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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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近代傳統文化的失落，主要是指軸心時代出現的，秦漢之後逐漸穩定的儒家文化為主導，釋道文化為補充的整體文明解構的瓦解。而最主要的，是維繫中國封建宗法社會的“三綱五常”道德倫理觀念，在以新文化運動為代表的啟蒙思想衝擊下的崩潰。
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的文化構成形成出現了新的結構。即以新儒家為代表的保守主義思想，以西方自由主義為代表的激進主義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革命主義思想。20世紀後半葉，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馬克思主義，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而西方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者，流亡太港和海外，在改革開放之前的近三十年時間裡，影響幾乎微乎其微。20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推動下，迎來了一個文化多元發展的新時代。西方各種新思想不斷湧入的同時，傳統文化同時也在復甦，一時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馬克思
20世紀80年代，以繼承新文化運動為代表的啟蒙思想，曾一度顯示出蓬勃的生機，與此同時，自由主義和全盤西化論思想，也再度抬頭。20世紀90年代，在商品經濟觀念和大眾文化意識的衝擊下，精英主義為特徵的啟蒙話語，開始隨著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而失落。與此同時，以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開始在對激進主義的批判中，逐漸取得優勢。
21世紀之後，出現了以“國學熱”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復興潮流，但在另一方面，以80後為代表的青少年，由於比以往的幾代人，更多的接受了系統化的現代科學教育，並且成長於消費信息社會文化氛圍中。在具有大話和無厘頭特徵的“後現代”文化虛無主義影響下，對無論是保守的傳統文化，還是激進的啟蒙價值，都表現出一種無所謂的漠然態度。由網絡遊戲、好萊塢大片、時尚韓劇、日本動漫、玄幻小說、草根博客、手機短信等所組成的擬象文化，正在消弭和解構歷史文化和傳統價值的厚重感和真實性。
無論是堅持復興傳統文化的保守主義者，還是鼓吹全盤西化的激進主義者，無論是倡導中體西用論的民族主義者，還是強調中西融合的普世主義者，都沒有對中國文化所面臨的虛無主義危機，具有足夠的重視。因此，無論他們從何種觀點和立場出發，都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談。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文化在他們長達一百多年的激烈論爭中，不但沒有走向復興，反而危機日益嚴重的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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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從1840年到今天的170時間裡，無論是文化保守主義者，還是自由激進主義者，以及調和論者和融合論者，儘管他們之間採取的立場具有很大的差異，但卻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那就是在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模式中，去思考中國文化的走向問題。這種形而上學的思考方法，必然會在“古今”、“中西”這樣的問題上，採取一種基礎主義的視角，要麼以東方為本位，要麼以西方為座標，要麼是古代優於現代，要麼是現代勝過古代。這樣就形成了近代歷史上所謂的民族本位論、全盤西化論，中西體用論和中西融合論。
民族本位和中西融合，由於帶有明顯的偏激色彩或調和論調，因此一直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支持。而影響最大的，是中體西用論和全盤西化論。中體西用論由來已久，這種論調的吸引力在於，既能滿足於大多數人的民族感情，堅持民族文化的本位，又能吸收西方文化的先進因素，使中國不落後於世界。而全盤西化論，自從新文化運動之後，一直就是致力於中國現代化和世界化的現代知識分子，一直孜孜以求的夢想。
從中國的近代發展史來看，“中體西用”產生於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第一階段，即洋務運動時期，這種思想在19世紀90年代，一直佔據著主導性的地位，但是經過1894和1900年中國兩次戰敗後，無論是變器不變政的洋務運動，還是辯證不變政的維新運動，都以失敗告終。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嚴復為代表的近代啟蒙思想家，開始拋棄“中體西用”論，不僅要求變器、變政、變制，而且還要變道。古語曰：天不變、道亦不變。在中華民族處於天崩地解的危亡時刻，道不得不變了。
梁啟超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但由於支持中國封建宗法社會倫理道德和民族文化心理的綱常禮教觀念沒有被撼動，因此革命後的情況較之以前，更加嚴重了。從嚴復、梁啟超到陳獨秀、胡適，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向西方學習的第二階段，由“中體西用”被“全盤西化”觀念所取代。中國傳統文化，在以“科學”和“民主”為標誌的西方啟蒙觀念衝擊下，被完全的顛覆。
新文化運動之後，以文化保守主義為代表的“中體西用”論，一直處於弱勢話語的地位。直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冷戰後國際意識形態對峙被全球聞名對抗論取代。東亞“儒教”文明體系內的現代化模式取得成功，改革開放後日益強大的中國，被西方視為“儒家”中國的背景下，文化保守主義壓倒自由激進主義，“中體西用”論也重新在中國民族自信心增強的激勵下，成為獲得廣泛同情和支持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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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體西用論者和全盤西化論者相比，完全的民粹主義者和中西融合論者，始終未能取得顯著的話語地位。因為前者的極端保守型和後者的完全開放性，都缺少必要的理論體系支撐。中體西用論和全盤西化論者的根本分歧在於，不是中國要不要向西方學習，而是“部分”學習和“全盤”改造的問題。而其中的關鍵是，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是否要完全的拋棄中國傳統文化。對於中體西用派來說，中國進行現代化，完全可以從傳統文化出發。從儒家的“內聖”，即道德形而上學，開掘出民主和科學的新“外王”。而全盤西化論者認為，中國要實現由傳統文化向現代文明的轉化，必須完全拋棄儒家文化倫理道德觀念，走西方的現代化道路。
但是20世紀60年代，東亞儒家文化體系內現代化模式的出現，為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義者“中體西用”論的現代化理論，提供了有力的現實依據，而90年代，由於文明衝突論在國際上取代意識形態對峙論，西方儒教中國的假想，也為文化保守主義提供了“對號入座”的機會，試圖仿效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用儒家倫理來支持中國的現代性文明的發展。
我們應該看到，20世紀9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西方後現代主義對啟蒙現代性的批判和質疑，這是20世紀後半葉，發達資本主義文化“現代性焦慮”的體現。如果西方自近代以來的現代性設計和科學理性、民主自由等啟蒙價值，完全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那麼我們在反思現代性的同時，是否應該將解決現代性危機的希望，寄託於古老的東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明呢？對於以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當然願意聽到這種論調，但是以哈貝馬斯和利奧塔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思想家，都沒有完全否定現代性文明。儘管他們的立場不同，但最後還是堅持“重寫現代性”。
但無論如何，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以精英主義為特徵的啟蒙話語，在文化保守主義，後現代主義，大眾文化和消費意識的多重夾擊之下，不可避免的失落了。其後果是“人文精神”危機和“知識分子”的邊緣化。
在我們如今所生活的消費信息時代，儘管每時每刻都能聽到學者、教授和專家們在為中國文化的發展爭論不止，製造各種新鮮理論，但是說來說去，無非就是兩種新舊招牌，文化保守主義的“中體西用”論和自由激進主義的“全盤西化”論。而真正能改變中國文化現狀的人，絕不是這些呆在象牙塔裡，空談理論的學院派，而是那些處於民間和邊緣，由於被壓抑而沉默的底層知識分子。而一旦這些長期處於話語權之外的“沉默大多數”，不再選擇繼續沉默下去，那麼他們所爆發出來的吶喊，無疑會改變中國文化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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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類文明發展來看，我們正處於一個新軸心時代，這個時代無疑是一個過渡時代。這個文明過渡時代的重要特徵是由中古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型。
我們今天所說的近代人類歷史，其實就是一部現代性文明轉型的歷史。通過對這幾百年來，世界文明所發生的變化加以總結，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越是先轉型的國家，民族和地區，就越領先於世界，而後轉型的國家、民族和地區，就處於落後的不利地位。既然由中古向現代文明的轉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此，無論是哪個民族或國家，都無法逃避這一客觀的歷史進程。
從歐洲近代的文化發展來看，新軸心時代的文明的轉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相應出現了三次大規模的思想文化運動，即文藝復興、思想啟蒙和後現代主義運動。分別代表新軸心文明轉型的前現代醞釀期、現代確立期和後現代反思期。自從歐洲文藝復興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都或主動或被動的，進行了現代性文明轉型。只有一些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土著居民，還處於前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
哈貝馬斯
對處於軸心時代中的每個國家和民族來說，他們不得不面對“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殘酷歷史事實。19世紀中期以後，率先轉型成功的歐美國家，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迅速的成為世界強國，並且開始對古老的東方亞洲國家進行侵略和殖民。面對這種情況，亞洲的日本率先進行被稱為“明治維新”的文明轉型，來對應由歐美列強所帶來的威脅，並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超越中國和俄國，這兩個曾經稱雄歐亞的封建帝國，成為近代唯一與歐美相抗衡的亞洲國家。
中國的現代文明轉型，不但較之日俄，甚至歐美諸國，都更加的困難和曲折。自從鴉片戰爭之後、歷經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以及20世紀末的思想解放運動，才大體上完成了現代性文明轉型的歷史任務。但在之後的世紀之交，又不得不面對全球性的現代性危機問題。以中國目前的經濟、軍事以及綜合國力來說，中國已經位於世界的前列，至少可以稱為當今多極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極。而我們現在落後於西方的，最突出的是文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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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文化在公元后的兩千年裡，相當一段時間裡，保持著一定的優勢。尤其漢唐時代，處於亞洲甚至世界的領先地位。如果說在宋元時期，中國文化仍然由於歷史的慣性，保持著相對穩定的領先地位，那麼在明清時期，尤其是在明朝的萬曆年間之後，就開始逐漸落後於正在崛起的歐洲了。明末清初的中國，曾經出現出一閃而現的啟蒙思想，但很快就被清王朝的文化專制所窒息。而同時期的歐洲，卻正在醞釀著一場足以改變東西方文化格局的思想啟蒙運動。
中華文明在漢唐的興盛和明清的衰落，當然是多種原因共同促成的結果，但我們應該看到，文化的多元開放和封閉保守，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中國文化在近代的衰落，其根源正是明清時代對外的閉關鎖國和對內的文化專制。而漢唐的興盛，一方面是廣泛吸納和包容各種外來文化；另一方面，實行自由開放的文化政策，使各種思想具有充分的發展空間。
中國在漢武帝之後，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從而確立了以儒家文化為主導意識形態，在中國封建宗法社會的基礎地位。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獨尊儒術”，只是在國家政治指導思想方面實行一元化，而在文化發展上，仍然是自由多元的。也就是說，雖然在漢代以後，儒家文化成為了主流，但“九流十家”的文化格局，基本上被延續了下來。只是到了明清時期，文化專制主義的盛行，導致儒家思想的日益保守僵化，使其失去創造性。
中國文化之所以在漢唐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同時具備了幾個重要的條件。
首先，是國家的統一、政權的穩定，經濟的繁榮和軍事的強大。在經過春秋戰國和南北朝數百年的國家分裂之後，漢唐統一民族國家的形成，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其次，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確立和自由開放的文化政策相輔相成。沒有主流意識形態的確立，文化發展就會失去方向，而沒有自由開放的文化政策，就不會有各種思想流派的充分發展和創造性文化成果的出現。漢唐將儒家文化作為國家官方意識形態，但同時又提倡和支持各種思想流派的自由發展，並且包容各種外來的宗教信仰多元共存。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漢唐之前，都出現過幾百年思想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的時期，為文化的興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漢代文化大一統的出現，是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思想的相互競爭和融合的產物，而唐代文化鼎盛局面的出現，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釋道玄文化彼此交流和結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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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信息網絡在中國的迅速普及，近百年西學東漸的積累，中國綜合國力的大幅增強，全球現代性文明危機的加劇，為中國的文化復興創造了千載難逢的最佳條件。但是世紀初出現的所謂“國學熱”，並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的復興，只不過是傳統文化被當做文化快餐而被商業炒作而出現的虛假繁榮。而真正的中國文化復興，並不是傳統文化的“復辟”，而是再次“復興”為漢唐盛世的世界領先地位。從根本上來說，是要使中國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度成為世界上最先進、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因此，我們所說的復興，因該是使中華文明像古代隋唐盛世一樣，再度為亞洲乃至世界文明格局中，最有影響力和輻射力的文化。
魯迅
而在今天，中華文明是否能超越在近代領先於東方的歐美諸國，關鍵既不在於全面復興古代文化，也不在於全盤西化，而在於中國是否能像歷史上的隋唐一樣，在吸納和包容印度佛教文明之後，使其中國化和民族化，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任何打著傳統文化復興招牌的“復興”，都不足以使中國文化真正的復興到古代的世界領先地位。而只有在一場全球愛國華人和世界進步人士共同參與的文學革命和思想啟蒙運動的大力推動下，使中國的文學藝術和思想文化，達到超越西方及世界各國的高超水平，並且使全球性的現代性文明危機得到解決，讓中國文化再次影響世界，才是真正的復興。
所以，無論是對待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學、藝術、哲學、宗教、民俗、文化，我們首先都要採取“重估一切價值的態度”，來鑑別和檢驗。如果確實屬於對當今中國和世界文明健康發展有益的思想文化，我們就加以接受和大力宣傳，而那些打著傳統文化旗號或西方先進理論標籤，實則為封建糟粕和殖民文化的“國學”或“西學”，我們就應該採取堅決的抵制和批判態度。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中國民族在21世紀的文化復興。而這種文化復興，不僅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也是對新世紀人類文明的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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