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生活，觀照現實，他的作品獨樹一幟；目標明確，嚴格自律，他的成功絕非偶然。本期《可凡傾聽》，走近導演毛衛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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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毛衛寧考入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也就是編劇專業。不過他很早就明確了自己的目標，那就是當一名導演。為了這個理想，大學畢業後他甚至不惜放棄回到北京或是留在上海的機會，甘願分配到四川工作。
曹可凡：你覺得從編劇到導演的這種跨界，是輕而易舉的，還是說這個跨界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的？我覺得這個是隔行如隔山。
毛衛寧：因為我當時考上海戲劇學院的時候，戲劇學院導演系是沒有本科班的，只有進修班。我讀了戲文系以後，我一年級就寫了個電影劇本，叫《小雨中的回憶》，是寫一個女主角入學以後，就喜歡上一個高年級的男生，然後整個片子寫他們戀愛，各種各樣戀愛。然後片子結尾是，這個男孩子畢業了，她去跟他告別，這個男孩子根本不認識她，因為整個都是她想象的。所以這個故事像一個意識流，因為那個時候（上世紀）80年代，我們受西方現代文學影響比較大，我就寫了個意識流的電影劇本。結果這個劇本就被黃建新導演看中，這是黃建新導演的第一部作品。
曹可凡：真的啊？
毛衛寧：對。黃建新導演正好在電影學院讀導演系進修班，他的畢業作品就選中了它，就在南京拍的。我那時候一年級，我就被要求去跟組修改，因為我是編劇。我就在這個劇組待了一個月。那個時候因為他們是實習片，指導老師是王心語教授。他們每天是白天拍完了，晚上就要坐在那兒開始討論，這個劇本，這場戲，明天要拍這場戲，今天拍的哪些，是怎麼拍的，有什麼問題。明天拍的，來，黃建新導演，你說說。他就會畫分鏡頭，然後導師就會告訴他，這個不好，那個不好，這個劇本哪點你沒有拍出來，它是這樣一種拍攝方法。所以這個戲拍完以後，我就覺得，（當）導演好，導演才能夠完整地體現出你的創作意圖。
曹可凡：對。
毛衛寧：我從那個時候就決定我要做導演，實際上就是一年級，我突然意識到我應該做導演，而不是學編劇。但是我不能改行，我不能轉系，我依然讀著戲文系，一直學著編劇，但是我就一直在自己作導演方面的儲備。
我大學的同班同學後來畢業留校了，他後來是我們戲劇學院圖書館的館長。他就告訴我，他說我們查了一下，當時我們學校圖書館裡面，大概有1700冊跟影視方面有關的書，只有1700冊，你是唯一一個把這1700冊全讀完的，因為借書卡上有你的名字，我四年時間把這個全讀完了。曹可凡：厲害。
毛衛寧：所以我畢業的時候，我就自己找錢，和同學，自己寫了個劇本，自己找錢，自己當製片主任，現在叫製片人，自己導，就完成了一部作品。結果這個作品中央臺還播了，一個學生的實習作品，中央電視臺播出了。那麼就更堅定了我要做導演的這個信念，所以我四年級，我畢業的時候，我就分到了四川電視臺。我就要求，我說我只希望，我來了做導演。因為當時我們班同學都想留在北京、上海，我說我有一個條件，我願意去（四川）。
曹可凡：就是做導演。
毛衛寧：對，我要做導演。我就分到了四川電視臺，我就做了導演。我在四川電視臺做導演的第一部戲，攝影是王小列，男主角是張國立。因為我（成為）導演以前的工作，我都在戲劇學院完成了，這個當中我還自費去過一個劇組實習過。就是到了二年級的暑假，我剛才講那個黃建新導演是一年級的暑假，我四個暑假都沒有回過家。二年級的暑假，我就想去一個劇組看一下，但沒有關係，當時學校有一個女演員，正好到湖南去拍一個戲，電影，到瀟湘電影製片廠拍一個電影。我說你能不能介紹我到這個劇組去實習？她說我說一說吧。我還從學校開了介紹信，我就去了。那個時候是製片主任說了算，我說我不要錢。這肯定是沒有錢，問題是吃住誰負責？我說我自己負責。但是你要知道，這個吃住自己負責，在一個劇組裡是不現實的。我們會去一個很偏遠的地方，拍戲了，到中午人家放飯了，沒有我的。我就在旁邊溜達，周圍沒地方吃，你只能餓著。到了晚上，回到駐地你才能去找吃的。住，我也沒有錢住。我就在這個劇組看，到處看，總有人不在，只要不在我就去那兒，完全是這樣一種方式。終於有一天要拍大場面，所有人都回來了，我沒有地方去。我就在招待所的前臺，坐在那兒，跟服務員聊天。服務員說你好睡覺了，不，我還不困，我要跟你聊聊。沒地方去，一直聊到早晨，大家要出發了，我趕緊出去跑一圈。別人出來了，一看我感覺是鍛練回來了，好，說出發了。這是為什麼？我就想留在這個劇組，我就一定要知道，拍戲是怎麼拍的。後來當時這個劇組的副導演是劉淼淼導演，他說小毛，你這樣不行，太吃苦了，我在這個組待了一個月。他說我給你介紹一個戲吧，他說湖南電視臺正好要拍一個電視劇，籌備一個電視劇，我介紹你到那兒去看看，那是不是條件會好一點，我就去了。我就去見了這個導演，我說您要拍一個什麼戲？他說我要拍一個寫家庭倫理道德的，他只是一個概念。我那時候19歲，沒有談過戀愛，但是人家要拍一個家庭劇。當時我就說，我是戲文系的，我來寫。你先看，我寫出來的東西你要滿意，你們就用；不滿意，我一分錢不要，但是你要給我提供一個住的地方，給我提供一個招待所。我就去圖書館翻，突然就看到一個新聞，一對夫妻離婚，沒有房子住，所以被迫還住在一起，但是各談各的戀愛。有這麼一個社會新聞，我突然從裡面發現了戲劇性。就叫《月有陰晴圓缺》，就寫了這麼一個戲。就完全根據這個（新聞），上下集，我就用了一個星期，根據這個寫了一個電視劇本。通過了，拍了。我說我就一個要求，我可以不要稿費，但是我要名正言順到這個劇組來。其實我應該說從那以後到今天，我自己沒寫過一個劇本，我是戲文系畢業的，我再也沒有寫過一個劇本。
曹可凡：再也沒寫過？
毛衛寧：再也沒寫過劇本，但是我認為，我學了四年編劇，對我做導演有非常大的好處。就是一個導演，他一定要有文化。我年輕的時候特別擔心，因為我自己覺得我是個學編劇出身的導演，技術是我的弱點，我沒有受過專業訓練，我不像電影學院的。所以每部戲我重點都放在技術上。慢慢我就養成了對技術特別有興趣，特別要去研究它，特別要去做，所以這個是完全矯枉過正的一個做法。但是我覺得，其實一個導演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他靠的不是技術，靠的是思想和文化，靠的是對一個題材的把握，靠的是你對生活的一種提煉。包括我對劇本的判斷，當然我也會給編劇提供一些我的建議，從我的角度。很多我合作的編劇就覺得，有一點是特別好的，就是我所有提的想法和建議，都是可操作的。
曹可凡：對。
毛衛寧：就是我既能夠提出來這個問題在哪兒，我又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就不像有些導演比較天馬行空，他提的一些意見別人沒法去改。
曹可凡：很難操作。
毛衛寧：導演其實有個特別大的，跟編劇最重要的區別，就是你要跟所有人打交道。你必須有非常強大的溝通能力、組織能力，各個方面的能力。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靠人本身的性格。所以我的性格還是天生適合於做導演。
電視劇導演通常都是幕後英雄。觀眾對於毛衛寧這個名字的認知，基本上始於2015年那部轟動一時的“爆款”電視劇《平凡的世界》。這部戲的走紅頗有點出人意料，因為它既沒有流量明星，也缺乏時尚元素，由於是農村題材，難免還有些“土裡土氣”。可它偏偏就火了，以至於在年輕一代中掀起一陣閱讀路遙小說原著的熱潮。人們也開始關注毛衛寧，發現這位導演的戲路頗有些與眾不同。
曹可凡：你有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這麼多年來一直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而且當大家都在迷戀宮鬥劇，迷戀玄幻劇的時候，你依然是走著一條你認為是正確的道路。因此才有了《平凡的世界》，我覺得是你前期那麼多戲的積累的一個總爆發。是你多少年來的這種追求，你的美學追求、你的文學追求的一個結果。
毛衛寧：您剛才說得特別好。它最有價值的是在我們做這個戲的時候，2014年，我接到這個戲是2014年。大概中國的影視界從2012、
2013年開始，到去年吧，這四五年是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飛速市場化的時期，是一個非常浮躁的時候，那個時候指導我們拍戲的原則是，你是不是IP，你有多少流量？是這樣一種情況下。所以在那個情況下要拍《平凡的世界》，嚴格地說，是一個特別不合時宜的舉動。曹可凡：人家甚至覺得毛衛寧這人是不是有點怪，什麼年代了，你還在拍那個題材？
毛衛寧：對，而且大家就覺得，這個放哪兒播？誰看？我認為那個階段被過度市場化給衝擊了，大家覺得沒有人去看現實主義了。但是其實我認為真正好的，我覺得我們不能放棄，其實我們的觀眾並沒有迷失，是我們的從業人員發生了迷失。我們的觀眾是，你不給他拍，他看什麼？你只要拍得好，就一定會有人看。實際上我一直強調，其實不是特別說一個片子一定是哪一個類型，你才能夠成功，不是。拍什麼很重要，但是怎麼拍更重要。我們的觀眾就像吃自助餐一樣，他總有喜歡吃這個的，喜歡吃那個的。但是不管是哪種菜，你都得好吃是前提，你不好吃，你再流行，比方這一陣子大家流行吃火鍋。但是你要僅僅就是個火鍋，你沒有做好，它一樣會被這個市場淘汰。核心問題還是我們沒有出現現實主義的好作品。所以我們堅持拍，最後達到的結果是，它受到了觀眾的歡迎，而且甚至很多年輕觀眾的歡迎。它說明我們的觀眾是需要的，我們沒有去做，對不對？反過來講，別的類型，我不排斥，我做上海電視節評委會
主席，我們把海外電視劇大獎給了美國的一部穿越劇，我們依然給了它大獎。那麼我們《平凡的世界》，其實是作為現實主義作品，在當時一種喧囂的情況下，我們立起來了，所以影響了後面一大批現實主義作品的出現。當時是這樣，如果《平凡的世界》失敗了的話，我猜想可能現實主義題材還會受幾年打壓，大家還看不到曙光。實際上據我所知，當時很多戲在等著《平凡的世界》的播出結果，來決定上不上檔。曹可凡：這是一個風向標。
毛衛寧：對。
曹可凡：我發現其實你這麼多年拍戲，很少用那些所謂的流量擔當的演員，像王雷當時是一個特別年輕的演員，也沒什麼流量，也沒什麼知名度，可是您一氣兒（跟他）合作了多少戲，六個還是八個？
毛衛寧：七部戲。王雷，他是一個代表，我們說王雷，其實是在說一大批像王雷這樣的年輕演員，畢業於戲劇學院，他在北京人藝舞臺上演過很多話劇，他是靠作品說話的一個演員。對他的每個人物，他都有研究，都要去全力以赴地投入。但是，當我跟他合作的時候，我們的市場不是這樣，經紀公司可能會要求他要去走流量的路線，要讓他去做很多綜藝，要讓他去做很多這種跟流量有關的活動。我始終認為，我對演員的職業要求是有一個傳統的想法，就像為什麼美國好萊塢，這麼多演員，他們的收入比中國這些流量演員高得多，為什麼美國觀眾不恨他們，對他們沒有其它說法？是因為他們只做演員。人家保持了他職業的神秘性，你要看我，到電影院裡面去看，你只能在那兒看到我。所以觀眾願意花這個錢去看他，演員還是要保持你相對的神秘性，你是要通過你的角色讓觀眾記住你。我們有很多耳熟能詳的名字，你我都知道，但是他演過什麼你不知道，你提不出來。但他怎麼讓你知道的呢？所以這是一個不正常（現象），他們不能夠叫演員。所以我對王雷，當時是覺得，他不應該，如果作為這樣一個好苗子，他不應該去走那樣一個流量的路線。那麼反過來，你就得給他提供（機會），對不對？所以我就說，起碼我先儘量能夠有合適他的角色讓他來演，儘量能夠讓他在塑造人物的道路上，不斷有突破。包括《老中醫》裡面，他雖然客串的這個人物，（戲）非常少，但是非常有意思。
曹可凡：很精彩。
毛衛寧：他是在塑造人物，實際上一個演員把塑造人物作為最重要的一個功課來做，我們的演員就應該是這樣子。
童年時代的毛衛寧酷愛看電影，曾經的夢想就是做一個能天天看戲的人。如今的他，成了一個天天拍戲的人。無數觀眾看著他拍的戲，在他所締造的光影世界中忘我投入，與劇中人同喜同悲。作為導演，何其幸福。
曹可凡：從你現在這個年齡上來說，應該說是進入一個黃金期，或者進入一個創作的成熟期，你對自己有沒有一個未來短期的，或者是長期的規劃？
毛衛寧：首先我特別感謝一位老師，就是周傳基先生，他兩年前已經去世了。因為周傳基先生，我給他做過兩年助教，我受他影響很大。他當時就跟我講，他說做導演，我統計過，比如《卡薩布蘭卡》的導演，你知道這是他多少部作品？我說我不知道。這是他第121部作品。他說好萊塢的導演，一生當中平均要拍80部電影，所以導演首先要有量。你先別管好不好，你先要拍出那麼多東西來，叫“吃片子”，你才知道你要怎麼去提高。我當時畢業是23歲，我今年是56歲，正好過去三個十年。
曹可凡：我們倆同年，差兩週。
毛衛寧：對。我就像他（周傳基）所說的這樣，我真的用了十年時間，在我23歲到33歲這十年當中，我拍了無數各種各樣的東西，有電視劇、有紀錄片、有錄像帶。影像的東西我什麼都拍，拍了大量的，我拍了十年。之後，我才有權利去選擇，我覺得
我大概積累了一些經驗。33歲之後到43歲，這些年我開始降低了我拍戲的數量，我開始挑選一些我能夠表達自己的作品。在這個期間，我就拍了像《誓言無聲》這樣的作品。那麼再之後，比如到我今天，現在，我覺得你所說的黃金期，我覺得作為一個導演，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反正我是覺得我從體力上有點捉襟見肘了，因為導演，可能我這個導演你也知道，我是天天要在現場。而且我要求所有人都不準遲到，那我就不能遲到。所以我的一個戲，我從開始籌備一直到後期做完，我必須要盯完，所以我是以一個手工藝人的形式做導演，太累了。還是累，體力上還是累。嚴格地說，我拍過很多很苦的戲，《十送紅軍》（走遍）半個中國，《平凡的世界》，在陝北，好幾個月。《愛情的邊疆》，俄羅斯就去了三個城市，零下30度，黑河。我現在很難作一個這麼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我原來55歲就想退休，現在可能到60歲以前吧，有我感興趣的（片子）。比如說，現在我就特別想拍一部寫上海的東西，因為我現在搬到上海去住，我太太也是個上海人，我現在也有一些上海的題材，包括《繁花》我也很有興趣，包括王小鷹的《長街行》等等這些，我特別希望拍一個很地道的，寫上海的一個作品，像《圍城》這樣的東西。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大家就說了，上海這個東西特別不好表現，完全沉浸在上海的導演可能拍不出來，完全不瞭解上海的導演也拍不出來，就得我這種。曹可凡：若即若離。
毛衛寧：若即若離，我是一個上海女婿，我又在上海讀的書，我現在又在上海工作，但我又長時間在上海以外的地方生活，所以我覺得，這是我要表達的一個題材的想法。另外一個就是，我現在主要精力是放在培養我團隊的年輕導演，我做監製，我團隊的人去拍，我就會感覺到，他們很多表達方式跟我是不一樣的。一開始我挺反對，我經常壓制他們的想法，後來我發現，其實我是錯的，因為他們有他們的表現方法，他有他的受眾面，而且年輕人可以喜歡《平凡的世界》，喜歡《老中醫》，但是他也一定有他更喜歡的，我們所不瞭解的東西。所以這部分也需要年輕的創作者來體現，因此從我的角度來講，我可能未來一段時間裡面，我會花出比較多的精力，來培養這些年輕導演。
曹可凡：我們也期待導演能夠拍出更多很有意思的作品，也期待跟您再合作。
毛衛寧：對，這句話是我想說的，我一定會希望你能夠在我的每部作品當中，都留下你的印章。
曹可凡：必須，我們說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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