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書發展至唐代已經高度成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之後學楷者無不以唐楷為則，難以逾越。直到元代，趙孟頫用行書的筆法，對唐楷進行改造，楷書為之一變，從此書法史上便有了與唐楷“顏、柳、歐、褚”相題並論的“趙楷”之說。
清代鄧石如，楷書取六朝碑法，兼取歐陽詢父子體勢，筆法斬釘截鐵，結字緊密，得踔厲風發之勢，在唐楷之外另闢新路。其楷書作品的成就雖未能與“顏、柳、歐、趙”相提並論，但從書法史的角度來認識，其開創性的楷書取法，成為清代碑學運動之實證，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具有深遠的意義。
鄧石如《贈肯園四體書冊楷書》(之一) 31.5×16.5cm
我們知道，漢魏六朝，正是社會大動盪時期，從文字學的角度看，正是隸書向楷書的過度時期。楷書到了唐代才全面成熟。鄧石如的楷書取法迥異於當時書家，不取成熟的唐楷，而是取法於楷書形成期的六朝楷法。這其中有時代書風的大背景，也有鄧氏個人追求等因素在起作用。
那麼，時代書風的大背景是怎樣的呢？鄧氏的個人追求又是怎樣實現的呢？
下面我們先來看看鄧石如所處的時代書風大背景。清代初期的書法繼承明代之餘緒，書壇上有影響的書家以王鐸、傅山、朱耷、歸莊、宋曹、冒襄等為代表。他們皆擅長行草書，其中王鐸、傅山、朱耷之影響尤大。明代末年狂放不羈的書風，清代沒有得到發展。書風是時代之反映，清代禁錮文化的政策使狂放書風失去了良好的生存土壤，所以清代書法家中寫狂放草書者也少。清代皇帝中康熙皇帝酷愛董其昌書法，乾隆皇帝推崇趙孟炬書法，受此影響，一般書法家只奉趙、董為典範。清代科舉所使用的館閣體要求烏、方、光，一時書風出現靡弱妍媚之風氣。當時代表書家有沈荃、高士奇、陳奕禧，以及號稱“康熙四大家”的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椏。
鄧石如《贈肯園四體書冊楷書》(之二) 31.5×16.5cm
清代中期書法家張照、汪由敦、孔繼涑等，皆以帖學為本。其中，張照行楷初學董其昌，繼學顏真卿、米芾，有所成就。這一時期的帖學四大家為劉墉、王文治、梁同書、翁方綱。劉墉書法取法董其昌，晚年涉及碑學，力求沉穩厚重。王文治書法以風神取勝，穩健中透發出秀逸之氣。梁同書的楷、行書，皆以秀逸取勝。翁方綱書法擅長小正楷，學唐碑不餘遺力，亦涉獵漢碑。此外，姚鼐行書的蕭疏澹宕，成親王（永藜）楷書、行草的典雅端麗，錢澧顏體楷書的豐腴厚潤，鐵保行草書的雄厚遒麗，以及張問陶、郭尚先等，書法皆頗有名。當時的主流書風有“翁、劉、成、鐵”四大家之說，即翁方綱、劉墉、成親王（永藜）、鐵保四位書法家，他們的知名度在當時也是無人能夠相比的。
鄧石如《贈肯園四體書冊楷書》(之三) 31.5×16.5cm
乾隆、嘉慶年間，學者們研究金石考據之風興起，書法家們也從金石考據學中開闊了眼界，碑學風氣漸開。鄧石如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從事著他的書法創作。
鄧石如《贈肯園四體書冊楷書》(之四) 31.5×16.5cm
鄧石如的楷書主要取法六朝之《張猛龍》、《賈使君》、《梁始興王碑》、《石門銘》、《瘞鶴銘》等碑。起收筆處多表現為外方而內蘊，結體上中下平直，穩健中有疏朗之韻致，並間以漢隸之波挑筆劃出之，在氣格上往往較篆隸書來得清雅靈秀，在活潑中彰顯大氣。
鄧氏楷書在清人學唐書碑帖和館閣之風盛行之時，專習魏隋碑版，在結體謹嚴之中，顯現變化疏朗，由剛狠而致秀勁中的開張，呈現出一種健康的復古之風，在當時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清人楊翰《息柯雜著》中謂，完白“真書深入六朝人，蓋以篆隸之法行之。姿媚中別饒古澤，固非近今所有。”
我們在故宮博物院藏鄧石如54歲所書《楷書滄海少陵長聯》的下聯右下讀到康有為跋：“完白山人篆分固為近世集大成，即楷書亦原本南北碑而創新體，筆力如鑄鐵，畫法尤厚。”此聯殺鋒起筆，轉折銳利，頓挫分明，有刀刻斧斫之爽利。字法上取縱勢較多，中宮頗緊，撇捺舒展，精神外耀，一派嶄新貌，體現出深厚碑學基礎上之所創新體。《贈肯園四體書冊》由其中隸書冊年款己未（1799年）孟冬月，可知是鄧石如57歲時創作的，其楷書冊部分堪稱為鄧石如的楷書代表作品。此作用筆中鋒，結字方正，有平和之境，書卷之氣。鄧氏62歲時所作《楷書不知時有七言聯》，用筆平實而厚重，結字嚴謹而灑脫，有廟堂之氣，是鄧石如晚年難得之楷書佳作。
鄧石如《贈肯園四體書冊楷書》(之五) 31.5×16.5cm
鄧石如作為碑派書法的旗幟，其楷書以獨特的風貌一直影響著清代中期以來的書法。他對由唐楷轉向魏楷的開創性取法，使後來學書者得到更多方面的啟發，在思想上較少受到禁錮，開啟了書法創作心靈自由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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