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短短數十載，要經歷許多的事情。在這樣一個物慾橫流的社會，衡量一個人的標準有三個方面：一個是權，一個是錢，一個是名。
我們每個人都在為這些所謂的功名利祿所努力，細想起來最讓自己開心的莫過於美好的愛情、幸福的婚姻。
對於愛情，對於婚姻，我們都有不同的期待。熱戀的人渴求進入婚姻，修成正果；結婚的人期待，兩人的感情蜜度不減。每個人都在築造屬於自己的幸福婚姻，熟不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卻成為了婚姻的隱形殺手。
遭遇過這種包辦婚姻的人不在少數，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上，曾有一位著名學者的婚姻同樣毀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一傳統習俗，而這個人他就是胡適。
胡適與妻子江冬秀結婚後因三觀不合，無共同語言，面臨了離婚的窘境。當胡適為這段無愛的婚姻痛苦不已時，他提出離婚，然而他沒想到那個溫順的妻子拿刀以殺死兒子為藉口來威脅他，最終對這場婚姻在胡適的妥協裡繼續維持。
封建社會的包辦婚姻，讓男婚女嫁失去了自主性，也讓無數婚姻遭遇了苦難，本該是幸福的婚姻成了人們的包袱。
1、母親之命不可違，甘心為愛我者屈
1917年7月10日，26歲的胡適留學歸來，回國當晚給母親寫了第一封信，13年未見，最想見的人是母親。母親馮順弟16歲嫁入胡家，父親胡鐵花比母親大30歲，可惜父親天不假年，五十出頭變撒手人寰。當時母親才23歲，便把胡適帶回老家。胡適的兄弟姐妹比她的母親年齡都大，大哥愛吸食鴉片把家敗光了，母親重親操持這個家很不容易。
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母親撫養他的艱難他看在眼裡，對母親的養育之恩從心底感戴。在封建社會孝道以倫理觀念的薰陶，胡適即便受西方文化至深的思想裡，也有一塊不能開墾的封建處女之地，也許這是他對盡孝的虔誠吧。母親很早為胡適訂下了一樁婚事，是江村望族的大戶人家，其女江冬秀雖出身書香門第，但卻是個大字不識幾個的小腳女人。
在母親的催促下，1917年12月30日胡適與江冬秀在老家成婚。此時的胡適正在北京宣傳新文化運動，再次讓他沉浸在封建陳禮舊俗中，難免有些難過。他做出了反傳統的舉動，舉行了“文明婚禮”。這讓他既隨了母親的心意，又給足了自己面子。
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馬上成為社會談資，一個是滿腹經綸的學者，一個是沒什麼文化的小腳女人，不乏惋惜和嘆息。在和文人朋友的交流中，他流露出心中的真實想法:我們表現的夫妻恩愛都是給母親看的，為了母親的面子。當時連陳獨秀都拍桌子讓他一定要離婚，說他們不配。胡適在日記中解釋到:“這個大家都誤解了，我跟江冬秀的婚姻，我不但沒有受損，而得到大好處。這個大好處就是社會對他的一致讚揚。”他愛面子，總是維持自己作為國學大師的聖人地位，即使他痛恨這場婚姻，他選擇自我說服，達到自我欺瞞的境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現代人很難理解過去的婚姻觀，結婚貌似給父母娶媳婦，是為了伺候婆婆，傳宗接代。
有一次母親聽說胡適在美國找了新老婆，就急忙給他寫信，表達內心的不安。胡適立馬回信:“兒對兒之婚事並無一毫怨望之意……”。現在看來一個接受西方先進思想的人，卻選擇一個同自己三觀不合，毫無共同語言的人作為自己的終身伴侶，顯得有些荒唐。
2、雖三觀不合，卻贏得細水長流
早在留學期間，胡適與江冬秀曾書信往來，照片往來，他曾為江冬秀寫了一首白話詩:“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最後兩句耐人尋味，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我情願選擇不自由，這表達了自己的心跡。也許生活在中國，留學美國，又處在近現代，是胡適的幸運，他有中國新時代士大夫儒雅的氣息。
他沒有戾氣，充滿柔和，無論對待婚姻、家庭、朋友，都有謙謙君子的作風。
胡適與江冬秀的三觀不合，生活枯燥無味，卻一直扮演演著“恩愛”夫妻，他的隱忍也受到好友的讚揚與好評，他的好面子也讓他在感情上做出自我犧牲。
1923年胡適曾提出與妻子離婚，妻子以殺死兒子為藉口，威脅胡適，之後胡適再也不敢提出離婚，江冬秀的潑辣也成為當時流傳的一個笑話，以至於胡適之後的婚外情都被妻子的大棒政策及時遏制，嚇得胡適寒蟬若禁。江冬秀並不是沒有可取之處，一個小腳女人與一個文人風雨同行，顯得異常艱難。婚後，江冬秀曾勸胡適不要走政治道路，好好研究學問，從側面也說明江冬秀愛的深沉，不求大富大貴，只求一生相伴，胡適對江冬秀的規勸心生愧疚，感覺愧對老妻，這一舉動讓他覺得妻子是個識大體的女人。
有時候愧疚是一種救贖，但也是一種負擔。
胡適的婚姻雖有些悲壯，但胡適也是一個幸運兒，正是這樣一個背後的小腳女人，死心踏地為他“相夫教子”，一心一意為他服務，照顧他的思路生活，支持他的事業。這場婚姻中江冬秀沒有得到胡適全心全意的愛，但她優於千萬女性的幸運是做了大文人胡適的妻子。
人生的幸是愛上了一個人相許終生，人生的不幸是你愛的人不愛你，愛上一個不愛你的人，是痛苦也是幸福。
3、煙霞洞中遇真情，過“神仙眷侶”般生活
一直關心國內政事的胡適，留學期間常與友人書信交流，在友人的引薦下，他認識了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並結下一輩子的友誼。這些朋友也常勸他跳出婚姻的怪圈，自由戀愛。
1922年底，胡適身體出現一些狀況，每夜失眠難以入睡，12月便向北大告假一年。不久趁去上海參加學術的機會，選擇南下療養。正是這段旅行成就了他的戀情，在杭州療養期間，胡適的表妹曹佩聲跑來看他，此時的曹佩聲正走在離婚邊緣，處在感情低谷。兩人便心生曖昧，做起了“神仙眷侶”，在西湖邊體驗了一場浪漫。
在合適的時間遇見對的人，是一種幸福，也是一個人的不幸。
曹佩聲離開杭州後，胡適一回上海便寫一首《西湖》的情詩送曹佩聲。回上海一個月胡適又返回杭州，在西湖旁煙霞洞租了房子，曹佩聲得知這個消息也趕來照顧胡適。
1923年6月8日到10月5日胡適經歷了他一生中從未經歷過得“神仙生活”。人與人相聚終有一別，離別的凌晨，胡適難以入睡，寫下哀婉的日記:“睡醒時，殘月在天，正照在我的頭上，時已三點了，這是在煙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今當離別，月又來照我，自此一別，不知何日再繼續這三個月的煙霞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過屋角，不禁黯然神傷。”
胡適自身受感性和想象的衝動大於理性的影響，他有沉溺的弱點，這段戀情讓他鼓起勇氣提出離婚，但江冬秀對胡適一絲一毫的背叛都毫無遷就。妻子的潑辣霸道，讓他們的愛情沒有結局，胡適太瞭解自己妻子的個性，怕丟面子，選擇理性對待這場婚姻。
4、遠隔太平洋的愛戀，卻只是紅顏知己
1910年胡適考取第二次庚子賠款留學生決定去美國，在美國遇見了一個叫韋連司的姑娘。韋連司出身望族，祖父是銀行家，父親是教授。其實帶領胡適走進西方文化學習西方文化的關鍵人物之一就是她，韋連司身上新女性的風範吸引了他，早在精神上有了思想上的碰撞，思想上的交流讓他倆相戀。
他們曾討論過家庭、自由、婚姻，韋連司向胡適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個人見解與父母矛盾應該容忍遷就還是我行我素。”胡適回答道:“我於家庭之事則應從於東方，於國家社會政治之見解則從於西方”。也就表明婚姻問題不能違抗母親的意願。
當孝子與情人不能兩全時，浸淫東方文化的胡適選擇了歷史的沉重負荷，這是一種殉道的悲哀，兩人的感情最終發乎情止於禮。
胡適少年得志，風度翩翩，溫文爾雅，他一生中出軌的女人不僅限於此，但理性在胡適的天平上是非常重要的。正是這種理性讓我們看到胡適自私的一面，他在感情上懂得拿捏輕重，懂得收放自如，無論是與曹佩聲的感情還是同韋連司的感情，都是自己投入太少，收的太快。
他不敢正視自己的感情問題，每當發現這些女人深陷其中無法自拔時，他卻全然而退。也許他尋找的不是精神上的靈魂伴侶，而是一時的浪漫與刺激。雖說他曾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思想，表面上裹著新思想的外衣，內心卻受封建思想的禁錮，或許在感情上糊塗了一把吧。
而今現代人的婚姻觀也發生了轉變，不再僅限於搭夥過日子，人們對情感生活的要求越來越高，既需要滿足物質要求，同時也追求感情的幸福指數，這樣的婚姻觀增加了出軌率、離婚率。
“相親”一直是社會的熱門話題，房產、汽車、容貌都在明碼標價，從古至今，擇偶標準還是無法逃脫“門當戶對”的禁錮，這是現實，也是社會常態。“門當戶對”是同一個階層，同一個朋友圈，他們有共同的興趣、愛好、共同語言，更方便交流溝通，這是良好婚姻關係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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