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都有一個隱隱約約的疑問。西方資產革命之前，貴族有權有錢，但是為什麼平民階級通過收入增加，成為富人之後，就能夠理所當然的挑戰存在千年的貴族社會呢？是底層人成為富人之後主動挑戰貴族還是貴族壓迫富人失敗而翻船？亦或是貴族在新時期慢慢沒落，而這沒落的過程十分漫長呢？帶著這一連串的疑問，筆者打算以法國這一經典的歐洲大陸國家入手，通過查閱資料和思考，探究和分析這一問題，希望可以從法國大革命的發展，找出富人取代貴族的起因和方式。
法國
一、貴族對於“自由”的追求
淪為王朝臣民的貴族
貴族們在18世紀時並不如我們想象的那麼高貴，一方面，地產大量流失到資產者和農民手裡，貴族的經濟地位嚴重下降；另一方面，他們的領地管轄權被王朝政府派來的“總督”及其代理奪走。
在彼時的法國，財富往往伴隨著權勢，路易十四時期，貴族的政治特權已喪失殆盡。當貴族失去徵稅權後，他們紛紛破產，於是變賣土地，前往巴黎，爭著成為凡爾賽裡的國王近臣。既失去了權力又失去了財富的貴族憑著種種經濟特權實際上在巴黎過上了城市資產階級的生活。與此同時，資產者卻不斷髮家致富，他們同樣生活在城裡，憑著對土地甚至領地的所有權，甚至活得比貴族還要闊氣。同時，教育與生活方式還使資產者和貴族有了無數其他“平等”之處。
因此，貴族難免嫉妒生活水平相當而地位“卑劣”的平民，也難免怨恨剝奪其超然權力和財富的王朝政府。
“法國大革命”的起點：1787年的“貴族革命”
1787年2-5月，路易十六迫於嚴重的財政危機在凡爾賽召開，討論由財政總監卡洛納提出的財政改革方案：廢除徭役，徵收土地比例稅，設立省議會負責分配賦稅，特權等級與平民同樣納稅，實行穀物貿易，取消國內關稅等。但由於特權等級和巴黎高等法院阻撓未能通過，4月卡洛訥被解職。
貴族利用財政危機為他們帶來的政治機會，通過顯貴會議和高等法院試圖抑制王權的專制，進而爭取“貴族自由”，即貴族的特權和獨立。
法國大革命形勢圖
1788年10月，路易十六迫於全國召開三級會議的呼聲，在財政總督察內克的敦促下再次召開顯貴會議，宣告了王權在“貴族革命”中的失敗。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敘述了“王朝政府行政集權的自毀效應”：“絕對君主制對社會的長期控制與壓迫造成了社會各階層對王朝政府的普遍不滿，以至於無論他們發生了什麼困難與不幸，他們都會歸咎於王朝政府。”
由於擁有了共同的敵人，社會各階層暫時形成了政治同盟並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彼此之間的階級矛盾。所以在貴族革命中，第三等級並非沒有注意到顯貴會議和高等法院對貴族利益和特權的捍衛，但他們認為大敵當前，因此藉助顯貴會議和高等法院打倒王朝政府。
而貴族與第三等級之間的矛盾在王權敗退後便再度暴露，1788年的顯貴會議中，貴族堅持在即將召開的三級會議中各等級單獨議事並按等級而非按人頭投票，這導致貴族喪失了革命的群眾基礎，革命的話語權由“貴族自由”轉向“民主自由”。
二、第三等級的訴求：“自由”or“平等”
貴族化的資產者
前文提到資產者與貴族變得同樣富有，擁有相同的教育與生活方式，他們雖趨於相似，但也更加隔離。隨著三級會議召開得越來越少，資產者與貴族在公共生活中也漸漸失去聯繫。貴族雖然喪失政治權力，但作為個人卻獲得許多之前從未享有的特權，尤其是免稅權。相對於英國貴族和德國貴族，法國貴族需要上繳的稅賦實在微不足道。
法國的稅賦自15世紀到法國大革命隨著國家開支的迅速增長而一直在加強，比如軍役稅，從查理七世時期的120萬里佛增加到路易十六時期的8000萬里佛。這樣大的增幅，首先是平民自身的負擔急劇加重。其次，貴族即使在財政如此空虛的情況下仍無需繳稅，巨大的心理落差就此產生並不斷擴大，稅賦漲得越多，嫉恨就越刻骨銘心。“當資產者和貴族不再繳納同樣的捐稅時，每年，捐稅攤派徵收都重新在他們中間劃出一條清楚明確的線——階級的界限”。
貴族城堡
因此，有財力的資產者為逃避軍役稅，寧可出租財產，遁入城市，而城市有千種官職可以免去資產者的全部或部分公共負擔，“這些可悲的特權使那些被剝奪了特權的人心中充滿嫉妒，而使那些享有特權的人更加自私自利，趾高氣揚” 。
桀驁的中產市民
中產市民是18世紀的法國社會中一個十分積極的階層，他們雖沒有新貴們那般多的資產，也沒有貴族所享有的經濟特權，但承擔社會資本運作任務的主體卻是他們。他們打心眼裡認可自身“資產階級”的身份，為他們有用的“資產階級”式的工作和愜意的“資產階級”式的生活感到驕傲。
這些桀驁的中產市民們從內心裡否定法國傳統的三級分法，認為教士“不怎麼受到尊重，它在日常生活的不管哪一方面都沒有影響力” ，於是大手一揮，將之剔除。他們承認的社會等級之分是這樣的，資產階級出身的新貴族排“第一等級”，自身所處的“資產階級”位列“第二等級”，舊式的手藝者作為“第三等級”，而家事僕人和無工作的窮人連階級都算不上。
同時，他們也把自身“資產階級”的身份擺在貴族與下層民眾的對立面，認為這兩個階級對他們虎視眈眈，因而密切關注著三個階級之間的疆界。
一方面，他們對貴族那套無謂的排他思想十分不以為然，雖不至於對王朝政府和貴族像工農般殺氣騰騰，但也從不會放過任何批評貴族免稅權和其他特權的機會。
另一方面，他們對下層民眾的“資產階級化”表現出更多的敵意。“財富的民主化效應由資產階級向外擴散，不只是向上，同時也向下擴散” 。大多數的職工和勞工永遠不可能累積足夠的資金去購買任何比手錶更貴的東西，但是僱主技工過的生活卻可以和“第二等級”的人不相上下。“第三等級”的上層，比如外科醫生，他們只要不開門營業，便可以在學校裡以示範教授的名義開課，享有政府津貼，擁有某種類貴族的地位，被稱為“顯要的居民”。 這些“資產階級”對“第三等級”漸漸享有了和自己一樣的生活這種現象深惡痛絕，他們對自身階級優勢的喪失感到不滿。城市中產者和下層民眾也就“幾乎成了敵人”。
法國大革命
資產階級內部就這樣無休止地鬥爭與爭吵，為了小團體利益不斷產生摩擦，而公共利益已被遺忘一旁。
造反邊緣的工人
1789年前夕的法國勞工是一個新興的階層，全國二千五百萬人口中，工人只佔六十萬人，並且分散於各個城市，或在各種中小工廠裡做工，或單獨做工，或幾個人受僱於一個主人工作，這使他們不能認識到他們集體的力量和階級利益。
無論工人或工匠以何種形式做工，他們都受到資產者的壓榨和剝削。小型作坊因政府打壓而大量淘汰，工廠“師父”形成寡頭團體，攫取行業控制權。同時，政府控制“師父”規模，使得“師父”成為了世襲的職位，工人想要從“學徒”晉升為“師父”根本是緣木求魚。加上“師父”們為了減少人力成本，更傾向於僱傭“黑牌工人”，這些都使得工人們的處境更加艱難，地位更加卑微。
工人們雖然組織協會、策動罷工，有時候還抬高工資，但仍然一貫屈服於資產階級。主人僱用和解僱員工向來隨興，和訂購紙張沒兩樣。只要察覺有犯上的意思，他就會把員工轟出大門。於是他們只能用象徵的形式把玩暴力和戲弄被壓抑的情感，但當象徵性的玩鬧被推到真實狀況的邊緣，一旦擦槍走火，玩笑就會變成公然造反。
被拋棄的農民
對於農民而言，他們似乎被全社會拋棄。王室利用農民的沉默而橫徵暴斂；貴族利用特權對農民百般盤剝 ；資產新貴則利用官職的便利逃脫稅責並遠離農民 ；城市中產者勾結政府剝奪農民的政治權利，並在經濟上剝削他們；連農民身邊的富裕的鄉親、領主都遠遠地避開農民。農民處於社會底層，所有特權享受到的利益最終都需要農民來買單。
而大革命前夕的法國，農民佔全國2600萬總人口的85%，農產品至少佔國民生產總值的60%，廣大農民階層恰是整個國家的重要基礎。這種情況下，大規模的農村起義就會形成衝擊舊制度的巨大力量。
第三等級的“民主自由”
地方行政改革的失敗讓法國人對政府感到失望，第三等級提出了自己的自由主義方案。其核心是在調和貴族自由和現代平等的基礎上建立新憲制，也就是國王與議會的權力制衡。然而以財產為基礎的精英平等與舊制度的等級不平等必然產生衝突。第三等級與特權等級無法達成妥協，當平等訴求對舊制度和傳統發起衝擊時，某些幻想在維持傳統等級制下構建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者很快走向激進。
1789年三級會議前，國王要求法國人就三級會議的形式展開討論，其結果是國王承諾給予第三等級與兩個特權等級相當的代表數。然而當國王迫於貴族壓力出爾反爾時，第三等級對貴族等級的階級仇恨被點燃了。
1789年三級會議中國王、特權階級和第三等級再次就表決方式問題產生的衝突直接促使第三等級單方面於1789年6月17日成立國民議會，在事實上完成了一場主權革命，而國王和特權等級被迫屈服。
從革命到專制，也存在一些變化
由於嫉恨情緒在社會各階層之間氾濫，社會碎裂成了一個個專注於自身利益的小團體，幾個世紀間逐漸形成的形同仇敵的緊張社會關係，終於使法國人無法在大革命時代真誠合作。
無論是三級會議中通過調和貴族自由和現代平等從而建立英國式新憲制的嘗試，還是制憲議會確立的君主立憲政體皆因缺乏政治妥協的可能而失敗了，革命愈演愈烈。
法國大革命
議會為革命所裹挾
君主立憲派天真地認為簽署了《人權宣言》，確定了君主立憲政體，就萬事大吉了，然而議會的政治幼稚使得民眾的生活並未得到實質性的改善，國王、貴族不斷試圖推翻議會，激進的政治領袖和民眾要求廢除王政，實行共和。
王室勾結外國勢力，入侵法國，議會的軍隊戰敗，民眾掀起了第二次起義。
同屬溫和革命派的吉倫特派雖然並不軟弱，但在內外交困的環境下，並不能帶領民眾克服危機。民眾習慣將一切的不滿歸咎於政府，因而對議會施加壓力。議會中的激進派利用民眾的支持不斷加強其力量和影響，隨著革命的推進藉助民眾暴力迫使議會屈服，清洗溫和派，掌握革命的領導權，推動革命的激進化。
暴行首先是出於對階級敵人的仇恨，敵人的反革命在民眾和激進派中激起恐懼。當階級敵人被征服之後，溫和革命派出於對革命自身的恐懼而變得更加狂暴，害怕自己被恐怖吞噬而加劇恐怖。激進革命派和民眾為了保住性命和改變現狀而發動新的革命，打倒溫和革命派，掌握政權。激進革命派掌權後，為滿足民眾“平等”的訴求以及鞏固自身統治，被迫成為獨裁者，實行恐怖統治，因為“如果他們一旦恢復人類的原則，他們就要失去性命”。
得到民眾擁護的拿破崙專政
激進革命派的恐怖統治不可避免地對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很多人的生命構成了威脅，它的持續使法國人對革命本身感到恐懼。於是國民公會中反羅伯斯庇爾獨裁的力量組成熱月黨，於1794年7月發動了熱月政變，推翻雅各賓專政，並將羅伯斯庇爾斬首。
拿破崙
督政府時期，反革命王黨和激進雅各賓派試圖利用政治自由通過選舉等方式奪取政治權力，法國人因此對政治自由感到恐懼。
“在十年來他們獲取或得到的一切事物中，唯一他們願意放棄的是自由。”
在革命的後期，他們在自由中看到的僅僅是束縛和危險。伴隨革命神話的破滅，法國人普遍產生了道德幻滅感，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興起。法國人渴望的是既結束革命又防止反革命，從而維護了平等的政治秩序。拿破崙滿足了他們的渴望，於是拿破崙專政在革命中取得了最終勝利。
也就是說，貴族沒落和平民階層的富人崛起，並且取而代之，這是一個無比複雜而又漫長的一個過程，這期間並不是簡單的流血革命，而是多次的循環往復和不斷地角逐，這一過程還會顯現出很多附加的產物，而拿破崙的崛起，就是一種集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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