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嗣昌（1588年—1641年），字文弱，自號肥翁、肥居士，晚年號苦庵，湖廣武陵人，明朝後期大臣、詩人。
兵部右侍郎兼三邊總督楊鶴之子，1610年進士，1637年出任兵部尚書，翌年入閣，深受崇禎皇帝信任。
面對內憂外患的時局，楊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之策鎮壓農民軍，同時主張對清朝議和。
1639年以“督師輔臣”的身份前往湖廣圍剿農民軍。在四川瑪瑙山大敗張獻忠，隨後被張獻忠致敵戰術牽制，疲於奔命。
1641年張獻忠破襄陽，殺襄王朱翊銘，楊嗣昌已患重病，聞此消息後驚懼交加而死，享年五十四歲。
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忠賢漸有擅權之勢，與朝中東林黨人矛盾日益尖銳，楊嗣昌為躲避政鬥漩渦，遂稱病掛冠，隱居家鄉，1625年，其父楊鶴亦被魏忠賢罷官，返鄉與楊嗣昌一起隱居，過著優遊林下的生活。
1627年九月，朱由檢即位，是為崇禎帝。魏忠賢被扳倒，楊鶴、楊嗣昌父子亦先後被起用。
崇禎帝未登基時，看過楊嗣昌的《地官集》等書，讚歎楊嗣昌的才能。
崇禎帝
1628年，楊嗣昌分巡河南汝州道，加右參政，不久後移霸州道，崇禎四年（1631年）九月遷整飭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
楊鶴因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任上招撫流寇神一魁失敗，被下獄論死，楊嗣昌聞訊後三次上疏請求辭職，以代父罪。結果崇禎帝免了楊鶴的死罪，而改戍江西袁州，沒有讓楊嗣昌辭職，還多次溫言撫慰，激勵他盡職任事。
楊嗣昌被任命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海關）、永（平府）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在任內整飭防務，修築山海關兩翼城。
1634年九月，他被提拔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鎮總督，赴任後六次上疏陳述邊事，並主張開礦招工以瓦解亂黨，多所規劃，給皇帝的印象是異才可用。 不久後，楊鶴去世於袁州，楊嗣昌回家丁憂，一年後又遭繼母丁氏之喪。
崇禎帝決定起復楊嗣昌，1636年十月下旨奪情，命楊嗣昌接任兵部尚書。楊嗣昌三疏請辭，崇禎帝不許，於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
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時，明王朝已陷入內憂外患的泥潭中，清軍多次入塞，威脅明朝京師安全；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幾十萬起義軍在中原流動作戰，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1636年七月，陝西巡撫孫傳庭在黑水峪大破起義軍，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轉。楊嗣昌在守制時關心時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書後就已對明朝的未來有了詳細的規劃，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於筆札，富有辯才，每次皇帝召見時，都能思如泉湧，侃侃而談，與前任兵部尚書的呆滯木訥之狀迥然不同，因此崇禎帝每次召見他的時間都遠遠超過規定時間，對他幾乎言聽計從，甚至驚歎：“用卿恨晚！”
楊嗣昌對明朝未來的規劃可歸納為三點：一、攘外必先安內；二，足食然後足兵；三、保民方能蕩寇。
主張先與清朝和談，穩住京師附近的局勢，專心致志、一鼓作氣的剿滅農民軍。
建議增兵12萬，其中步兵74000人，馬兵36000人，並增加餉銀280萬兩，採取均輸、溢地、寄監學生事例、驛遞四個途徑。
崇禎帝在他的建議下先後向民眾加派剿餉和練餉。
楊嗣昌所提的三點綱領，都是為了實現他“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圍剿計劃來服務的。執行依靠的是五省總督洪承疇和五省總理王家楨的配合，洪承疇已在圍剿農民軍的過程中頗建功勳，但王家楨被楊嗣昌認為是個庸才，不堪此任。
各省督撫在楊嗣昌的指揮下，圍剿農民軍有了很大進展，1638年二月，湖廣農民起義軍領袖劉國能、張獻忠先後受熊文燦招撫，楊嗣昌鑑於其父招撫失敗的教訓，提出反對意見，並主張劉、張等殺賊自效才可信任，崇禎帝和熊文燦急於招安，楊嗣昌只好順從皇帝意見，相信了農民軍的投降。
劉國能確實效忠明朝，但張獻忠卻是假招安，最終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
李自成正在洪承疇、孫傳庭等的窮追不捨下勢力銳減，1638年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逃亡商洛山中。
新被起用的兵部尚書盧象昇亦堅決反對與清議和，與楊嗣昌形成尖銳對立。
明廷內部政見分歧，總督天下援兵的盧象昇未能與楊嗣昌、高起潛良好配合，導致盧象昇戰死於鉅鹿賈莊，七十餘城先後失守，四十六萬人被俘（包括德王朱由樞），1639年三月清軍方才揚長而去。事後追究責任時，楊嗣昌雖被彈劾，但崇禎還是保住了他，並感慨：“大事幾成，為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於此！”
清兵入塞，使局勢急轉直下。不但楊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和談計劃化為泡影，十面張網戰略也因為洪承疇、孫傳庭被調入京師勤王而使農民軍死灰復燃，逐漸成為一張破網。
張獻忠在谷城厲兵秣馬一年有餘，1639年五月再舉反旗，李自成前去會合，八月以後又分東西兩頭行動，至此“撫局”破產，明朝內地再度陷入干戈擾攘之中。
楊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後，就承受巨大壓力，不僅李希沆、王志舉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責任，本人也屢次上疏引咎辭職。崇禎帝貶斥了彈劾他的言官，並令他落職帶冠視事，不久以敘功名義使其官復原職。楊嗣昌已有脫身之意，遂推薦四川巡撫傅宗龍接替他的兵部尚書之職。
張獻忠撕毀招安、起兵造反的消息，楊嗣昌知道後頗為不安，因為招撫張獻忠的熊文燦正是他本人推薦的，熊文燦被捕，他顯然難脫干係；崇禎帝似乎也漸漸發覺楊嗣昌有點不靠譜，自己已經力排眾議委以重任，如今不如令他外出督師，倘若成功，便可以對外面有個交代。
崇禎帝上吊
楊嗣昌揣摩帝意，請纓督師，崇禎帝順水推舟，1639年下旨命楊嗣昌督師平寇，賜尚方寶劍。
楊嗣昌抵達湖廣襄陽行營以後，便積極展開部署，以圍剿張獻忠。1640年二月，楊嗣昌麾下的總兵左良玉在川東夔州府太平縣瑪瑙山大敗張獻忠，楊嗣昌報捷戰果“斬馘三千六百二十，墜巖谷死者無算。”張獻忠的妻妾高氏等和軍師潘獨鰲都被俘虜，押往襄陽。
崇禎帝聞訊大喜，不僅加封左良玉為太子少保，還親筆慰諭楊嗣昌。楊嗣昌沒能處理好諸將關係，導致左良玉和賀人龍兩員驍將都不肯聽命，陝西總督鄭崇儉也對他陽奉陰違。
1640年八月，官軍在夔州府大昌縣土地嶺吃了敗仗，局面再度惡化。四川巡撫邵捷春無能，楊嗣昌親自來到重慶主持圍剿。張獻忠流竄四川，楊嗣昌尾隨追擊。
1641年正月，張獻忠又在開縣黃陵城大破猛如虎所部，出川直趨襄陽。與此同時，一直被圍困在奉節魚腹山的李自成也利用左良玉與楊嗣昌的矛盾，突圍轉進河南，並攻陷了洛陽，處死皇叔福王朱常洵。
楊嗣昌一直認為安全的行營襄陽為張獻忠所奇襲，襄王朱翊銘被殺，張獻忠在處死朱翊銘時還說：“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
楊嗣昌已鬚髮皆白，罹患重病，1641年正月八日就向皇帝感嘆：“此身之憂勞病瘁，日嘔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斃，不敢言矣！更兼襄庫餉無半文，督臣移諮可駭，臣愈增憂憤，不知死所。”
楊嗣昌為追擊出川的張獻忠而行軍至夷陵時，得知洛陽、襄陽相繼失守及二王被殺的消息時，深感無顏面對皇帝，徹底崩潰。
楊嗣昌飲食不進，走到荊州沙市徐家園時便臥床不起，一切事務交給監軍萬元吉處理，並通知家屬來荊州見他最後一面。三月初一日，楊嗣昌死於沙市。
崇禎帝親撰祭文，追贈太子太傅，並哀嘆：“自楊嗣昌歿，無復有能督師平賊者。” 他也下令追究楊嗣昌使二藩淪陷的責任，但最終以“議功”之例免罪。針對攻擊楊嗣昌的上疏，崇禎帝也一概留中。
楊嗣昌以輔臣之禮葬於龍陽縣，兩年後張獻忠破武陵，扒開楊嗣昌的墳墓並燒其靈柩，後來其子孫移葬其於桃源縣金廠溪月宏山下。
楊嗣昌奪情起復兵部尚書後，就於崇禎十年（1637年）四月十六日在《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中向崇禎帝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網”的剿匪戰略。楊嗣昌將農民軍重點活躍的陝西、河南、湖廣、鳳陽作為“四正”，這四處的巡撫對農民軍以剿為主，以防為輔；將“四正”周邊的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作為“六隅”，這六處的巡撫對農民軍以防為主，以剿為輔。“四正六隅”合為“十面網”，如果農民軍在陝西，那麼陝西、四川、湖廣、河南、延綏、山西各巡撫張網六面合圍；以此類推，農民軍出現在“四正”任一地區，都會有六個巡撫張網以圍困之，而五省總督和五省總理則負責剿殺。
楊嗣昌未能完成“三月滅賊”的許諾，但在之後一年中確實起效，張獻忠走投無路，接受招安，李自成被追剿得僅剩十八騎，其他各支農民軍也相繼表示投降，風雨飄搖的明王朝一度有迴光返照之象。但楊嗣昌與滿清和談的計劃流產，導致1638年冬清兵入塞，崇禎帝急忙把圍剿農民軍的洪承疇、孫傳庭等調入京師勤王，楊嗣昌非常反對，力爭：“賊未絕種，承疇、傳庭宜留一人於彼鎮壓。” 崇禎帝為解燃眉之急，拒不接納。1639年五月張獻忠再舉反旗，楊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網”的計劃宣告破產。
諳悉先朝故事，工筆札，詩文奇闢，其文學作品主要創作於崇禎以前。其文學的貢獻是：刊有《楊文弱集》、《楊文弱先生集》、《武陵競渡略》、《野客青鞋集》、《地官集》等詩文集。
楊嗣昌是晚明一位重要的實務官僚，既不屬於東林黨，也不依附閹黨。成就是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網”的剿匪戰略，被崇禎帝視為力挽狂瀾的希望。同時，他還主張加派剿餉、練餉，主持對清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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