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4月10日，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經突破160萬人。
全球疫情數據，截止北京時間2020年4月10日 數據來源：今日頭條
此次新冠肺炎是人類面臨的第一個冠狀病毒大流行，整個人類根本承受不起哪怕5%的人口因為新冠肺炎住進醫院。
面對不斷攀升的死亡人數，人們在問，這場災難什麼時候才能徹底結束，我們該怎麼辦？
3月18日，在廣州市政府新聞辦舉行第46場疫情防控新聞通氣會上，鍾南山院士表示：目前沒有特效藥，但已經找到一些方法。
當人們把希望寄希望於研發渺茫的“特效藥”情況下，似乎只有群體免疫這一個辦法。
那麼，什麼是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實際上是指人或動物群體中的很大比例獲得免疫力（通常由預防接種方式獲得），使得其他沒有免疫力的個體因此受到保護而不被傳染。此前讓人們獲得「群體免疫」最常用的方法是打疫苗。但疫苗需要經歷多輪臨床試驗，驗證安全且有效才能上市，副作用較少，致死率很低。”
事實上，如果群體中有70%—80%的人有抵抗力，就不會發生大規模的爆發流行。
4月5日，英國專家再次建議“群體免疫”
今年二月伊始，英國提出了所謂“群體免疫”（放縱疫情傳播）思路，國內的中文媒體斷章取義認定了英國政府採用了這種不負責任的政策。
這條斷章取義的新聞也著實讓很多人上當，如果英國真的採用了“群體免疫”政策。根據計算，英國全國人口中的60%（將近四千萬人）染上疾病後才可能產生對新冠肺炎病毒的群體免疫，而這個防疫辦法的副作用也非常明顯，估計會導致幾十萬人口死亡。
帕特里克·瓦倫斯勳爵
這當然不是英國政府採取的防疫政策，事實上，提出“群體免疫”這一思路的是帕特里克·瓦倫斯勳爵，並不是英國政府。
這條消息經過英國天空新聞網（英國“震驚體”媒體）的渲染，成為了廣為傳播的假新聞。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更是遭到了嚴重誤讀，完全脫離了最初語境。
3月14日，針對認為政府使用“群體免疫”作為抗疫政策的批評，英國健康管理和社會關懷部門回應：
“群體免疫不是我們的抗疫政策之一，這只是一場疫情的副產品。我們的目標是救治生命、保護弱者，並減少國民健康體系的壓力。”
那麼，如何能讓整個英國社會安全獲得真正的“群體免疫”呢？
答案只有一種方法——疫苗。
而研製一款真正有效的疫苗卻是非常艱難的一項工作。
“糖丸爺爺”顧方舟
1955年，江蘇南通爆發了一種“怪病”，當時全市1600多人突然癱瘓，其中大多為兒童，死亡人數達到了466人，死亡率達到30%。
這種傳染病的病症，起初和感冒一樣，並不會讓父母感到危險的迫近。可一旦發病，孩子的腿腳手臂就無法動彈，患者病情嚴重就可因呼吸麻痺而死亡。
這就是俗稱“小兒麻痺症”的脊髓灰質炎。
脊髓灰質炎後遺症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每年報告的脊髓灰質炎病例達20，000—43，000例，導致了大量兒童殘疾。
當時病毒迅速蔓延到了青島、上海、濟寧、南寧等地。因為生病的主要是7歲以下的孩子，面對30%的高死亡率（即便僥倖活下來，也可能伴隨終身殘疾），一度引起了社會的恐慌。
顧方舟1951年留蘇學習期間留影
同年，29歲的顧方舟畢業回國，正趕上這次脊髓灰質炎的爆發，他知道只有儘快研究出疫苗，就能挽救更多孩子的未來。
1957年，31歲的顧方舟臨危受命，在昆明遠郊的山洞裡建立了實驗室，開始了脊髓灰質炎研究工作。
第二年，顧方舟從患者糞便中分離出了脊髓灰質炎病毒併成功定型，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學依據。
當時國際上存在“死”、減毒“活”疫苗兩種技術路線。死疫苗最為穩妥，而且比較成熟，缺點就是成本昂貴，而且效果不好。
而減毒活疫苗除了個人免疫，還能在人群中形成“免疫屏障”，且能大大削減成本。但是減毒活疫苗的安全性誰也不敢打包票，而顧方舟認為要想消滅脊髓灰質炎，只有走活疫苗路線。
顧方舟與蘇聯同學合影
當得知莫斯科要召開一次國際性的脊灰疫苗學術會議，減毒活疫苗的發明者賽賓也要參加時經，顧方舟立刻申請趕赴莫斯科，後來過導師同意，
顧方舟最終拿到了蘇聯研究所生產的減毒活疫苗以及賽賓原始的活疫苗。回國後，按照顧方舟的計劃，把脊髓灰質炎疫苗分為動物實驗和臨床試驗。臨床試驗又分為Ⅰ、Ⅱ、Ⅲ三期。
在經過動物實驗後，接下來就是臨床一期，而這就要在少數人身上檢驗效果，而受試者必須面對未知的風險。
顧方舟冒著癱瘓的危險，自己第一個“以身試藥”，一週後，他的生命體徵平穩，沒有出現異常。
但這並不表明疫苗就成功了，因為患者大多數是學齡前的兒童，這款疫苗的成功與否關鍵在於兒童實驗能否安全成功。
問題來了，誰會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做試驗？
顧方舟的妻子與兒子
為了儘快驗證疫苗在兒童身上的效果，顧方舟做了人生一個艱難的決定，他瞞著妻子，給自己剛滿月的兒子喂下了疫苗。
顧方舟的行為讓實驗室其他研究人員深受感動，他們也讓自己的孩子參加了這次試驗，在經歷了漫長而又煎熬的一個月後，參與實驗的孩子們一切正常，第一期臨床試驗終於順利通過。
1960年，首批500萬人份的疫苗在全國11個城市推廣開來。
肆虐的疫情開始好轉，面對疫苗貯藏難度和兒童難以下嚥的問題，顧方舟率領團隊繼續研發，終於在1962年，他將疫苗做成了“糖丸”，不僅解決了孩子們不喜歡吃的問題，“糖丸”還比液體疫苗保存期更長。
歷經五年時間，陪伴了數代中國人的“糖丸”終於誕生了 。
每個中國孩子都吃過的“糖丸”
2000年10月，世界衛生組織證明了本土脊髓灰質炎野病毒在我國的傳播已被阻斷可以說脊髓灰質炎在中國徹底消滅了。
研究脊髓灰質炎疫苗，中國人用了5年時間，而徹底消滅脊髓灰質炎，中國人則用了40多年。
由此可見，在以前醫學研究落後的情況下，研發一款疫苗是多麼的艱難。
那麼在醫學科技的快速發展的今天，人類為何不能快速研製出一款安全、可靠的新冠疫苗呢？
現代研發疫苗的過程有難？
事實上，人類的醫學在進步，病毒也跟著在進化；而人類也不可能徹底消滅病毒，只能學會和病毒共生共存。
為什麼在現代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人類還不能快速研製出應對疫情的疫苗呢？
科學就是科學，科學不能隨心所欲讓疫苗研究進程變得“又快又好”，而“又快又好”研製出來的疫苗必定是假冒偽劣產品。
美國CDC官網截圖
按照美國疾控中心（CDC）的標準，一款疫苗研發分為六大階段，分別是：探索階段、臨床前實驗階段、臨床實驗階段、監管審查批准階段、製造階段、質量把控階段。
首先，在探索階段，我們要了解這種疾病並掌握其流行病學特徵和致病機理，並找到能夠預防病毒的抗原蛋白。
但是，現階段人類並不完全知道患者能否痊癒，是什麼使它痊癒，重要的是在患者（治癒後）的血漿中我們能否找到殺死病毒的中和抗體，並依此來設計疫苗。
最絕望的情況下（血漿裡沒有有效的中和抗體），人類為了獲得具有光譜性的中和抗體，則需要在實驗室中設計出專門的蛋白結構。
如果你非常幸運，找到了一個有效的抗原，那就得進行第二步——臨床前研究。
這個階段又細分為三個小階段，包括了疫苗培育與少量製備，以及在動物身上進行的有效性、安全性測試，只有用在小動物身上安全有效，才能進入到第三步——臨床階段。
而臨床過程又要細分為三個階段：Ⅰ、Ⅱ、Ⅲ三期。通俗來說一期檢測有效性，二期檢測安全性，三期檢測廣泛有效性。
這三期走完，最快也要6個月時間。
在美國，如果一家醫藥公司想要研製疫苗，是一件非常費力不討好的事。
為什麼說是費力不討好呢？
非盈利組織(NGO)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Preparedness Innovations, CEPI)計劃資助一系列新冠病毒疫苗研發項目，目標是在2021年至少有3款候選疫苗提交上市申請。
經過CEPI經過評估，如果要實現2021年3款候選疫苗提交上市申請的目標，至少需要約20億美元。
CEPI預計的新冠病毒疫苗投資階段及金額
因為一款新冠病毒疫苗從研發到上市就至少需要3.792億美元，至多需要6.750億美元。
我們把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發時間設定為2020年3月，而疫苗的開發流程最短為10個月，最長則為22個月。
那麼，安全、管用的新冠病毒疫苗至少要等到2021年才能獲批上市。
這已經遠比傳統創新藥的研發上市時間大大縮短了，在美國一款創新藥的研發費用和研發時間大約是：10億美元+10年。
比如在2008年，H5N1型禽流感病毒大流行，GSK(葛蘭素史克)聲稱為了開發禽流感病毒疫苗Prepandrix就花費了20億美元。
再比如2016年的寨卡疫情，得克薩斯大學醫學院參與寨卡疫苗研製的專家表示：“寨卡病毒疫苗可能在2年後進入試驗階段，但最終通過檢驗、投入臨床使用可能還需要10年時間”。
而且研發時間越長就越耗錢，小一點的醫藥公司根本不可能能弄來那麼多錢。
更何況在疫苗研製的前三個步驟中，只要有一點不合格，耗費巨資研製的疫苗就會被淘汰。
比如2006-2015年，美國只有9.6%的藥物從臨床一期活到了被批准上市，其中臨床二期是淘汰率最高的一個階段，有將近70%的藥物都死在了這一關。
如果換成疫苗也只有20%的成功率。
隨著疫情在全球的爆發，據醫藥研究生產商聯合會統計，目前已有至少39個新冠疫苗項目已啟動。
為支持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研發，全球範圍內，不少機構或企業都在助力。
國內，馬雲公益基金會宣佈捐款1億元，用於新冠病毒疫苗研發。其中，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各獲得2000萬元，其餘資金用於支持國內外各頂尖研究機構。
國外，1月31日，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宣佈資助德國生物技術公司CureVacAG約830萬美元，加速研發新冠病毒疫苗。
此外，CEPI還與包括葛蘭素史克（GSK）、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美國藥企Moderna在內的多家企業和研究機構合作，共同進行疫苗研發。
在2月5日，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宣佈，捐贈最高1億美元用於支持全球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後。
近日，比爾·蓋茨在接受採訪時證實，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將投資數十億美元建立新工廠，對7種不同的新型冠狀病毒候選疫苗進行研發。
比爾在接受採訪時稱：雖然這項努力可能會花掉數十億美元資金，甚至最終也沒有找到可行疫苗，但是這是需要人們儘快完成的事情，不能再浪費時間了。
這不是戰爭
儘管人類的精英和頂尖企業都在加速推進新冠病毒疫苗的研製工作，但是，新冠肺炎病毒作為RNA病毒，具有變異速度快的特性。
比如艾滋病就屬於RNA病毒，而艾滋病疫苗人類已經投入了40多億美元，到現在也沒有研製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
艾滋病毒不斷突變進化具有了二十多種亞型。所以，我們必須提前做好心理準備並接受一個事實：一年內人類研製出有效疫苗的概率非常低，如果不能有效防止疫情擴散，那麼這場災難不會終止。
當有人向你拍胸脯保證可以在“幾個月內研製出疫苗”，不管他是誰，他一定是在說謊。
新冠肺炎疫情是不是戰爭，因為戰爭可以投降，病毒拒絕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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