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诗歌《度关山》中提出"天地间，人为贵"这一论述，这是研究曹操政治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曹操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判断的标准。
曹操提出的"天地间，人为贵"论述，是对先秦诸子"人贵"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春秋老子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四大，人居其一"，"道"、"天"、"地"和"人"地位并立，体现人的主体意识觉醒，探索人自身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指明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老子指出"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意思是说爱身惜命方可托天下，提出了对生命的关爱和珍惜。儒家的孔子更多地关注人生命的社会价值,"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家的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回来，关心的是是否有人受伤，而不是关心马匹，在他的价值评判中，人的价值高于马匹，即使马厩里的人不过是奴仆或奴婢。这种关心人、重视人的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孔子的"仁者爱人"论断，特别强调的就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关心。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人本思想，进一步提出人除了为维持自然生命的存在而追求物欲的满足外，还有对精神价值的追求，甚至为了生命价值的实现而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本身。荀子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在荀子看来，人不仅是一种生命的存在，还具有社会性，有内在的价值，所以比万物更珍贵。对生命的肯定和重视不是儒家的终极目标，贵生只是起点，重民为前提，治国安民、入世为用才是目的。
曹操的"人贵"思想不仅继承了先秦诸子认为"人为天下贵"的思想，而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曹操提出"天地间，人为贵"主张，集中体现为同情百姓遭受苦难，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减轻百姓灾难，安国利民，关爱生命。"曹操并不像中国历史上有些民本主义者那样，仅仅是把人民当作'载舟'的手段，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防止'覆舟'而才去爱民的；曹操的爱民，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以民为本、关爱人生的武德境界"。
首先，表现在对百姓生活的艰难的深深同情。他在《谣俗词》中，对"瓮中无斗储，发箧无尺缯。友来从我贷，不知所以应"的百姓因战争的破坏而普遍贫困的现象感到不安；在《薤露行》中发出了"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的哀叹，曹操自比微子，哀的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谋划国家大事，致使国事多艰，为后来的祸患埋下隐患，叹的是宫廷毁坏，昔日的歌舞场成为野兽出没的草丛；在《蒿里行》中曹操写到"生民有遗一，念之断人肠"，表现了他对百姓无端死于战乱的辛酸，也表现出他关心百姓、体恤民情的民贵精神。
其次，表现在对军阀为了一己私利扩大地盘而混战不休的愤怒，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而痛心。他在《蒿里行》诗中写到"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残。淮南弟称号，刻玺在北方。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面对董卓乱国，关东军阀畏缩不前，一心只关心自己的地盘，相互火拼长期混战，结果造成百姓的大量死亡，社会生产极大的破坏的局面，曹操表现了极大地愤怒，所以曹操讨董卓、破袁绍、战吕布、败马超、挥师南下，戎马倥偬三十年，亲冒矢石，企图一举统一中国，解百姓于倒悬，救百姓于水火，结束因社会动荡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可见，曹操的所有行为就是基于其人贵思想而发生，从其性质上看虽还是阶级统治，但从其内容上看就具有了正义性和合伦理性，这成为我们理解、认识和评价曹操的基石。
再次，表现在曹操存民安民的措施上。在曹操统一北方后，采取系列的措施解决民生问题，医治战争创伤，为天下一统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建安七年曹操发布军谯令，"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曹操告慰死者，安置生者，让亡魂有所归依，不至于作为战争的炮灰四处飘荡；让生者的生活有所着落，不再在离乱中辗转呼号。对战乱灾祸异常严重的河北地区免除当年的租赋，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面对豪强豪强广占土地而隐匿所有、逃避租赋、从而将租赋转嫁给弱民身上，曹操颁布法令"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此令的中心思想是抑制兼并，制止强民将其负担转嫁到小民身上，同时改革汉代的租赋制度，这些措施有助于除旧敝，立新政，减轻民众负担，稳定社会秩序。
曹操的"人贵"思想既是对先秦诸子"人贵"思想的继承发展，更是对当时百姓生命不如蝼蚁现实的否定。这种思想符合传统伦理对政治的道德要求，是研究和理解曹操政治伦理思想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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