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法作為古代最為發達的科學技術之一,中國曆法影響了日本長達一千五百餘年,而中國曆法可能最早是通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的。
據《日本書紀》記載,欽明天皇十四年(553)日本向朝鮮百濟國徵集歷學、易學和醫學方面的書籍和專家。次年,百濟隨即遣易博士王道良、歷博士王保孫、醫博士王有俊赴日。
隋開皇二十年(600)日本遣使長安,隨後遣使來華也一度成為定例,這也促成了中日天文曆法交流的一次高潮。另據《日本書紀》載,日本持統四年(690)：
“十ー月甲申,奉敕始行元嘉歷與儀鳳歷”。
其中的元嘉歷即何承天於劉宋元嘉二十年(443)編制的歷法,儀鳳歷則是李淳風於唐麟德元年(664)制定的麟德歷。元嘉和儀鳳兩歷大約在日本一同使用了八年,自日本文武二年(698)至天平寶字七年(763)又單獨使用儀鳳歷多年。
自764年至857年,日本改用一行於唐開元十五年(727)制定的大衍曆。天安元年(857),又改用郭獻之於唐寶應元年(762)割定的五紀曆。自日本貞觀三年(861)以後,又採用徐昂於唐長慶元年(821)制定的宣明歷,一直持續到日本貞享元年(1684),時間長達八百多年。
隋唐時期,日本對中國曆法的引進比較積極,麟德歷、大行歷與宣明歷等曆法在中國行用不久,即被日本採用。
寬平六年(894)遣唐使制度被廢止,兩國間的官方交流時斷時續,加之此後日本長期處於戰亂,也無暇考慮曆法改革的問題。而元初忽必烈兩次征討日本,又進一步導致了中日間的交往完全中斷,所以自宣明歷之後,日本沒有再引進中國的新曆法。
由於歷史和政治原因,在授時歷問世後,日本並沒有像高麗那樣及時改用授時歷,所以授時歷傳人日本的具體時間不詳。最遲在景泰四年(1453),授時歷隨《元史》被僧侶傳入日本,其中包括有《授時歷議》《授時歷經》以及郭守敬的天文儀器等知識。
明初兩國交流逐漸恢復,明洪武四年(1371),日本王良懷遺使節來華,太祖朱元璋“詔賜良懷《大統歷》”。此後日本使節又多次來華,並得以“頒示《大統歷》”。"不過,與這些曆書相應的歷算書籍沒有同時傳入日本,使得日本無法掌握相關曆書編制原理,所以大統歷當時在日本的影響十分有限。
江戶時期(1603~1867),天主教流傳日本,並很快遭到官方禁止。為了防止各種“邪說”的“妖書”的流入,自寬永七年(1630)開始,日本開始限制所有運抵日本的外國書籍,這就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寬永鎖國”,其時間持續了近一個世紀。
所幸寬永鎖國期間,中國的傳統天文和曆法著作不受限制,因此一些新著作得以流入日本,尤其是隨《元史》一併傳人的授時歷。
授時歷傳入後,馬上引起了日本學者的重視,學習研究之風興起。最早解說和研究授時歷的日本著作是出於小川正意的《新勘授時歷經》兩卷與《授時歷經立成》六卷(刊行於1673年)。
小川正意在寬永二年(1625)獲得《授時歷經》,知其與宣明歷有異,便立表測日影,窺管觀星寫成此書。
此後,授時歷成為日本歷算家的一個研究重點,出現了關孝和、建部賢弘、涉川春海等一批專家和相關著作,其中不少著作對授時歷的立數、立表、立法原理都有深人的研究。而授時歷在當時的日本也被尊為歷學的最高經典,即便是西洋曆法普及之後,授時歷仍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歷法基礎讀物。
由於授時歷的傳入和廣泛研究導致了曆法改革思潮的產生,加之此前依宣明歷所推的歷日與實際天象已有兩日以上的誤差,日本朝野要求改歷的呼聲漸高。寬文十二年(1672)涉川春海就曾被舉薦主持改歷工作,然而未果。
天和三年(1683),涉川春海完成大和歷,隨即奏請以大和歷替代宣明歷。事實上,大和歷和授時歷為並無本質差異,涉川春海只是在其基礎上調整了中國與日本之間地理經度差異的影響(即“裡差”),使交食等的推算更加準確。然而,涉川春海的改歷建議受到了泰福等人的反對,聲稱大和歷就是授時歷,而制定授時歷的元朝曾入侵過日本。
不過鑑於正在行用的宣明歷確實已經非常粗疏,泰福主張改用明朝的大統歷,貞享元年(1684),泰福的改歷建議被採納。
對此,涉川春海仍然據理力爭,在德川綱吉(1646~1709)將軍的支持下,決定以實測天象校驗大和歷和大統歷的疏密。"涉川春海最終通過預報日食證明大和歷優於大統歷,貞享元年,大和歷被正式頒行,並賜名貞享歷。
寶曆五年(1755),在安倍泰邦等人的干預下,改用寶曆歷,廢棄貞享歷。這次改歷實際上是政治妥協的產物,寶曆歷和貞享歷並無多少本質差異。
寬政十年(1798),高橋至時等人採用西方天文曆法理論編成的寬政歷取代了寶曆歷,自此授時歷在日本才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閱讀更多 歷史反正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