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27的胡適從美國哥倫畢業大學哲學系博士畢業後回國，成為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教授，那時的胡適可謂意氣風發，因為倡導“白話文”，領導了新文化運動，一下子成為很多青年人的偶像。

偶像胡適
那時胡適的日子過得相當地滋潤，開始他的月薪280銀元，1931年月薪已經漲到了600銀元，加上版稅、稿酬等零碎收入，每月收入保守估計也有1500銀元的。
那時候胡適家裡光傭人就有6個，生活滋潤的不要不要的。《胡適日記》記錄，胡適的那些年日子精彩的要命，除了活色生香的應酬應酬應酬，就是熱氣騰騰的打牌打牌打牌……
然而這一切在1948年他離開北平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人生分水嶺：選擇赴美
1948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虛歲58。這年冬天，北平被人民解放軍保衛，胡適離開北大，開始了他落寞漂泊的晚年。
1949年4月6日，已經將近花甲之年的胡適，在人民解放軍發起上海戰役前夕，獨自一人從上海碼頭登上威爾遜總統輪船，去了美國，從此開始了流亡海外的艱難生活。
雖然胡適年輕時候位高權重，收入極多，但是因為從來不存錢不理財，還格外喜歡扶弱濟貧，所以風光的胡適根本沒有積蓄。曾有那麼一個時期，“上至總統、主席，下至企臺、司廚、販夫、走卒、擔菜、賣漿一一行列之中都有胡適之的朋友”。只要是志同道合，便會慷慨解囊，被他接濟過的人不乏林語堂、吳晗、李敖等。
晚年的胡適，卸掉了之前北大校長和前駐美大使的頭銜，在美國成為了一個普通的老人。

因為體弱多病，他被美國“醫保”拒之門外。因沒有積蓄，每次心臟病復發入院治療的醫療費，成了胡適的一大難題。從不為生計發愁的他，第一次在異國嚐到了生活的艱辛，他在日記中如此感慨：
“美國資本主義很壞，我這個年紀大了後，我想保險，他們嫌我年紀大，嫌我心臟病……”
九年流亡：一切像噩夢一樣
1948年12月15日，蔣介石派專機把胡適從北平接到南京，17日宋美玲在官邸為他過了在大陸的最後一個生日。4月6日從上海啟程，4月27日，胡適住進美國的住所——紐約八十一街公寓大廈，那是他7年前卸任駐美大使的住處，時過境遷，幾年光景，他已經沒了當年做駐美大使時的風光。

胡適曾在5月間兩赴華盛頓見美國政界人士，他後來回憶說:“這次出去我很痛苦，由於許多老朋友的失敗心理，使我感到難以說話。”
6月，胡適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成，被任命為“外交部長”，6月29日，蔣介石又致電胡適:“甚望適之先生能先回國”出任職務，最終還是被胡適婉拒。8月，胡適心臟病屢次發作。
1949年9月5日是美國的“勞動節”，胡適利用週末兩天和“勞動節”這三天，一口氣寫了一篇5000 字的《象棋小考》，又寫出若干關於《水經注》的考證文字。

胡適自己稱這些文字是“百無聊中”的“試作”，鑽故紙堆做考據，其實只是為了從壞情緒中掙脫出來而已。
坐吃山空的兩年：如噩夢一般
胡適選擇留在美國，政途走不通，憑他的身份和學問，搞學術當個哈佛大學漢學教授啥的完全也沒有問題，按理說，總不會生活有問題的。可萬萬沒想到，被國際學者公認的“中國文藝復興之父”，在美國人眼裡卻成了“白象”——大但不實用。
後來江冬秀來到紐約，朋友們曾經勸胡適夫人既然來了，就不要住公寓了，買個大一點的房子吧！胡適回答很實誠：“確實沒有力量買房子，而且我的‘家’太小，用不了一所房子。”

胡適所言的“家小”，是指當年離開北京的時候太倉促，收拾好的102箱書沒有帶出來，到美國後，胡適曾懊惱不已，多次下決心“重建一個參考圖書館”，人怕老來窮，沒成想，就連這麼一個小小的願望，竟成了晚年胡適的妄想。
後來趙元任夫婦曾給他寄了兩包《哈佛叢書》，胡適興奮地看到了半夜才睡，心心念念道：“可惜沒有書架，書還不能上架”。可見在美國的胡適，有多憋屈。
後來趙元任夫婦寫信再送胡適一套《四部叢書》的時候，胡適不敢要了。因為“原版的《四部叢刊》有二千一百冊，他美國的寓所根本沒有地方安放。
“一個書架此時已很不易得，何況二千一百冊至少要四個或五個大書架? 冬秀對於書架，絕對不感興趣，她絕對不能幫我的忙。從種種方面想過，我只好再懇求你們把這部原版的《四部叢刊》留在你們的家裡。”
更要命的是，江冬秀不懂英文，很多事情都得胡適親自跑腿兒：購物、跑銀行、發電報、付賬單等全部親力親為！

一開始胡適還請了一個老太太每週二來公寓打掃為甚，後來“傭人也請不起了，凡事都要自己動手，經常一人在家看書，水開忘記，導致濃煙滿室。”
唐德剛的《胡適口述自傳》中有一段，很能說明當時胡適夫婦在美國的經濟狀況有多窘迫：
“適之先生夫婦,年高多病,縛雞無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經濟情況與他的健康情況一樣,顯然已漸入絕境。”
一對六十的老夫老妻，在異國他鄉，自己動手掃地、擦桌子、洗玻璃杯、化冰箱的水、洗客人用過的菸灰缸。想想就可憐！可何況是在國內養尊處優慣了的胡適夫婦！
1951年3月29日，胡適在給趙元任夫人楊步偉的信中講到過去兩年在美國的生活，“一切如噩夢”。
屈就圖書館打工
後來，迫於生計，坐吃山空的胡適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1951年5月，普林斯頓大學以正教授職稱聘任胡適擔任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館長職務，年薪5200美元。錢不算少，但是對胡適家的消費水平來說，實在是捉襟見肘。

胡適在1952年4月曾詳細地計算過每月的生活費，細化到房租、夫人、工人、洗衣、電氣煤氣、電話、報紙文具、圓桌俱樂部、食料、零用各項，共550美元。以此推算，每年約需6600美元，另外這次赴美因為諸事不順，從1949年8月開始，胡適心臟病發作成了家常便飯，醫療費用也是很大的支出。
更鬱悶的是，就這樣一份蹩腳的工作，最後還下崗了。
1952年6月，普林斯頓大學停止了讀胡適的聘用，新任館長由胡適的助理童世綱接任，原因是他的年薪3480美金，比胡適便宜得多。當然，為了照顧胡適的面子，他們決定保留胡適館長的榮譽頭銜。
被解僱後的胡適，曾經度過一段無聊的日子。
那時候他為了打發時光，經常看一些不入流作家的長篇小說，從頭看到尾連著看兩遍，然後對小說的情節開始做細節考證，有時候他會回母校哥大的圖書館看中文報紙，然後在報紙的副刊上作各種批註。

被普林斯頓大學“停薪留職”後，英國牛津大學邀胡適出任東方哲學與宗教講座教授，胡適有意應聘，後因多種原因而作罷。
再後來，唐德剛也曾推薦過胡適去胡適母校哥大教書的事情，最終也未能成行。
最後的日子：有容忍才有自由
美國九年噩夢，終結於1957年8月，胡適被公推為“中央研究院”新任院長。11月4日，蔣介石發表命令，准許“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朱家驊辭職，任命胡適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也想利用“中研院”史語所的藏書寫完《白話文學史》和《中國哲學史大綱》，12月6日，他覆電蔣介石，請任命考古學家李濟暫時代理院長，等於同意將回臺灣任職。

第二年4月8日，胡適與前清華校長梅貽琦商討後一起返臺，結束了在美國九年的流亡生活，開始了在臺灣最後的日子。
在臺灣的最後幾年，胡適的日子也是波折不斷，看似一片熱鬧的背後波瀾四起。
在他抵臺就任中研院長一個月後，他收到了“泛亞社”香江來電，小兒子胡思杜自戕身亡，白髮人送黑髮人，這是晚年胡適最痛的一擊。

當然，也不全是壞消息：
1958年7月，夏威夷大學贈予胡適人文學榮譽博士，這是胡適一生獲得的第35個榮譽學位的最後一個。
因為是舊部的“精神領袖”，當局和朋友們都要靠他這面旗幟講“民主自由”，當局專門撥款在南港建造了院長住宅，1958年11月，胡適搬進了這棟一生最後的宅子。

晚年在臺的胡適，知道自己時日不多，白天會客、演講，晚上閱讀、寫作，最後的日子他想做好這兩件事情：
一個是“筆債”。
第二個就是他的“民主自由夢”。
平靜的生活剛剛安穩，1960年9月，風波再起，胡適好友雷震判處10年徒刑，胡適大病了56天。

1961年2月，胡適被捲入了總統連任問題的政治漩渦。這次胡適心臟病，住院了兩個月院才勉強出院，因為南港附近沒有醫院，只好暫借福州街26號臺大招待所，療養了兩個月。
也許是知道大限將至，10月，江冬秀告別了紐約的牌友，與孤苦伶仃的胡適團聚。

胡適夫婦在臺大招待所留影
11月胡適發表了一篇演講後，最後一次住進了臺大醫院。
12月17日，在醫院的病床上，胡適度過了他71歲的生日。
次年1月10日，病情剛有好轉，胡適就堅持提前出院了，出院後他仍在住在福州街26號。
2月24日上午，他離開福州街，去郊區南港的中央研究院，主持蔡元培館召開的第五次院士會議。

下午18點半，酒會行將結束，與會人士陸續離去。胡適慢慢走到袁家騮面前，兩人閒聊起來。忽然，胡適面色大變，頭撞向放著茶點的方桌，然後倒在地上。從此，沒有醒來。
最後的最後：寂寞的胡適
胡適最後幾年，蔣介石表面對他十分尊重禮遇，酬酢，宴請，獻花，祝壽，垂詢，做大會主席，到處發表演講，會見外國友人乃至元首等，表面十分風光。而他死後哀榮備至，為他修建豪華墓園，政府要員、各界名流及平民等前往致祭，75個單位參加公祭，10萬民眾前往祭弔和路祭送殯，靈車過處，家家燃香，戶戶祭拜。

魯迅先生去世後，沒有一箇中國文人享受到的殊榮。但可玩味的是，胡適去世後，蔣介石卻在日記中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胡適死後，除了一屋子藏書，身無長物，幾大箱書籍及四五大包、一尺多厚的未完稿外，留下的遺產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江冬秀每每想到這些，就心疼的一肚子委屈：
“適之幫助窮書生，開啟支票來活像百萬富翁，待我如窮措大。”
錢穆晚年寫《師友雜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長陳永發在序言中一個細節特別有意思：“我曾聽人提及，胡適晚年定居臺灣，連奉命監視他言行的安全人員，都受到他的人格感動，不僅不暗中亂打小報告，反而以能追隨左右為莫大榮耀。”
由此可見，晚年胡適的人格力量。
民國的很多大師不一定完美，但是他們每個人都清高而純粹，這也許就是我們時常懷念那個時代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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