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爵是一個國家的根本，隋朝以前往往都是貴族世家把持著國家的官爵，普通平民幾乎不會通過自身努力而跨越階層，唯一的方式就是朝代的更替與建立才會產生新貴，但是一旦朝代穩定，貴族與世家便就穩定下來，跟隨著新王朝吸食百姓的血液與骨髓。這種選拔制度在隋唐兩代得到了改變，隋煬帝開科舉使平民士子有了上升的可能，唐太宗通過改進隋朝的科舉制度，用以選拔進士，為唐帝國遴選了許多人才。這才將流傳後世的科舉制度給固定下來。
康熙曾經說過，一個國家的根本就是縣令，這些基層的執政者掌握著國家的一切，只有選拔出合格的縣令，國家的政令才會通達，百姓的冤苦才會到達天庭。然而每到朝代末期中國的各個王朝便會出現賣官鬻爵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沒有治癒國家的創傷，反而將國家一步一步送向死亡。
《三國演義》將東漢的沒落歸結於桓靈二帝，由於桓靈二帝的昏庸，東漢末年發生黨錮之禍，各級統治階層腐朽墮落。誠然作為後世的我們，對於將東漢滅亡歸結於桓靈二帝的說法無可厚非。但是個人認為，漢靈帝的賣官鬻爵對東漢的滅亡起了加速作用。在靈帝繼承大統的二十多年間，漢帝國已經千瘡百孔，行將朽木，為了籌集足夠的錢財供自己娛樂消遣，漢靈帝開始賣官鬻爵，到公元178年，位於國家最高級別的三公之職也在販賣之列了。
漢靈帝的買賣大都在西苑進行，三公之位值錢1000萬錢，九卿之位值錢500萬錢，數量較多、握有實權的郡守職位值錢大約2000萬錢。買官的事情在西苑完全可以講價，聲譽較好的人，靈帝可以給予半價的優惠，聲譽不好的人則會加價處理。公元185年崔烈用500萬錢買到了司徒職位，但是在授職儀式上漢靈帝又大為後悔，悔恨司徒如此高位僅出售500萬錢。
因為朝中的官職是由數量限制的，所以為了籌集到更多的錢，漢靈帝開始販賣爵位，公元187年，關內侯的爵位已經可以出售。在大漢的歷史中，封關內侯的人有衛青、李敢、陳湯、蘇武等，都是對大漢有重大功勞的人。漢靈帝的賣官鬻爵徹底打亂了漢朝的官僚機構的運作，將整個行政機器都置於混亂之中。
買官之人要麼屬於暴發戶，買官只是為了給家族臉上貼金，而更多的買官之人，就是奔著貪汙而去。為了使買官的錢財迅速回到自己的手下，那些買官之人都巧立名目，橫徵暴斂，剝削百姓，這對大漢的現狀無疑是火上澆油，激起了更多的百姓反抗，黃巾軍的人數不斷壯大，開始席捲整個漢帝國。
在中國古代流傳著這麼一句話“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句話就是說才當了三年知府，就能撈到十萬雪花銀。中國有名的康乾盛世的後期就出現了嚴重的賣官鬻爵的現象。乾隆皇帝由於極愛面子，又很愛到處遊玩所以乾隆後期國家財政空虛，國力維艱。為了籌到足夠的銀兩，乾隆在大臣的建議下開始賣一些虛職官位。由於有乾隆的示範，嘉慶皇帝在其執政期間開始大肆賣官鬻爵以籌集錢財。
《乾隆王朝》裡構建了一個叫普道昭的商人，他因為給太后的萬福樓捐贈鉅款得到乾隆的欣賞，封其為青浦縣令。為了謀得更大的利益，普道昭在青浦縣令位置上鞠躬盡瘁，清白如水，連自己的親人給自己當差也不用官家錢財發放工錢。南巡的乾隆，得知普道昭的清廉之後，大家讚賞，立即提拔他為江蘇巡撫。
當上江蘇巡撫的普道昭開始暴露其貪財本色，對百姓各種剋扣，創立各種稅目，但是貪婪的普道昭不滿足這掙錢的速度，就像乾隆進言說他要在江蘇修建百里抗洪大堤，尋求朝廷撥款，好大喜功的乾隆自然是十分的高興，大手一揮下撥400萬兩白銀用於修築百里大壩。然而對於河道這些專業官員來說，百里大堤就如同水中撈月，根不可能修成，普道昭修建百里大壩根本不是為了防洪抗汛，而是為了斂財。
果然不出河道所料，普道昭將朝廷撥款直接拉回老家，幾乎沒有銀兩用於修壩。被抓捕歸案的普道昭在大堂上一直喊冤，自己作為商人捐款買官就是為了掙錢，自己花了幾十萬兩和十多年時間，肯定需要貪墨回來。普道昭雖然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但是其捐款經歷和目的代表著大多數買官之人的目的：就是為了掙錢。
官員作為政府機構的核心，如果腐敗不堪，那政府政令肯定無法下達，百姓的冤苦也無法上訴，最後就會造成民情不通，百姓負擔沉重，如果再遇上災荒之年，如若浮萍的百姓只能揭竿起義才能活命。所以每逢一個朝代即將覆滅，賣官鬻爵的現象便會遍地橫生，這就進入了一個死循環，直至朝代滅亡，新朝代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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