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2009年伊始，互聯網浪潮席捲而來，文字數碼化、書籍圖像化、閱讀網絡化等發展，深刻地影響著文藝乃至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互聯網深刻影響著傳統文學、戲劇、電影乃至電視等各個領域。我們請大家跟隨我們的鏡頭，走近一部又一部經典作品，來感受一個時代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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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改革開放遇到互聯網浪潮，帶來的是思想解放和多元發展。歌手轉型演員，演員轉型導演，作家轉型導演等，隨著市場的開放，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走出舒適區，展現更為豐富的表達。2017年，吳京執導的電影《戰狼2》點燃了觀眾的愛國熱情，引發了觀影熱潮，創下近57億元的票房奇蹟，至今仍佔據國產電影票房總榜首位；2015和2018年，陳思誠編劇執導一連兩部《唐人街探案》，第二部更創下了33.9億元高票房；與此同時，作為導演和主演的柳雲龍也在沉寂了近十年後重回公眾視線，2017年，電視劇《風箏》再次顯露出他在諜戰劇領域的深厚功力。凡此種種，時代稱他們為“演而優則導”。
陳思誠：演員轉型導演的，我認為有兩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先天條件。第一個是節奏感，因為正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表演其實就是節奏的藝術，所以我認為很多優秀的演員轉型當導演的導演，比如像姜文、像徐崢導演，包括像剛剛大家都比較認同的吳京導演，包括早期的周星弛導演，他們都是節奏感很好，他們的電影，因為張弛有道。還有一點可能就是他們更善於控制表演，包括跟演員的溝通。
柳雲龍：他（導演）最大的優勢，我覺得他可以把各種造型，聲音的造型、形象的造型、美術的造型、影像的造型，全部具體化，傳達給每一個部門。反正好不好，我喊停了，可以了。我演的時候，好不好，不好的時候，我演著演著，停，再來一次，不行。自己喊停，可以再要求一遍。他們一旦我喊完了停以後，就不能再要求了，或者說我可以給你這一遍，但是之後我還是要用你上一遍，這是一個不同之處。還有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可能標準是我定的，最後我也是作為突破標準或者去夠這個標準的一分子。有些時候就是要求你得特別冷靜、特別客觀。
吳京：如果說張鑫炎導演是教我怎麼做人，做一個尊重電影的一個演員，尊重自己職業道德的一個演員的話，袁和平導演就是教我如何去尊重自己的職業和專業。拍《太極宗師》，20集，我們拍了五個半月，現在是50集拍兩個月，這種態度還有嗎？袁和平導演，天熱成那樣，鐵皮房子曬成這樣，穿一個短褲，在這兒琢磨這個事情，這個鏡頭怎麼擺、這個鏡頭怎麼弄，一干就是十幾個小時。啊，收工了？那種狀態，吳京，還有勁嗎？有勁，繼續拍。所以你想袁和平導演對於我的這種影響在哪兒？如果你過不了自己這一關，你就不能過。所以就是說，現在大家才開始意識到以內容為王的時候，當年老人家已經在灌輸我這種意識，以內容為王，過不去不能過，起碼你要達到一定的標準，堅持於自己的內容。
多元化的發展，除了身份的蛻變以外，還有搭乘上更好的平臺，比如“自媒體”這趟特快列車。人們用自媒體來記錄生活、表達自我，實現了一種全新的溝通交流模式。顯然，姚晨的出名是快節奏的。自2009年9月1日率先開通微博後，姚晨就憑藉她特有的親和力和接近性，贏得了微博網友的喜愛和追捧。那個時候，姚晨是中國首位被冠以“微博女王”稱號的藝人。
姚晨：我覺得微博還是拓寬了我的視角。它讓我也瞭解了這個世界，也瞭解了自己。
曹可凡：我特別想知道，當你的微博（粉絲數）過了十萬，過了一百萬，過了一千萬，我們就找這三個節點，心裡是怎麼想的？
姚晨：十萬（粉絲數）的時候我給忘了，但是我記得過一百萬（粉絲數）的時候，我還是挺，突然間有點小惶恐。我覺得像進入了一個巨大的廣場。就是我記得過百萬（粉絲數）的時候，我開始寫微博寫得特別拘束，我不知道該寫什麼。到一千萬（粉絲數）的時候，這個困惑已經沒有了，完全已經對我來講，那個數字可能對別人來講是有震撼力，對我來講完全是沒有感覺。
除了姚晨，另一位在互聯網上攪出大動靜的，是自稱“獨上閣樓”的人。2011年5月10日11點42分，“獨上閣樓”在弄堂網上開貼，開始講述《繁花》的故事。這一部以滿紙滬語描寫上海市民生活的長篇小說始於互聯網論壇，發表於《收穫》雜誌，引爆了圖書市場，進而震動了中國文壇。小說《繁花》橫掃了中國全媒體的各個獎項，在2015年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一位沉寂多年的《上海文學》的編輯為何突然爆發，揮筆怒放？《繁花》究竟如何盛開？
金宇澄：因為這個小說是在網上寫的，這和一個常規的人面壁寫作有一個不同的地方，我把它說成是一種非常奢侈的寫作，因為你無時無刻都會得到讀者的反饋。比如說我寫到蓓蒂有一個紹興阿婆，我在網上原來寫她在1965年就死了。（帖子）底下就有一個人說，這個老太太那麼有意思，怎麼這麼早就死了？我記下來，我覺得這個意見是對的，所以後來在小說改成單行本給《收穫》發表的時候，我就讓她活到1966年，結果和蓓蒂一起變成魚走掉了。但是呢，《繁花》裡面，我們現在讀到第一章開始，那種擠在一起，一來一去說話的樣子，是我在網上大概寫了一個禮拜突然出現的一個段落，寫的時候底下就有人出來說，求求你，三千字一大塊，我看得眼睛都疼了，是不是可以讓你分個段？我就不理他。不理他以後，有一天他自己替我分段，每人一句話，分一行貼上去，我也不理他。我覺得這是我找到的一種敘事的方式，一個作者一輩子可能都找不到一個他發現的辦法。你如果不注意，它真的就像一條黃鱔一樣溜走了，我一定要捏住它牢牢不放，而且要加重它的樣子。這是一個辨識度。所以我說的這些互動，真的是對你有一個促進的作用。這就像陳丹青的比喻，就像上海小朋友馬路上翻跟斗，旁邊的人叫好，他就翻個不停，沒人看的話，他是不可能的。
相比於多少個日夜守候在電腦前與讀者約會的作家金宇澄，歌手李宇春嚐到的則是另一種暢快淋漓。作為“超級女聲”全國總冠軍，她的歌唱事業基本以每年一張新專輯的速度穩步推進。但從2009年起，李宇春又多了一個新身份，那就是電影演員。在電影《十月圍城》中，激烈的武打戲是她的銀幕首秀。
李宇春：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演戲。在接到這樣的邀請的時候，其實在之前接到過很多邀請，但是因為我說我不會演戲，我會拖累您的作品，所以可能導演嚇跑了。但是跟陳可辛導演，包括陳德森導演，我覺得有這樣一個信任度，做了這個事情。在武術的方面，前期我大概有訓練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覺得非常痛苦。因為我的手腳，我覺得比較僵硬，在到這個不小的年紀再去壓筋、壓腿，我覺得非常痛苦。
曹可凡：你每天都壓筋壓腿嗎？
李宇春：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每天武行的老師陪著我練習。對於我來講，一個不會用技術去演戲的人，她就只能真槍實彈地打。所以別人只是到這個點，打的時候就停住了，可是我就真的打下去，所以整個會瘀青。
演員演得好不好，導演最有話語權。在電影圈子裡，陳凱歌導演可是出了名的調教演員的好手。
陳凱歌：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導演，你是唯一一個能夠把演員帶進他們世界的人。如果你自己都糊塗著，你指望演員有超強的創作、塑造人物的能力，能夠自己走進這個世界，幾乎不可能。
說起陳凱歌，在2017年末，他攜奇幻電影《妖貓傳》殺入第五代、第六代以及新生代導演群雄混戰的電影市場，在票房、獎項方面獲得了不俗的表現。《妖貓傳》是具有少年情懷和詩人氣質的陳凱歌，以心中的大唐抒發自己理念訴求的作品。是作為第五代導演的代表，在現代電影工業體系下的一次特別的個人表達，成為一個具有商業電影投資的藝術電影創作。
陳凱歌：我一直在想，我們中國人憑什麼自稱是中國人？難道就是因為頭髮和眼睛的顏色嗎？難道就是因為我們的膚色嗎？不是。這個民族曾經創造過非常非常燦爛的文化。所以我自己就想有沒有這樣一個機會，用電影這種手段來表現一下我們曾經有過的輝煌。我們那個，人人都想做詩人，人人都想做自己的個人表達，人人都讚賞美也懂得美的那樣一個時代。
賈樟柯：我覺得第五代導演首先他們是我們這一代導演的啟蒙者，從電影史的角度，客觀來說，我覺得他們是天才的一代。比如說我個人看《黃土地》，看到了兩個東西，一個是現實生活，它拍得那樣真實，更重要的是，原來我們的生活裡面還有詩意，我覺得它是讓我看到了電影的一種豐富的可能性。我覺得就是這種非常重要的一種啟蒙的作用。
陳思誠：我們這代人的看片量是非常大的，超過其他的。所以還有一個是這一代人的思考，或者他對這個東西的角度，因為這代人首先他們自己是觀眾，他們首先是觀眾，他們可能就會跟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導演，或者上世紀六十年代後的導演會有一些區別，那些導演可能創作更自我，而這些人是更接近市場的一代人，他們可能創作很多東西是先從市場的角度去出發和考慮，然後再考慮創作，這是完全不同的思維。
吳京：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拍《戰狼》這種題材的原因，現在的電影觀眾是哪個年紀？90後、95後，他們關注的古裝題材是什麼？玄幻的、愛情的，這種東西。而古裝武俠武打片，還有市場嗎？我不知道。但是武俠片會失傳嗎？我覺得不會，永遠不會。它會有一個輪迴的。
一個輪迴讓中國電影導演的組成群體變得前所未有的多元，有科班出身的，有演員或其他行當跨界的，還有歌手、作家、主持人。他們以自己獨特的視角掌舵中國電影的市場方向，把具有中國特色的大銀幕塗抹得絢麗多姿。在這一方銀幕背後，不同代的電影導演正以不同的方式探索中國電影的可能性和未來。
陳凱歌：我自己始終認為電影這個事情是一個手藝活，它是需要一定的技能。但是才華這個東西是和真心相互交換得來的。一直都講這個話，因此我不可能拍得快，因為我沒那麼聰明。我可以說一年拍三部，然後這個我就覺得有點兒，現在不是有一句話叫不忘初心嗎，這個跟初心就違背了，我只能慢慢來，直到我自己說我弄不動了，那是另外一回事。這樣的話我也覺得，為什麼今天我用“求佈施的和尚”來形容自己？其實我就是靜靜地在那兒，這個世界在我面前走過。有些東西是要學的，我自己認為電影語言、風格樣式的變化，十年一輪，你得跟得上趟兒。
賈樟柯：像我是27歲拍第一部電影，那時候太年輕了，剛拍電影的時候，基本上對時間沒有概念，因為生活是新鮮的，但是到拍《山河故人》的時候，我44歲，到拍《江湖兒女》的時候，我47歲。我覺得到了這個年齡，突然掌握了一個新的系統。我覺得這就是時間的魔力，而電影恰好也是特別擅長處理時間的這樣一個藝術。
陳思誠：我總覺得電影不能只有娛樂化，在娛樂的同時，如果能再有一點點對人的溫暖，人性的溫暖，甚至反思，有一點點影響，我覺得都可以。
吳京：所以我現在其實無論是《戰狼》還是其它的任何電影，都是處在一個積累的過程，畢竟我是武術出身、功夫出身，我還要回歸於功夫市場。這些東西都是我在探索這條路的積累過程之中。
曹可凡：所以你內心是不是還存在一個…
吳京：武俠夢。
曹可凡：對，我相信你一定會有。
吳京：有的。我希望嘗試一下，把我們現有的中國重工業，所謂的電影重工業推一下，顯露一下。不挑戰一下中國所謂的重工業，你永遠沒有辦法向國外的重工業去進行發聲、挑戰，先讓它發聲，不足的，我們再學習、再進步。所以我是一個以炮灰的心態，殺出一條血路的人。
吳京憑藉《戰狼2》殺出了一條血路。影片中的冷鋒形象可以說是符合了商業類型片和主旋律電影的雙重標準，激發了廣大年輕人的愛國熱情，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埋下了一份英雄情結，這種影響力是深遠的，甚至會決定他們未來的選擇。正如兩位從小愛看戰爭片的電視劇導演柳雲龍和毛衛寧，一位因2017年電視劇《風箏》而一飛沖天，加冕了“諜戰之王”的頭銜。另一位則透過《平凡的世界》大放光彩、圈粉無數。
毛衛寧：在我小的時候，可能我就會迷戀去看這樣一些戰爭影片，看一些反特片。所以它確實影響了我對創作風格的選擇。那時候的中國電影給我們看的這些東西，影響了我們成長以後的選擇。所以說今天我們為什麼要比較強烈地呼籲電視劇的風格類型要多樣化，就是要讓我們今天的觀眾，在他們這個時候，感受的東西應該是豐富多彩的，不能是單一化的，這其實是一種營養，這對我們來講是一種營養。
柳雲龍：因為我覺得好的作品是可以影響一個民族的，就像我們過去看了很多戰爭片一樣，看完了以後我們是熱血沸騰，那個時候想的就是如果再有一次這樣的事，我們是責無旁貸的，我們是第一個要去堵槍眼、第一個要去炸碉堡的。那是年輕時候的想法，現在我們如果有這樣優秀的文化產品出現，那真的使我們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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