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談/文
我相信，大家在小時候或多或少都會因為某些事情被父母所訓斥過、被老師所教訓過，而這些訓斥、教訓就成為了指引我們做人做事的準則所在。
而身為天子驕子的統治者們，由於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大家會覺得沒什麼人敢去指導他們做人做事，特別是在政治舉措上，統治者們往往被誤以為是他們自己全部拍板處理。
而事實並不是這樣，我們處理自己一個人的事情就已經是累的夠戧，何況是要處理全國事務的統治者們。所以，往往統治者們都需要一個或者一群引導者來扶持，在這一點上，中西方有明顯的不同。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們往往是由諫官、宰相等人來提供政治意見，輔佐其統一大局，由人進諫；而西方古代的統治者們在遇到難題的時候，往往會翻閱一些叫作“王者鏡鑑”的書籍。
其實，鏡鑑是西方在中世紀時期的一種獨有的文獻形式，內容主要是一些訓誡、建議或者啟示，形式有點像我們宋代民間盛行的家書家訓。這種通過文獻形式來指引世人解決世事的鏡鑑文化，主要盛行於中世紀早期，特別是加洛林王朝時期。
其中，“王者鏡鑑”在整個西方鏡鑑文化中比較突出，是由當時的教會學者們就統治者如何治理國家所提出的理論，說白了就跟中國歷史上各王朝的諫官上書一樣，輔助君主進行各項章程的制定和措施的頒佈，對當時西方世俗王權的統治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那這些鏡鑑書中的思想論述又出自何處呢？
在加洛林王朝時期的“王者鏡鑑”中，有很大的篇幅都是對統治者提出了美德、節制、善良等方面的道德要求。因為在西方的古典時代，君主個人的素養對一個國家來說至關重要，而社會的穩定與否是與統治者的道德素養息息相關。那麼書中這些思想論述是來自哪裡呢？難道都是作者自己總結出來的理論嗎？其實不然，
王者鏡鑑的內容思想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拉丁教父的論述中。 君士坦丁大帝改宗之後，加快了基督教與希臘羅馬文化的融合，特別是在公元395年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後，基督教拉丁教父以基督教教義為基準提出了何為理想的君主。
比如米蘭主教安布羅斯在《論責任》中，讓君主在“四美德”準則上模仿西塞羅，系統闡釋了什麼是基督教道德，讓世俗王權踐行教會意義上的美德。而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認為皇帝只有公正地統治才能夠獲得榮譽。
“如果皇帝們會公正地統治，如果他們把自己的皇權最大限度地來傳播他們對上帝的崇拜，那麼他們是幸福的。如果他們慎用懲罰，多用寬恕，並用仁慈代替殘暴的懲罰，那麼他們就是幸福的”。 ——奧古斯丁
奧古斯丁對王權的約束大多是道德約束，比如正義、慎罰、仁慈等準則，直接從統治者的內在品德來約束他，從而約束他的王權，奧古斯丁的著作被認為是基督教“王者鏡鑑”的典範。而拉丁教父們的這些著作在加洛林時期被鏡鑑書作家的廣泛地引用，加洛林王朝的鏡鑑書中有很多思想都是來源於拉丁教父的思想。
而這些加洛林鏡鑑書又是如何指導統治者們的呢？
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對統治者的指導與約束不外乎三個層面，從道德觀、戰爭觀以及統治觀來入手，加洛林鏡鑑書的內容也正好是關於這三個層間的分析論述。
- 以公正寬仁為主的道德觀的指導
在王者鏡鑑中，佔據最大篇幅的就是君王的道德原則問題，這可能是因為鏡鑑書的思想理論是來源於基督教的教義理念。
首先，即使是身份地位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他們失德也是要像我們這些普通人一樣受到懲罰的。因為如果作為一名統治者，自身都不能夠公正的統治與管理一個國家，那麼他就不能夠享有王者這一個稱號，必須予以懲罰。
鏡鑑書對這些“昏君”的懲罰除了有懺悔和廢黜之外，還蘊含了一種類似我們中國古代“天人感應”的思想，君主昏庸無能不僅會讓國家大亂，而且會導致天降異象，上帝會以天災來懲罰這些失德的君王。
加洛林時代的史學家們記錄了在帝國中期內訌期間所發生的所有天災人禍，比如805年加洛林帝國境內的土地都異常貧瘠，災荒嚴重，加上突然變得異常嚴酷的氣候讓農作物產量大大降低，在某一些地方還發生了瘟疫。這一系列的天災人禍都印證了鏡鑑書作家利用天降災害的警示來警告這些引發國內內訌的國王。
其次，鏡鑑書還傳達了統治者應當培養自我約束的理念，自身的管控是最主要的。9世界中葉東渡法蘭克的愛爾蘭教士司格特，他在《王者的事業》這一本鏡鑑書中寫到，作為一名統治者，他應該要做到公正寬仁，努力做到避免發怒和貪婪，提出國王只有管住自己才能夠去管理一個國家。
而蘭斯大主教辛克馬爾在《宮廷治理》這本鏡鑑書中講到，作為一個君主可是要作為一個理智者，去矯正所有的臣民。而一名統治者要去做到辛克馬爾口中所說的“矯正者”，他肯定得先改善自己的道德，約束自身的行為，如果一個統治者每天花天酒地、尋花問柳、荒廢朝政，他又有什麼資格來約束其他人呢？一名統治者肯定要做到自身的自律，只有這樣，國王才會顯得神聖高貴，才有資格去管理人民。
加洛林王者鏡鑑的作家們，無論是用何種論調，他們的意圖都是為了國王能夠通過自律來引領整個王國的精神世界，將自己先變成道德模範，來淨化中世紀時期法蘭克社會的灰暗風氣，從而達到一種像儒家所說“仁政”之下的興盛王國。
- 以和平為主的戰爭觀的建立
因為在歐洲中世紀早期，王權大部分活動都是圍繞著戰爭展開的，所以統治者戰爭觀的建立是加洛林鏡鑑書一個很重要的內容。
我們在上面給大家介紹的愛爾蘭教士司各特，他就是曾經為了避開維京人入侵愛爾蘭才到達法蘭克，所以他在書中極為關注統治者在戰爭中的道德問題，也就是他們的戰爭觀。他認為一個安穩王國的建立不是一定要通過戰爭的，而軍事戰爭恰恰是導致王國不穩定的原因所在。司格特在道德上譴責這種為了政權而破壞和平的舉動，強調一種儘量維持和平、出征僅為了正義事業的戰爭道德觀。
不僅司格特，還有辛克馬爾、約納斯等鏡鑑書作家們，都認為統治者們在戰爭上應該追求的是和平，倘若遇到必要之時，發起戰爭也要站在正義這一方。但我認為這些所謂的鏡鑑書作家，僅僅只是站在加洛林王室這一邊，只要符合自身利益的時刻，他們會尋求必要的理由來支持君王，彰顯統治者的無上正義。
- 統治觀的形成
一個君主統治觀水平的高低，是能夠在他所頒佈的措施或者所做的實踐中體現，關於加洛林王朝的統治者該如何運行王權，有應該遵循哪些原則，這些鏡鑑書作家們都有著自己的理解。
首先，作為統治者，他要挑選輔佐統治的官員是要
根據才能與品德來恆定的。而加洛林王朝並沒有像中國古代一樣，有科舉制這樣一套完整穩定的官僚選拔體系。所以，鏡鑑書作家們就查理大帝建議，選拔官員要從城市或者修道院中選擇，選拔的理念是不僅要有智慧，還有基於他們的美德。雖然這些在君主手底下工作，被賦予了官職，但統治者必須要讓這些官僚們知道自己其實與普通人是一樣的，要仁慈、公正的對待民眾。其次，鏡鑑書作者認為作為一名統治全國的君主，除了輔佐官員的選拔很重要，統治者對配偶的選擇也極為重要。很多人會問，為何要在講統治觀、政治領域的話題中，提及到王室的配偶呢？
其實是因為王后的性格、背景等方面都會對國王的個人品質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畢竟枕邊人所灌輸的理念，影響肯定比輔佐官員大得多。特別是加洛林時期，還曾經發生過著名的洛泰爾二世離婚一案，對國家各領域的運作都產生了不好的影響。因此，鏡鑑書作家們會指導國王選擇一個地位高貴、漂亮、忠誠、智慧的伴侶，能夠作為國王的顧問，協助國王更好地管理國家。
那王者鏡鑑對加洛林王朝的發展又有何歷史意義呢？
首先，每一本鏡鑑書都有獨特的歷史價值，他們的作者基本上都是與宮廷或者教會有著密切的關聯，他們能夠參與到王國的具體管理事物中，所以他們的建議會對統治者的管理活動造成直接的影響 ，深刻影響了王權的實踐，促進了加洛林王朝的發展。
其次，王者鏡鑑在歐洲王權理論發展史上佔據了重要地位。從羅馬帝國末期開始，拉丁教父們就已經根據《聖經》對羅馬帝國的君主提出國家治理上的道德建議。而經過幾個世紀的歷史變遷之後，為統治者撰寫鏡鑑書這一行為，在加洛林王朝的政治崛起與文化復興中得以發揚光大，擴寬了歐洲關於王權理論的範疇。在近代政府管理理論誕生之前，王者鏡鑑可以說是填補了歐洲規範王權實踐、政府管理的空白區。
雖然加洛林鏡鑑書規範了君主的道德與實踐，但它也有著自身的思想侷限性，因為王者鏡鑑是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響，教會意義上的道德在世俗實踐中是難以到達的，再加上世俗也開始構建起符合世俗統治者禮儀的道德統治倫理，鏡鑑書宗教性質的道德規範對統治者的作用也隨著時間慢慢降低，最終只能變成一本純粹政論的著作，對歐洲國家的運轉難以產生影響。
隨著近現代西方國家的發展，一個國家政府的運轉更多地是依靠法律制度，對統治者的要求也從德性至上也變為政治水平、專業知識水平的高低，鏡鑑書也慢慢失去了它存在的道理與空間。但我們不能夠忘卻，正是因為中世紀的歐洲有這樣一群教會學者在，一個王國有鏡鑑書的規範與指導，讓身處歐洲黑暗混亂的中世紀的人們有一絲絲曙光與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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