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朝，是很多电视观众非常熟悉的一幕。在电视剧里面，人们常常看到每天一大早上，大臣们都要与皇帝早朝，太监们那一声“有事早奏，无事退朝”，早已为妇孺皆知。这既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朝会，属于例会。
但是，历史上真的如此吗？其实，历史上这种早朝，并不是电视剧里面所描写的那样。很多人好奇，明朝嘉靖20年不早朝、万历皇帝30年不早朝，为何国家不乱呢？
有人将其归究于权臣或宦官把持朝政，有人认为这是皇帝与朝臣消极对抗的方式。这些观点都只是看到了历史的表面。
早朝，又称朝会，最早源于诸侯朝天子。《孟子》载：“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二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六师移之。”可见“朝会”是一项礼制，是最具仪式感的会议——“礼莫重于视朝”。
汉代自汉宣帝始实行五日一朝的常朝制度，三国时沿袭之。此后唐宋元明清历代都有朝会制度，但都有区别。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是唐人白居易的一句名诗。其实，唐代的早朝分三种。
一种是常参，《唐六典》记载，唐前期“凡京司文武职事九品已上，每朔、望朝参；五品已上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每日朝参”。也就是说，真正每日早朝的只有少数级别高的官员。时间也不是很早，通常为早上七点到八点左右，这个时间是唐代规定官员上班办公的时间，《新唐书》云：“学士入署，常视日影为候。”
一种是朔望朝参。即每月的初一、十五。只到了每月这两个日子，殿上才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依时刻陈列仪仗，“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在监察御史的带领下，群官按品级于殿庭就位，皇帝始出就御座，群官在典仪唱赞下行再拜之礼。最具仪式感的是元日和冬至日举办的大朝会，最隆重，“大陈设”，展宫悬鼓吹，陈车辂舆辇，到时间皇帝“服衮冕，御舆以出，曲直华盖，警跸侍卫如常仪”，殿上皆呼万岁。王维诗“骑省直明光，鸡鸣谒建章。”说的是天亮前一小时开始进宫。宋代承袭唐代此制。清宫戏中所看到的每日朝会都呼万岁的场面是与历史不符的。
真正的百官每日早朝是明代朱元璋的创制。据《大明会典》记载：明朝时期的早朝，“昧爽而朝”，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3点，大臣要准时到达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到凌晨5点左右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百官依次鱼贯而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这个过程当中，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电视剧里，经常看到，文武朝臣在等待过程中揉着眼、打着呵欠，在黑暗与晨曦交纳的阴暗里，跺着脚，驱赶着寒冷，这种情况在实际中是不大可能出现的。通常，皇帝驾临太和门或太和殿，此时百官行一跪三叩首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
朱元璋时期，早朝有着十分严格的礼节。
午门上“鼓三严”，即第三通鼓响，先开二门，放官军旗校先入摆列，百官赴掖门前排队，候钟鸣开门入内，文武分两班入朝，文由左掖门，武由右掖门。入内后，先于金水桥南依品级序立，等候鸣放鞭炮，大家各依次过桥，诣奉天门丹墀，文为左班（东班），武为右班（西班），在御道两侧相向立候，称为“起居”。
奉天门上廊内正中设御座，谓之“金台”。丹陛左右钟鼓司设乐，殿陛门楯间列“大汉将军”，皆着明铁甲胄；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后各有校尉相向握刀布列，煞是威严。
当音乐奏起，皇帝御门，锦衣卫力士张五伞盖、四团扇，联翩自东西升立座后左右；内使二人，一执盖立座上，一执“武备”、杂二扇立座后正中。天顺后，执伞、扇力士移到金水桥南夹立，只留座上之伞及夹武备二扇；座上之伞，遇风劲时也撤去。
皇帝安座后，再鸣鞭，鸿胪寺“唱入班”，左右两班齐进御道，再排班。此时文官北向西上，武官北向东上，行一拜三叩头礼，是为“大班”。
行礼毕，鸿胪寺官对御座宣念谢恩、见辞员数，这些人已于前日在寺具本报名，此时在庭下或午门外遥行五拜三叩头礼。若边方奏有捷音，大者宣露布，小者具奏本，俱于早朝未奏事之先宣布，所以张国威而昭武功也。
然后，进入早朝最重要的环节，即“奏事”。
各大官员奏事之先，皆预先咳一声，文武两班之中，不约而同，声震如雷，俗私谓之“打扫”。然后从班列末尾行至御前跪奏，完毕即复位。奏事不用口语，而是大声朗读本章。
奏对之际，班列中有礼节失当者，御史、序班即予举劾。若无失仪，御史、序班一躬而退，鸿胪寺官唱奏事毕，鸣鞭驾兴，待圣驾退后，百官亦退，各回衙门莅事。
这种早朝，即便遇到恶劣天气也不停止，如果遇雨雪，皇帝特许可以穿雨衣。
史载朱元璋“每日视朝，奏事毕，赐百官食”。赐食在奉天门，或在华盖殿、武英殿，“公侯一品官待坐于门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于门外，其余五品以下于丹墀内。文东武西，重行列位，赞礼赞拜叩头，然后就座。光禄寺进膳案后，以次设馔。食罢，百官仍拜。叩头而退”。因朝廷财力不支，不得不废止了百官廊餐制度。
由于早朝所行皆循成规，空文太多，人数又多，礼体又极严，“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君臣双方都受制约，到最后，奉天门奏事，徒为观听之具。明朝多数皇帝不乐早朝，大臣也想方设法逃避早朝。
明初，朝鲜使臣即私下议论:“臣观上国之事，不可则效者多矣。六部官吏罗立庭中，皇帝高拱如天。至于刑决，绝无拟议，一言决了，不知几人无辜受戮。是不可取法也。”对这种早朝议事的制度表达不可效法的意见。
明朝的早朝到英宗后发生大变，英宗年幼，只逢三、六、九早朝；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以后，皇帝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早朝完全废止。自宣宗起，开始命大臣“条旨”，形成一个新的制度——票拟制度。
所谓票拟制度，即大臣的章疏由司礼监收进，经御览后发内阁拟票（拟出处理意见），再经御笔或司礼太监按阁票朱笔批红（批答）后发出施行。这种制度大大简化了政事处理的工作量，使皇帝也从繁琐的礼仪中解放出来，自由度大大增加，而且处理政务也比在早朝时当即做出处理决定要审慎许多，因此，入清以后，票拟制度得以继续实行。
很多人奇怪，明朝嘉靖万历二朝数十年不早朝，为何朝政不受影响？其原因在此。即便不早朝，皇帝并没有失去对朝政的控制，只不过由明改暗。正因为内有司礼监、外有内阁的辅政体制形成，故“有臣无君，朝廷得以不乱，朝参照常进行”。以明代万历年间为例，万历十五年以后与以前的朝政并没有什么区别。赈济荒灾、整顿吏治、平定叛乱、治理河道、发展经济、对外交往等工作，一个也没有少，丝毫也看不出皇帝怠政的样子。
因此，从此君王不早朝，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本身就是形式重于内容，礼仪贵于虚文而已。
清朝承明制，但并没有早朝站班议事的制度，而且每个皇帝的办公地点都不尽相同，清朝中后期往往是军机大臣才需要早朝。遇到难于决策的重大事件，皇帝可以随时召见内阁成员，地点往往以就近为原则，清朝皇帝召集大臣会议并不在民间口里所谓的“金銮殿”（清朝称太和殿），这只是举行重大典礼而不是开会议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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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自《历史只露半边脸》刘绪义，九州出版社
这是一部轻松解读历史的作品，所选文章均来自《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专版。本书主要围绕着一些广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文化史上一些熟悉的学术问题进行了重新考察与分析，提出了新的观点，纠正了历史的误读，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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