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上海滩打老虎始末

1948年8月，顶着“太子”光环的蒋经国磨拳霍霍，在上海发誓，要狠狠打掉几只

1948年的中国，正是混乱之秋：

尽管抗战胜利已经三年，但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国民党却接连挫败：由于滥发纸币以弥补军费等巨额财政赤字，造成全国恶性通货膨胀，国统区物价几乎全线失控，相比1937年，1948年的物价已经上涨了600多万倍，当时上海一石米价已达1800万元，许多公务员和教师，每天的工资，仅仅只够买四五副油条，以致号称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普通人民却整日食不果腹，沦落在饥寒交迫边缘。

面对国统区危亡在即的局势，急得如热锅蚂蚁的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奇招：

8月19日，蒋介石对外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主要内容是宣布以新发行的货币金圆券，取代法币，兑换数额为1元金圆券折合300万元法币；

1948年，蒋经国接受父亲蒋介石任命，前往上海推行币制管制。

法令并且要求，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应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否则将一律没收并予以惩处；最后，便是强行规定各地的物价，必须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平，不得超过这一天的价格，对于囤积居奇的奸商，将予以严惩。

强迫老百姓交出毕生积蓄的金银和外汇，以换取一张张轻飘飘的新纸币；并且强行希望限制物价，以稳定即将崩溃的经济——从一开始，蒋介石就想得很美好。

为此，国民政府特地设立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执行经济改革；而负责全国经济龙头上海区改革管制任务的，名义上的老大，是原民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但实际上的话事人，却是俞鸿钧的助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2

当时38岁的蒋经国对上海，有一种熟悉的迷离感。

1922年，只有12岁的蒋经国在上海入读万竹小学，在上海读了三年书后，1925年，年仅15岁的蒋经国转赴苏联留学，后来他被苏联扣为人质，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才得以回国。

眼下，肩负父亲蒋介石改革重任的蒋经国再次来到上海，在蒋经国看来，经济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问题，而如果学习苏联式的革命运动进行强力镇压，一定可以搞定这一切，在日记中他写道：

“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38岁的蒋经国，以为革命和政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在苏联见识过斯大林的狂暴革命运动的蒋经国，知道经济动荡的背后，是人心的丧失，但他太过简单地以为：

革命和政治运动，可以解决一切经济上的难题。

所以，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刚到上海，便发表了一封名为《上海向何处去？》的告上海人民书，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

从一开始，蒋经国就以为，只要打倒了“老虎”，进行强势的革命和镇压，经济就能Hold得住了。

3

人心，是挽救危亡的根本基础。

蒋经国自然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到达上海不久，蒋经国便以自己在抗战时期治理江西赣南的班底，组建起了一支达12000多人的

“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

他甚至借用北宋范仲淹推行改革的名言说：“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表示自己对于囤积居奇的豪门富商将毫不留情镇压：

“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

“打倒豪门资本”；

“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

1948年上海学生游行，高喊“打倒奸商”。

蒋经国说这些话的背景是，当时，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

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从1937年到1945年8月，民国的物价上涨了2000多倍；在1937年，当时100元法币可以买到2头黄牛，然而到了抗战结束的1945年，只能买到2个鸡蛋；而到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来到上海时，100元法币，只能买到0.002416两大米了（每斤16两）。

为应付疯狂飞涨的物价，早在1947年2月16日，国民政府就宣布了一次限价，要求将当时的工资都冻结在1947年1月的水平上，并规定了例如大米、棉花和燃料等某些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价，然而限价措施很快失败。

蒋经国在上海组织的反通胀游行。

对于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陷入的这种悲哀境地，早在1947年3月，《观察》杂志的创始人储安平就指出了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日益失望和愤恨：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

如今，国民政府再次推行限价措施；并希望以新发行的新货币金圆券，来取代已经泛滥失控的法币，蒋介石，能成功吗？

4

作为万众瞩目的“太子”哥，蒋经国当然希望经济管制成功。

1948年8月2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

对此，他对12000多名“大上海青年服务队”说，对于那些抵制金圆券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只打老虎，不打苍蝇”。

8月23日，就在蒋经国抵达上海的第四天，金圆券正式在上海发行，迫于蒋经国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以及手下12000多人的检举揭发，害怕被投入监狱或者手中金银被“违者没收”的老百姓，只得将手中的金银及外汇纷纷拿到银行兑换金圆券，对于当时的情况，上海《大公报》报道说，各个银行收兑工作都非常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金圆券）。”

1948年，民众被忽悠用金银兑换金圆券，一度还引起骚乱。

对于老百姓，蒋经国的号召是要求人们将金银和外汇兑换成金圆券；对于政界和商人，蒋经国则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打虎”：

蒋经国在1948年所打的“老虎”，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老虎”，是政府中滥权渎职的公务员：其中最先被蒋经国拿来开刀的，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陶启明由于利用金圆券改革进行内线交易，谋利达80亿元法币，而被蒋经国下令在上海公审判处七年徒刑；另外，私套外汇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更是被判处死刑。

蒋经国打的第二种老虎，则是一些官商勾结，或是出身黑社会帮派的不法奸商：

对此，蒋经国先是召见了上海的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胁迫他们交出金银外汇。对此，煤炭大王、火柴大王

然而，绝大部分的商人在蒋经国看来，显然是“不老实的”，9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昨晚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

9月3日，上海滩一大帮“老虎”纷纷被抓：这其中就包括声名显赫的荣氏家族头号人物荣鸿元，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另外，上海滩黑帮大佬杜月笙的门生，以囤积稻米发财的万墨林也被逮捕；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则以投机炒作、囤积居奇、股市非法交易等罪名被捕，随后被判刑八个月；

而对于奸商和帮派“老虎”，在蒋经国的干预下，上海特别刑事法庭更是以从事“黑市买卖、扰乱金融、贪污舞弊”等罪名，判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死刑，并将行刑画面公诸于众以震慑“群虎”。

1948年，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左二）及其他被告在上海法院受审。

在蒋经国二十多天的狂暴打击下，上海的物价开始稳定下来，对此，1948年9月11日刊发的英文报纸《华北日报》指出：

“过去三个星期的经验，让老百姓觉得现况有了改变，生出了相当的希望。”对此，有的人私底下称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更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而蒋介石对于蒋经国“打虎”的雷厉风行也非常赞赏，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荣）鸿元，与杜月笙之子拿办，移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为民之事，只有牺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顾忌，惟天父必能尽察也。”

1948年9月7日，在听取蒋经国到南京的当面汇报时，蒋介石更是听得眉开眼笑：“兴奋非常”。

5

尽管“打虎”看似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然而第三种“老虎”，却是蒋经国难以“啃下”的。

面对自己的儿子、门生纷纷被抓，作为上海滩黑帮大佬的杜月笙，也对蒋经国进行了“逼宫”：

1948年9月下旬，蒋经国在上海召开工商业巨头开会，除了客气表示众人对金圆券币制改革的支持外，蒋经国突然话锋一转说：

“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物资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

就在这当口上，杜月笙开始了反击：

“犬子（杜）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

上海黑帮大佬杜月笙，逼宫蒋经国“打虎”，曲线救子。

听到这里，蒋经国不由得一愣，因为他知道，被杜月笙指为上海最大投机“老虎”的扬子公司，其董事长和总经理，正是他名义上的表弟：宋美龄的姐姐宋霭龄与前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

对于这样一位重量级的皇亲国戚，蒋经国当场表示：

“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送走杜月笙后，蒋经国马上派出专人前往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突击查访，并查封了扬子公司囤积私藏的大量“颜料、西药、凡士林、油墨、香烟、玻璃、电木、钢铁”等物资，然而，对于是否抓捕孔令侃，蒋经国却难以下定决心。

在蒋经国“打虎”之前，孔令侃名下的扬子公司，就由于在1947年大量骗取外汇而引起国内舆论的广泛谴责和强烈憎恶，然而由于孔令侃的特殊身世，各界人士只能是敢怒不敢言，此次蒋经国“打虎”查封扬子公司的囤积物资，上海滩内的各方人士，自然眼盯盯地看着蒋经国的下一步动作。

但孔令侃并非吃素的，很快，他就搬来了救兵：姨妈宋美龄。

6

为了解救被蒋经国视为眼中钉的“大老虎”、外甥孔令侃，宋美龄立刻亲赴上海斡旋解救。

蒋经国的亲信贾亦斌回忆说，1948年10月初，宋美龄抵达上海后，马上将蒋经国、孔令侃约到位处上海永嘉路的孔宅面谈，企图缓和两人的关系。

宋美龄当时劝说道：“你们是表兄弟，我们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对孔令侃说：“希望你顾全大局！”孔令侃则大吼大叫说：“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

最后两人大吵起来，蒋经国临走时说：“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令侃则回答说：“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

看到蒋经国与孔令侃已经闹翻，宋美龄被气得脸色煞白，随后马上急电蒋介石，要他赶紧南下上海解决“家事”。

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合影。

当时，辽沈战役已经爆发，东北形势岌岌可危，1948年10月8日上午，当天上午还在北平与傅作义等将领研究东北作战计划的蒋介石，在听了夫人宋美龄的紧急怒吼后，竟然中断“军国大事”，让傅作义代为主持军事会议，然后自己急匆匆搭乘专机赶回了上海。

对此，傅作义极为不满，对人说：

“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

10月8日当晚，蒋介石到达上海后，立马与宋美龄进行了“月下谈心”；10月9日清晨，蒋介石接见蒋经国，此后，此先仍然持要严肃查处孔令侃和扬子公司的蒋经国，最终软了下去，而到了10月12日，孔令侃不仅人没事，没被抓，甚至跟着宋美龄一起，穿着“黑色西装、神态怡然”地拜见了姨丈蒋介石。

显然，孔令侃没事了。

在孔令侃看来，即使他确实就是上海滩最大的“老虎”，但眼下有姨妈宋美龄和姨丈蒋介石罩着，那个软蛋表哥蒋经国，也拿他不了怎么样。

事实，也确实如此。

7

“打虎”一度轰轰烈烈的蒋经国，哑炮了。

对此，上海《大众夜报》仗义执言，发表了社评《请蒋督导为政府立信，为人民请命》：

“轰动一时的沪上豪门大囤积案似有烟消云散之势，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对政府的一点信仰之幼芽，恐将因此而连根拔去·····豪门资本家···在国内藉其政治上特殊的关系，经营一切戕贼民生之买卖····人所共知，其中最著名者为孔氏豪门·····政府究竟是要豪门呢？还是要人民？将此处决定。”

上海“打虎”期间对违法人员的公开处决。

民间对此舆论四起，蒋经国亲信贾亦斌后来回忆说，他就此直接问蒋经国：“孔令侃案办不办？”

但蒋经国却假装没听见，不回答。贾亦斌于是又问：“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蒋经国便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说完便不再吭声。

又过了几天，贾亦斌又跟蒋经国提问说：“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

自从宋美龄、蒋介石介入孔令侃案后，情绪本来就不好的蒋经国，突然将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嚷道：“孔令侃又没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这时，本来对蒋经国怀着深厚期望的贾亦斌突然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愤怒和失望，贾亦斌回忆说，当着蒋经国的面，他重重地将拳头砸在桌子上说：

“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

1948年9月，操纵金融、投机倒把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蒋经国下令处决。

对此，蒋经国也非常痛苦，1948年10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扬子公司的案件，未能彻底处理····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甚大····今日在精神上收到极严重的压迫，未安睡。”

对于孔令侃案的被包庇，一些立法委员也愤怒地进行了声讨，10月3日，就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举行的时局谈话会上，有立法委员就愤怒地表示：

“人事破坏法统，贪污无法惩办。如宋子文套购外汇，扬子公司的囤积嫌疑，至今也莫奈何。其次，例如豪门问题，至今没有办法。试问现在政府的权贵哪个不是豪门？哪个不是老虎？号称打虎的蒋经国，又有什么办法！”

8

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运动，起势凶猛，但败得也快。

孔令侃逍遥法外，在缴纳了一笔“罚款”后便远赴香港；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最终也在交了一笔保释金后被释放；老虎安然自在，而自诩为“武松”的蒋经国，却不得不退场了：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宣布辞去上海督导员的职务，在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

“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凄惨。”

然而比“打虎”失败更为惨烈的，是蒋经国所主持的上海金圆券改革的彻底失败。

在蒋经国看来，他以为金圆券改革，是可以通过一场狂风暴雨的“打虎”运动和革命镇压来解决的，然而，他完全忽略了经济规律以及当时中国的整体大势：

尽管上海的物价起初被蒋经国强势压制下去，然而国内其他地方的物价却仍然在疯狂飙涨，由于上海物价被人为故意压低，因此外地物资都不愿意运入上海；而上海本地则出现了买不到大米等基本生活物资问题，在此情况下，到了10月31日，国民政府被迫放弃了限价政策，当天，上海大米价格，马上就从每石（约合60.453公斤）20元金圆券，飙涨到了2000元金圆券，价格暴涨百倍之多。

金圆券改革后上海经济更加混乱，市民在愤怒中抗议。

11月1日，蒋经国在无奈之中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

此后，国民政府像泛滥印刷法币一样，又开始滥发金圆券，由此导致金圆券也开始疯狂贬值，而上海的大米价格，也从1948年8月的每石20元，飙涨到了1949年5月的每石3亿元。

物价彻底失控。

所谓“打虎”，所谓币制改革，最终都成了痴人说梦。

在败退上海之后，蒋经国很长一段时间，经常借酒消愁、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他的亲信贾亦斌去看他，发现蒋经国在烧文件和请柬，贾亦斌就问他，“你烧请柬干什么？”蒋经国只是近乎绝望的喃喃地说：

“亡国了，还请什么客？”

而当初无数听信了蒋经国和南京国民政府，将手中的金银和外汇统统换回了金圆券的普通市民，毕生的财富很快便化为乌有，对此，当时《观察》杂志创始人兼主编储安平说：

“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戡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

1949年，国民党军队败退上海。

最终，通过金圆券改革强行兑换、掠夺民脂民膏的国民政府，在全国一共掠夺到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此后，这笔巨款被悉数运到台湾，最终成为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使得国民党政府度过了在台湾最为艰难的时期。

然而，那些孤苦无依、毕生财富尽丧的普通国民，又该向谁哭诉？

说起来，从来都是只闻“老虎”笑，哪见人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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