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背影

宋史 ，特别是南宋史的的研究者们大多对明州（今宁波）情有独钟，因为这里在整个宋朝涌现出了太多的名人与望族，史家就是望族的杰出代表，其在南宋时期出了28个进士，3个宰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超过200人在朝廷内外担任官职，虽然一个家族的繁荣兴盛，与整个朝廷的兴衰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史家对南宋整个政治生活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史氏在北宋时期名不见经传，是什么原因使其在不长的时间内脱颖而出，问鼎权力的巅峰呢？这其实同宋代严密而公正的科举制度有关，但一个没有背景的平民要通过科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并不容易，在南宋，明州在科举考试中地位明显提升（北宋时期，明州的进士比率不超过全国总数的1%，而到了南宋时期，明州的进士人数就占到全国的10%左右，）使明州的士大夫们在南宋的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迅速增强，应该说明州科举氛围是促使史氏家族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史氏可以追溯的有可靠记录的祖先是史成，史成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史成的儿子史简做过乡间衙役，但英年早逝，他的妻子叶氏独立扶养儿子史诏，将其培养成人，并使其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这在乡间已非易事。史诏不愿离开母亲，只在乡间从事一些代写文书及教书先生之类的工作，史诏的孝行感动了地方官员，1108年，诏史诏补太学上舍太守，史诏躲避不就职，迁居东钱湖畔大田山专门伺候年迈的母亲。宣和年间，帝再诏，史诏仍不赴任，宋徽宗嘉奖他，赐“八行高士”称号。其子史才（也称史师才）1118年考中进士，成为明州史氏第一个取得进士功名的人，也是该家族第一个当官的人，史才开始担任处州的县尉，北宋灭亡后调任余姚县尉，1130年，金兵攻陷明州，史家逃难海上，战后史家回明州重建家园，不久，史诏病逝，史才回家守孝，期满后先后担任永嘉和余杭知县，期间结识了杭州知州李光，后李光升任副宰相，由于反对秦桧的投降政策被罢官，史才因受牵连也罢了官，这一打击使其性情大变，为了重回官场，他依附秦桧，先后任国子监主簿、右正言及右谏议大夫，1153年10月，史才被秦桧推荐出任副相，充当秦桧的政治打手，但十个月后再次被罢官，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虽然史才的政治声誉不佳，但是他却使明州史氏跻身官宦之家的行列，史才的成功使史家有了荫补入官的特权，使史家成为当地的大族。而史家的真正发达应该是在史才的侄子史浩开始的。

史浩是史才长兄史师仲的长子，史师仲早逝，史浩主要得益于三叔史（师）木的教导和培养，史木虽颇有才干，可惜也过早去世。1145年，史浩考中进士，其命运的改变是从担任赵昚的老师开始，赵昚（孝宗）继位后，史浩先后两度为相，足见其在孝宗心中的位置，孝宗即位后就给岳飞平反，也是史浩建议的结果，南宋的皇帝中，孝宗应该是个明君，但史浩又两次主动辞相，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其有些观点同孝宗相左，“隆兴北伐”在即时，史浩是坚定的反战者，这同孝宗急于收复中原的决心是背道而驰的，有趣的是，南宋时期关于主战与主守的争论，一直贯穿整个权力中枢，主张者和主守者交替执政是南宋时期奇怪的政治现象，其实，我们不能简单把主战者看作忠臣，而把主守者看作投降者，如果主战者没有周密的计划和相应的后勤保障，没有精忠报国多谋善断的良将作支撑，那这种主战者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同样不可估量，相反，如果主守派依靠已有的条件，在和平环境里积极备战，伺机北伐可能会实现收复中原的梦想。当然，那种偏安一隅的主和派和投降派没有本质的区别。可悲的是，整个南宋朝廷大多是仓促北伐的主战派和苟且偷安的主和派。

在隆兴初年的那场论战中，史浩的主张是加强长江防线，整顿士卒，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伺机北伐。而前宰相张浚是朝中主战派的领袖，史浩和张浚关于主战或主守的论战进行过数次，张浚基本处于下风，显然，准备不足、胜算不足是北伐准备阶段致命的缺陷，后孝宗直接下令张浚北伐也是表明其北伐决心的一种宣誓，但由于无视朝廷中枢的存在也导致史浩的辞职，后北伐遭受“符离之溃”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史浩初期判断的正确，北伐失利也不能表明南宋军力与金有太大的差距，主帅运筹的失衡是主因，其实孝宗选择张浚本身是个错误，张浚虽忠心，但无帅才，对金作战屡有败绩，而且还有枉杀曲端的污点，难怪北伐前，高宗就有“用张浚必败”的预言。明代诗人马贯对张浚的评价相对较为恰当：“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之，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且不能举以自副。然则宋高之不能中兴者，秦桧为之首，而张浚为之从也。”

史浩辞相后，回家乡明州闲居了五年，1168年重新被启用，出知绍兴府，后调知福州，1178年3月，孝宗再次任命史浩为宰相，但再次为相的时间也不长，九个月后，由于一些观点和孝宗对立，史浩再次辞职，但他在位时先后向孝宗推荐过陆九渊、朱熹、薛叔似、杨简、袁燮等学者，其中虽有史浩的反对者，但其不计个人恩怨，更不借机报复，他的大度使他获得贤名和较高的声望，所以虽不在朝孝宗对他也一直很尊敬。

史浩的第三子史弥远应该是史浩下一代中最杰出的人物，他在宁宗、理宗两朝担任宰相二十六年，使史家在南宋的影响力达到顶峰。历史上对史弥远的评价褒贬不一，《宋史》对他的评价是权臣和能吏，而后世的历史研究者们基本认定其为奸臣，反差如此之大，使后人不得不对《宋史》的客观公正性提出质疑，“弄权”和“对金议和”可能是对其总体评价争议的焦点，其政治智慧与决断力的结合使他抓住了时机问鼎权力的巅峰，“除韩（侂胄）”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韩侂胄专权十年，应该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宋史》把他列奸臣行列有失公允，奸臣的诸多标签几乎都与他无关，禁理学和贬赵汝愚可能是他为官的缺撼（其实这也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但他追封岳飞为鄂王、首次追削秦桧官爵，足以说明他的爱憎分明，至于其主导的“开禧北伐”更是显露其收复中原的爱国表现，就形势而言，南宋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应该具备北伐的实力，“开禧北伐”的失利，主因是西路军主帅吴曦的叛变。然而北伐的失利终使他站在风口浪尖上，最终断送了性命。史弥远在联合杨皇后除掉韩侂胄后，一步步走上觊觎已久的相位，他用韩侂胄的人头换来了一纸和约。“嘉定和议”的签订是南宋的耻辱，大额的赔款更是转嫁到底层民众的头上。

史弥远专权的二十六年里，最大的手笔应该是皇权的废立上。太子赵询的意外死亡，对他有非议的赵竑的继任，使他感到权力的威胁，选定赵与莒的入宫，是他精心策划废立太子计划的开始，这一点，不懂韬光养晦的赵竑毫无察觉，宁宗也被蒙蔽。

嘉定十七年（1224年），赵扩驾崩，史弥远联同杨皇后假传宁宗遗诏，废太子赵竑为济王。立赵与莒为新帝，改名赵昀，是为宋理宗。从一个平民一跃成为皇帝的传奇，背后隐藏着权臣对权力的欲望和利益的贪婪。

宁宗、理宗时期，史弥远仰仗自己除韩与拥立之功，在朝中打压反对者，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被其先后以“谤讪“、“诬诋”罪名，被落职闲居。嘉定和议的次年，朝中主战派人士罗日愿、杨明、杨兴等，因谋杀史弥远未果，都被史弥远处死，华岳是当时著名军事理论家，在开禧北伐时，因建议不应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主动北伐，遭受韩侂胄的打击。后因不满史弥远乞降求和政策，被史弥远下狱，虽宁宗惜之，也被杖毙。理宗时期，史弥远变本加厉，首先假借湖州之变迫死济国公赵竑。在官员的任命上任人唯亲，各个重要部门都安插自己的党羽，他还把控台谏部门,把台谏作为打压异己的工具，他还大量收受贿赂，大量印造纸币，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外在执政晚期，错误估计形势，利用金国境内的起义军李全集团企图收复山东，结果引狼入室，差点引起大乱，1230年，李全事件平息后，他靠打击异己树立起来的威望大受影响。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病重，才将他的党羽郑清之升为右丞相，结束了他独相二十六年的历史，其数日后去世，被追封卫王，谥忠献。同秦桧的谥号相同。

史家在史浩这一辈，已是人丁兴旺，到下一辈，更是人才辈出，到了孙辈，史家达到鼎盛时期，其中，史浩堂弟史若渐之孙史嵩之更是权倾朝野。

史嵩之，字子由，嘉定十三年（1220年）进士，在史氏庞大家族里众多能臣里，史嵩之是杰出的一个，他独具慧眼经营襄阳，使其成为南宋中北部战略要地，是他非凡政治智慧与治理能力的体现。绍定五年，史嵩之加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赐便宜指挥，成为襄阳军政一把手。后理宗采用联蒙灭金策略（虽然联蒙灭金是引狼入室的错误决策，但是史嵩之并不是决策者，而是执行者），史嵩之主持了与蒙古组成宋蒙联军共同对金的谈判，1234年，他指挥下的部队和蒙军一起攻下金国临时首都蔡州，灭了金国，这使他名声大震，1239年5月，理宗下诏任命他为右相，都督两淮、四川、荆湖兵马。史嵩之主政后，由于其独断专行的作风使他在朝中缺乏支持者，再者，由于连年征战，国家经济状况恶化，社会不满情绪有所增长，1244年，其父史弥忠病逝，按制其应守孝，但理宗下诏让他提前回朝主政，朝中的对立势力乘机煽动京城学子举行大规模抗议，为此，史嵩之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史嵩之垮台后，史氏并没有彻底没落，其弟史岩之进士及第后曾主政绍兴、福州等地，1259年还出任沿江制置副使；其堂弟史能之、史有之、史胄之、史望之等先后考中进士，各有一段宦海生涯，南宋灭亡之后，史氏家族拒绝同蒙古统治者合作，从此疏离皇权，大多沦为平民。元代后期，史氏家族彻底衰败。

封建社会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对权力的掌控而言，是此消彼涨的关系，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皇帝，对权力的掌控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而南宋的光宗、宁宗、理宗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客观上给权臣提供了弄权的机会，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的擅权就是很好的例子。

历史的研究者们无法穿越历史，只能在仅存的残砖断瓦里搜寻历史的真相，胡人脱脱和阿鲁图修撰的《宋史》同历史的真相有多大差异，后人虽有质疑，但因时代久远，很少有证据证明其偏差，对史氏家族中诸多权贵的评价，大多停留在史料那浩瀚的长卷上，史氏家族往日的繁华，也化为东钱湖畔家族墓葬地的文臣武将、蹲虎立马。残阳斜照下，我们看到的是史氏家族的背影，也是南宋一朝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