的部分在於他的人文精神，比如楊牧的無政府主義，他通過詩歌實行對社會的實踐與關懷，但從未真正介入政壇等等。2018年，黃岡曾到楊牧臺北的家中探望，那時，楊牧的身體狀況已經不佳，幾乎只做聽眾，極少說話。直到由“黃岡”的名字說到湖北，他才忽然開始侃侃而談，他提到徐復觀、牟宗三等人，說他們是真正的哲學家。在他就讀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系時，這些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曾在那裡教書，對他的寫作有著至深的影響。黃岡說，她至今記得楊牧在談到這些時眼中突然閃現的光芒，那種光，正是她作為後輩必將一生去追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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