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里，总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那就是首都的选择。现代论及古都时，常会有意无意的提起它的“风水”，这确实是古代帝王定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相比较风水，都城的战略地位、行政管理的辐射范围往往更为重要。所以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迁都行为，最主要的是从国家战略和行政管理出发。迁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隋唐兴建东都洛阳，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关中，明成祖完成了由南京向北京的迁移，从此就将帝都当作了前排“坦克”，一直坚持到了明王朝的灭亡。
朱棣剧照
由南向北迁都的历史必然性
从春秋至秦汉，黄河流域的重要战略地位就没有受到过任何挑战。秦国以关中为根基统一六国，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中地区就成为诸多政权最为“相中”的定都场所。
楚汉之争时，刘邦同样明白一个道理，如果占据关中、汉中、巴蜀这三个封闭的区域，那就一定能成就霸业。所以他“复制粘贴”了秦朝的统一方式，而“裸奔”在江淮平原上的楚霸王就注定成了刘邦的衬托。
当东汉光武帝刘秀从长江山峡逆流而上，将四川与湖北打通以后，长江流域的战略地位空前提高，它不再是北方政权的附庸，且成功的将四川拉入了南方阵营。
三国时期，吴蜀两国不约而同的制定了依托南方反攻北方的战略，成为日后南方政权参照的模板。东晋时期进一步探索出建康（南京）至荆州的战略轴心线，在轴心周围是三湖四江的水系网络，即洞庭湖、鄱阳湖、巢湖、、长江、汉江、湘江、赣江；围绕水系网的五大重镇——镇江、马鞍山、九江、岳阳、武汉，从此奠定了南方的军政战略格局。
东晋时期的南方
但历史也证明了，南方拥有足够的财富和长江天堑，唯独缺少了足够的战略纵深。北方的太行山和黄土高原则构成了足够的纵深空间，这就导致了南方对北方的攻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然在某一个点被迫停滞。
而北攻击南方，跨过长江就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南方政权被逼退到中轴线以南，就没有了持续供给的资源，终将走向灭亡，所以南方政权很难颠覆北方政权，更难统一全国。
明朝虽然是一个例外，由南向北完成了统一。但明与元的战争本身就不属于南北对峙的竞争，甚至可以说明朝是在元朝的体内孵化出的“恶性肿瘤”。这一次王朝更替可以看作是旧王朝腐朽后的结果，而非南北对立下的颠覆。元末军事竞争的核心区域反而是在南方，是在陈友谅、方国珍、张士诚、朱元璋这四大势力之间的竞争，谁能脱颖而出，谁就是完成统一的“内定”人物，这么说并不过分。
元末的南方势力划分
朱元璋能够脱颖而出，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的战略选择。朱元璋的根据地集庆（南京）在当时是比较尴尬的，在他的上游就是盘踞江州（江西九江）、武昌的陈友谅；在他的下游则是占据苏杭一带的张士诚。所以朱元璋会毕其功于一役的与陈友谅发动决战，会顺势解决掉张士诚，从而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南方最大的产粮基地。
在此之后，朱元璋将方国珍的浙南地区、陈友定的福建、何真广东收入囊中，南方只剩明玉珍的四川、元梁王的云南未被控制。朱元璋并不认为这两股势力会影响他的北伐，所以暂时并未理睬，由此也能看出元朝的衰败程度。而且朱元璋的北伐路线是直插元帝国的心脏，在获得山东、河南两大前沿阵地后，便向元大都（北京）发起了进攻。待蒙古人北撤之后，明军把守住了燕山关口，接下来开始了内部的扫荡与统一。
明朝的版图变迁
虽然朱元璋是在南京发家，但想必他也认识到了完成统一的幸运加成，随着统一局面形成后，也产生了全局性的行政管理和中央辐射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北元势力仍旧威胁北方边境，南京作为帝都，军事指挥的线路过长，边防效率不高，所以也就萌发了迁都的想法。
朱棣的选择与父亲、哥哥有所不同
- 朱元璋的不欲劳民、朱标的战略眼光
“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祀灶文》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监察御史胡子祺向朱元璋上书说“据百二河山之险，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形胜所在，莫如关中。”这是继隋唐之后，大一统王朝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关中，朱元璋随即令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这也在无形中创立了巡抚制度的雏形。
关中、洛阳、南京、北京的地貌一览
朱标一行不仅仅是在关中查勘，他回京的路线经过了洛阳、开封，查看了北方地区另外两个古都，这有可能是朱标的个人行为，所以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探讨，那就是朱标如果没有去世，明朝的首都是否会迁往洛阳或者开封呢？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有答案的，那就是洛阳的可能性最大。当宋朝的大一统局面形成时，宋太祖也有了迁都的想法，只不过与朱元璋不同，赵匡胤更在乎的是帝都的安全问题。
因为开封地处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守，北方的游牧民族占据着燕云十六州，南下的威胁一直是太祖的心病，黄河上游冰封期时，游牧民族的铁骑甚至不需要船只就能渡河，这就是赵匡胤所说的"形势涣散，防维为难"。只不过迁都计划尚未形成，宋太祖就已经离开人世，后继者最终是用钱买来了百余年的和平。
地貌上可以看出燕云丢失后对开封的影响
而洛阳的军事防卫功能就不言而喻了，尤其是关中经过数百年的风雨之后，资源的供给能力已经远超负荷，再也无力支撑庞大帝国的需求。明朝对西域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关中几乎成了“边疆”，所以洛阳更加接近帝国的中心。
隋炀帝和武则天都进行了迁都洛阳的尝试，只不过他们“动机不纯”，除了统治需求以外，更多的是试图摆脱关陇集团的政治影响。虽然二者的构想最终未能长久，但大运河使洛阳的生机远远超过关中，也注定了中原片区的繁荣会一直持续到明清。
隋唐时期运河带来的繁华东都
这段论述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明太祖是希望从南方迁都北方的，只是未能成形，但这个大方向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而朱标与朱棣之间，选择上是会有差异的，但朱标仁心宽厚，或许会像父亲一样“不欲劳民”，休养生息；而朱棣迁都展现了魄力，且符合战略需求，但选择北京是带有私心的，这个私心是娘胎里带的，即明朝的“塞王镇边”制度。
明朝的九塞
先前说到了南京作为全国的军事指挥中心，对于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备鞭长莫及，军事指令以及动员、反应稍显迟钝。在没有迁都的背景下，朱元璋效仿“尊王攘夷”的先列，以九塞亲王镇边守卫，各自享受一定的军政、财政自主权，为大明王朝守卫北方边疆。朱元璋相信，只要是朱家的血脉，就一定会团结一心，不会变成春秋时期的诸侯一样。
朱棣的迁都逻辑
可当朱允炆上台后大力削藩，动了叔辈们的核心利益，随之而来的就是塞王的造反。通过造反走上皇位的朱棣，当然明白藩王的危险性，于是顺着建文帝的思路，变换手段，逐一内迁塞王。如朱棣的好战友宁王朱权，洪武时建藩于大宁卫（现内蒙宁城至河北保定一线），永乐时迁于江西南昌府。
朱棣的手段就是将原来“天高皇帝远”的亲戚们，都笼络于眼皮底下，一家人其乐融融，不会生乱，同时没有了镇边的任务，兵权就不需要太多了，做个土财主不好吗？
漠南诸卫分布
塞王内迁解决了内部隐患，那么就产生了一个很现实的需求，那就是谁来镇边？亲戚都靠不住，更不用说将军管辖的漠南诸卫。因此，继续将漠南卫所内迁、裁撤之后，朱棣决定北伐，将蒙古势力驱赶至漠北深处，彻底解决边患问题。
而朱棣五次北伐的前沿基地就是他曾经就藩的北平（北京）。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就以北平作为明王朝的陪都，政治地位陡然提升。如果说这是为了北伐打基础，那么永乐四年开始兴建北平皇宫，就意味着朱棣想要摆脱南京的束缚。这里包含着“龙兴之地”的迷信色彩，也包含着朱棣不受江南官僚“待见”的尴尬处境，更包含了朱棣本人的扩张野心。这种野心可以换一种理解，那就是用丰功伟绩淡化他造反的事实，《永乐大典》与郑和下西洋都有这个因素。
永乐迁都的是与非
- 元明立都北京的优劣对比
在元朝之前，是没有大一统王朝在北京建都的。元朝之所以立都北京，首先是因为北京处于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上，忽必烈的政治意图是构建二元帝国，即能笼络“汗位之争”中站队阿里不哥一边的蒙古王公，又能收拢汉族官僚经略刚征服的汉地。
其次是战略意义上，阿里不哥于1264年投降，忽必烈在蒙古高原上树立起绝对的权威，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具有足够行政辐射的首都。从元朝的版图来看，忽必烈时期的拖雷汗国，以及皇庆年间设立的岭北行省，都与我国南方形成呼应，北京就在南北呼应的中轴线上。从北京向北延伸至蒙古帝国首都和林，再从北京向南延伸至版图边界，二者距离相近，中央朝廷的辐射范围做到了“雨露均沾”。
元朝版图，北京的中心区位
而明朝的版图中，北京已经处于帝国的边缘，处在战略纵深的最前沿，这种“天子守国门”的格局历朝历代都未出现过。这仿佛像是“报复性消费”，为何这么说呢，因为自打石敬瑭认了契丹人当“干爹”，送出了燕云十六州后，北京一带被游牧民族控制了约430年，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攻克元大都后，立即将大批人口内迁，并平毁了元朝宫殿，这里也能看出汉族将领的排异情绪。
元大都复原图
这种“报复性消费”也成就了大明王朝的血性，北京作为前沿基地，不仅支撑了明成祖的五次北伐，也在转攻为守的战略调整后，支撑着明王朝向北推进并构建起“边墙”，也就是明长城。
但明朝以北京为首都的战略缺陷也足够明显，当蒙古人作为防御重点时，它无疑是发挥了最大的战略作用，天子坐镇“前线”的动员效率有如御驾亲征，信息的传达、资源的补给、军队的指挥与控制，都在成祖至英宗时期发挥到了极致。但当蒙古人不再是唯一的“敌人”，明朝对于全国的控制就显得鞭长莫及，这个问题在元朝就已经出现过。
元朝开国之初的战争中，如果说两次远征日本的失败是有海战经验欠缺的原因，那么远征爪哇、越南占婆、安南的失败，就与扩张战线过长有关系。这几次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忽必烈一朝的财政进入捉襟见肘的状态，所以元朝从头至尾的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娘胎里带的”。
这个先天性疾病还表现在元大都的粮食供应上。自从魏晋以后，我国古代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就走向了不同的轨道，南宋更是稳固了南方的经济地位。所以华北平原的粮食物资供给完全不足以支撑元大都的需求，因此元大都的粮食供应很大程度上依靠“南粮北运”。
元朝南粮北运的河运、海运路线
元朝初期的粮食运输主要依靠大运河的内河航道，但久而久之，大运河的维护费用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元朝廷最终是放弃了河道的治理，通过海运向大都补给物资。
当元末的起义军纷纷占领了东部沿海区域，元朝再也无法获得南方的物资补给，再随着黄河决堤带来的破坏，北方的粮食物资已经无法支撑朝廷与军队的正常运转，所以说元朝的灭亡是“内伤”过重。
粮食物资问题只是一个具体的表现，战略失衡才是“病根”。元朝定都北京，表面上做到了南北呼应、“雨露均沾”，但这个策略本身就是失衡的。因为蒙古高原上需要元朝廷投入的精力并不大，反而是中原至长江流域，乃至江南的高度文明地区，需要更多的“关注”，否则就会脱离帝国的管控。
事实也是如此，南方割据势力纷纷建立后，元朝廷根本无法控制，以至于朱元璋一家独大之后，颠覆了蒙古人的统治。
但蒙古人的朝廷设在北京，南方势力打过来，他们还有岭北行省可以退守，而永乐迁都至北京后，则是放弃了往北收缩的战略空间，只保留了东、西、南三个方向的收缩。所以元朝产生的问题，明朝也都要面对，而且比元朝的处境更加困难。
画中的大运河
比如粮食与物资，明朝同样需要南方供养北京，但从洪武时期开始，明朝就严禁海运，永乐时期为了战争需求放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毅然决然的执行了海上禁运政策。所以大运河就成为物资转运的重要途径，这就成为明朝政府的一大定向开支，明朝廷每年要花费巨额财政来维护这条效率并不高的“经济命脉”。
从战略上讲，当蒙古不再是明朝唯一的“敌人”后，北京所处的位置就极为尴尬了。首先是所谓的“天子守国门”，说出来很有骨气，但这更像是战略失效的“遮羞布”。明朝确实是在北京抵挡住了外敌的入侵，但也是在北京陷落后迅速崩盘。永乐迁都从一开始就把帝国的核心暴露在一线，以帝都来承受第一轮的打击，也是兵锋最盛的一轮打击。
北京保卫战上的于谦剧照
这个结果就是勤王兵马需要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往北京汇集，直接打乱了国内的军事部署。道理很简单，也就是象棋中的“丢军保帅”，不管各地兵马身兼什么样的任务，都必须放弃手中的一切事物，向北京进发。
- 从明末形式看永乐迁都的战略后遗症
上述弱点一直被后金政权利用，当明朝内部镇压农民起义即将掀起高潮时，后金军队总会“及时”的出现在北京城下。正在镇压农民军的优秀将领都会紧绷神经，立刻向北京聚集，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都是如此。
后金突袭北京、勤王兵马的线路
当时的农民军也掌握了一个有效的策略，这个策略就是长途游走式的破坏活动。这是参照了唐末黄巢的模板，在帝国处于危机时期，并不需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而是以运动战的形式打击帝国的薄弱环节，这些薄弱环节往往就是行政中心鞭长莫及的地方。
以这样的方式能够以战养战，打一个地方劫掠一番就行了，从而避免建立根据地后得不到补给。也能够牵着中央朝廷的鼻子走，直到拖垮帝国的财政或者行政。
李自成的起义路线
李自成是将这个策略发挥到极致的一位农民军领袖，他曾经将陕西的洪承畴引诱出关，被追到豫南信阳一带，然后立刻分散成几支小队人马，按照洪承畴出关追击的路线原路返回，突破潼关进入陕西。此后又在关中、汉中、四川，牵着洪承畴遛了两圈，最终是孙传庭、曹变蛟等人层层设伏才将李自成赶往深山。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反应了明朝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力衰减，很难在各地形成统一的政令，形成有效的地方阻截。唐末的黄巢起义也是如此，藩镇相比较明朝的地方更难以驾驭。
杨嗣昌剧照
所以崇祯皇帝才将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作为剿匪总纲领，目的就是应对地方“失控”以后，农民军打游击的战术。
此纲领是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主战场，称四正，此战场以攻为主；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外围战场，称六隅。也就是想把全国农民军困在陕西、河南、湖广地区，缩小农民军的流窜范围。
李自成剧照
“四正”就是明朝当时最重视，且最具控制力的区域，明朝廷设立的五省总督、五省总理，所控范围大致与这个区域相符，这就是北京辐射范围内，最具有军事指挥效能的区域。而对“六隅”的掌控能力就显得鞭长莫及，所以李自成突破陕西之后，能在四川连战连捷，攻下38座城池。
而当这个策略即将进入收官阶段时，后金的军队再次兵临北京城下，各地镇压农民军的军队纷纷向北京集结，为农民军死灰复燃埋下了祸根。所以“天子守国门”带来的后果就是C位当作“坦克”使，主动权掌握在后金的手里。
“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幽州赋》
北京本来是一个地理位置绝佳的地方，单看山川地势的分布，它是一个战略要地。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帝国的版图适合不适合定都北京。
北京的地貌
元清两朝可以说是奠定我国现有版图的关键王朝，在元朝、清朝时期，北京以北还有很大一块区域属于中央王朝的管辖，但在这两个朝代以外，北京以北或是中原王朝的藩属，或是与中原王朝对立，所以北京附近才会修建起长城。
明朝就是占据了北京，却没有占据北京以北的广阔土地。当明宣宗放弃开平等三卫后，长城以外再无明军据点，令北京暴露了两翼，也失去了战略纵深，所以北京也可以算作明朝的边疆。
北魏版图
一个王朝如果将都城定在边疆，那么它必须适时的做出调整，北魏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北魏建国的初期，一直以平成（大同）为都城，这符合对北方柔然、夏国等势力作战的军事需求。而当北方统一之后，北魏的军事重心转移至南朝，所以北魏孝文帝将都城迁移至洛阳，这就为北魏进军南朝缩短了一千多里的战线，并加强了对南方疆土的控制。
明朝的后继者们并没有随着北伐战略的停滞，而选择向南迁都，他们继续呆在明成祖打造的豪华宫殿内，即使是交趾脱离明朝版图，也未能唤醒统治者对首都战略地位的认知。
关宁防线的功效降低
当后金与蒙古人达成统一战线后，关宁防线已经丧失了一半的防御功能，后金能够借道蒙古，翻越长城后直插帝国的心脏。而且由于距离较近，后金军队直击要害的速度之快，使明朝的反应、动员能力大打折扣， 袁崇焕当年“追了几条街”也只是望尘莫及。当帝都陷入危机，一切军事部署和生产秩序皆被打乱，更何况是屡次陷入危机呢？
永乐迁都的初衷是北伐战略，而且明成祖是希望将领土继续向北扩张的。但当卫拉特人代替了黄金家族的雄心壮志，以“土木堡之战”打破了明成祖当年的梦想，也就意味着明朝再无可能继续朱棣的宏图伟业。而此时还拿着C位当坦克，以帝国的心脏直面边疆的敌人，无疑是“拿生命开玩笑”。明成祖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五脏齐全”中枢班底，或许就是为了弥补北京战略纵深的短板。而崇祯皇帝在南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时，李自成的农民军逐渐切断了通往南京的道路，也就使陪都失去了战略纵深的意义。所以永乐迁都富有足够的战略幻想，而明朝的后继者们一层不变的倔强，将活棋下成了死棋。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明夷待访录》、《北直方舆纪要》、《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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