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三月，驚蟄一聲春雷，萬物復甦。在期待著回校的日子裡，靜下心來重讀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想起時移世易，窗前病木逢春，不由感觸良多。
- 一、鄉土本色：我從鄉土中來
書中第一章“鄉土本色”中提到一個小細節，雖未著力渲染，但讀後卻久久不能平靜。“我初次出國時，我的奶媽偷偷地把一包用紅紙裹著的東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後來，她又避了人和我說，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時，可以把紅紙包裹的東西煮一點湯吃。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以人們現在的思維，泥土又哪能是用來吃的呢？我想，這大概這就是人們口中的“鄉土情結”了。
研一剛開學時，我從成都來到南京，媽媽也有著同樣的舉動：臨行收拾行李，她將一包地裡的泥土用小包裝袋仔細包好，謹慎地放在行李箱的最底層，並一再叮囑我，離開四川后，如果不適應外省的水土，出現頭暈、嘔吐等症狀，就將這包泥土拿出來聞一聞……當時的自己沉浸在即將開啟新旅程的興奮與愉悅之中，完全無法想象自己會不適應外省的生活環境，但同時也明白媽媽的一番良苦用心，因此只得打趣道：“是不是聞一聞，這些症狀就可以緩解啦？”如今看來，媽媽的這番舉動，這不正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鄉土情結嗎？而那包媽媽費盡波折裝到我行李箱裡的泥土，至今仍安靜地躺在宿舍衣櫃的某一角落。書讀至此，自己突然就明白了，那一袋跟隨我跋山涉水來到南京的家鄉泥土，不僅僅是媽媽的鄉土情結，更是當初我所錯過的，一位母親對即將遠行的女兒的萬般不捨。
- 二、 論文字下鄉：我的法學啟蒙
“在熟悉的社會中，我們會得到從心所欲而不逾規矩的自由，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規則不是法律，規矩是‘習’出來的禮俗。現代社會是個陌生人組成的社會，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細，所以得講個明白；還要怕口說無憑，畫個押，籤個字。這樣才發生法律。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這種“Gemeinschaft”與“Gesellschaft”的區別，不由得使我想到自己所接觸的第一本法律啟蒙書籍《西窗法雨》，其中對中國與西方法律社會形成原因的分析至今使我記憶猶新，大意是糾正人們犯罪的手段只有兩個：心靈的教訓以及肉體的制裁，前者是道德，後者是法律。道德的方式是一種勸說，法律的方式則是一種“恐嚇”，很顯然這種對人性善惡的理解影響著各自糾正手段的選擇。
中國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力量，因此在規制社會時更傾向於使用說教的方式，即用道德而非法律，統治者也更傾向於讓百姓相信自己的統治是“以德配天”。因而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史中，法律制度以及法制體系都不發達；而西方人信奉基督教，相信“人性本惡”，認為教育的力量是軟弱的，教育無法抑制人的犯罪傾向，因此特別喜歡用嚴厲的法律制裁手段來規制社會，於是法律制度相對發達。通過費先生這樣的說法，自己突然對中西方法律制度的形成與發展有了多一角度的認識與理解。
與一年前初讀《西窗法雨》時的懵懂無知不同，在南大經歷了一學期的法律知識的學習與法律氛圍的薰陶後，如今的自己會以更多視角去看待法律，由其是在結合費先生的《鄉土中國》中的一些描述，比如我們通常所說的“人治和法治”，也許表述為“禮治與法治”更為適當。因為“人治”給人一種由人的好惡來維持社會的感覺，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禮是傳統，是整個社會歷史在維持這種秩序，因此，禮治社會是不能、也不會在變遷很快的時代中出現的。
- 三、無訟：法治下鄉
費先生通過講述自己在鄉下所親身經歷的民間調解以及從縣長處瞭解到的許多類似例子，認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單靠制定若干法律條文和設立若干法庭，重要的還得看人民怎樣去運用這些設備。更近一步，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還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單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鄉，結果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生了。”我想，這對於我國推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有著重要的借鑑與參考意義。鄉村是社會的一大組成部分，社會主義法治的實現，因此也就離不開鄉村的法治。而鄉村畢竟有著特殊的風俗習慣，在鄉村流傳千百年的風俗與現代司法制度相牴觸時，要如何處理好這二者的關係、保持相對的平衡，確實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正如有學者指出，建設鄉村法治文化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項長期而艱鉅的任務。要從鄉村法治精神、法治服務平臺、鄉村誠信體系、法律文化氛圍等方面入手,強化鄉村法治建設工作,建設法治鄉村。 [1]
有學者針對鄉村治理提出“總體性治理”這一概念，認為中國鄉村治理基本的問題在於治理邏輯的多元性及碎片化，而究其原因，一個基本的缺陷在於缺乏總體性治理的思路。總體性治理意味著制度設計與建設的系統性、整體性、全面性、協同性,它是一種以鄉村居民為核心,以解決人民的生產、生活問題為宗旨的運作方式,這不但要靠地方政府基層鄉鎮政府的努力,需要政府各部門的通力合作,更需要農村社區、社會甚至市場力量的共同參與。[2]也有課題組意識到，目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重點在基層,難點在鄉村。從而主張加強鄉村法治文化建設的重要路徑就是主張培育法治理念、弘揚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氛圍、樹立法治信仰[3]……這些問題，難道不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之一嗎？
再次回校時，應該已經滿園春意了。疫情期間難得的獨處時光使我開始明白，定義我們的，除卻無法抑制的激情，還有生命中無聲但閃亮的片刻，正如這些一人靜靜讀書的細碎時光。我始終堅信，武漢的疫情會有結束的那一天，但我們的學習卻是無止境的。正如費先生在書中關於“學習”的一段論述，使我在讀罷此書後的數日裡，久久難以忘懷。“人的生活和其他動物所不同的，是在他富於學習的能力……學是出生之後以一套人為的行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過程。學的方法是‘習’，習是指反覆地做，靠時間中的磨練，使一個人慣於一種新的做法。因此，學習必須打破個人今昔之隔。”想起自己在春節以及疫情期間的低效學習，難免覺得慚愧。我想，任何學習的過程都有其相通之處，其中最能夠推而廣之的，莫過於重複重複再重複。推至人生哲理，大概就是那句話，你不是輸在天賦和智商，而是輸在“堅持”二字。
如今的世界，最缺的是專注，春日裡不言不語看一本完整的書，不比環遊了整個世界簡單。所以專心與自己相處，不比擁抱整個宇宙來得輕易。享受孤獨卻不覺寂寞，這是我在閱讀費孝通先生《鄉土中國》的整個過程中最深刻的感受。
[1] 劉碧瑩.鄉村法治文化建設癥結及對策[J].人民論壇,2018(11):100-101.
[2] 郎友興.走向總體性治理:村政的現狀與鄉村治理的走向[J].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54(02):11-19.
[3] 程玉賢,馮鐵英,李海豔,石月清.論加強鄉村法治文化建設[J].新西部(理論版),2015(18):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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